邱雄飞
寺与庙，供奉着“神明”，均为祭祀场所，神圣、庄肃，世人顶礼膜拜，视作仰止、慰心之处，并用“寺庙”这一习惯用语把它们串合在一起。
旧时，龙山一带建了不少寺与庙，录入民国版《镇海县志》的就有8座佛寺（未含慈镇两县交界的佛迹寺）、25座尼庵、1座道观和39座庙宇。我的老家邱王村境内的1座佛寺、3座尼庵和3座庙宇，也名列其中。
我乃一介凡夫，对佛教、道教不求甚解，儒学、禅学也知之甚浅，既少礼佛，又未参禅，只是随缘在佛门、庙殿走走看看，一笑一尘埃，一念一清静。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常寻山问水，探古入幽，走遍了龙山一带尚存的寺院、古庙，其内涵之深邃，历史信息之广泛，突破了我固有的印象，同时也觉寺与庙的属性、渊源、功能、居者等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在地域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研究时，应该有所区分，不可混为一谈。
一
寺与庙的起源、沿革，互不相及。
寺，古为官署名，最早出现在周代。《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汉书》也有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汉时朝廷设置“三公九卿”官职，其相对应的官署称之“三府九寺”，如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等。
东汉永平十年（67年），天竺两位高僧应邀驭白马驮载佛经、佛像，来中国弘法布教，汉明帝刘庄高规格接待，安排他们住于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中。后来，又下诏以寺的形制在洛阳东郊营造一座院落，作为僧人供佛、读经、译经、讲经及起居场所，赐名“白马寺”，这为我国第一处佛教寺院。从此，凡男僧聚居、弘扬佛法的建筑，大多称以寺了。
三国时，东吴大帝孙权诏书立寺，为江南佛寺兴建之始，我市五磊寺也草创于这个时代的赤乌年间（238—250年）。有了官方的背书，佛教传播进入了快车道，各地建寺成风，唐代诗人杜牧写的《江南春》诗中，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描述。唐及五代间，龙山一带及周边的山林中兴建了佛迹寺、香山寺、伏龙寺、洞山寺、正觉寺等寺院，间隔不过五里十里。在佛寺兴起过程中，作为官署称谓的寺不时易名，渐消渐失，于是，寺便成为中国佛教信徒集聚、修行处所的一个专用名词了。此外，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我国后，其信徒穆斯林礼拜真主的场所也称寺，多名“清真”。伊斯兰教在三北一带影响不大，没一处宗教建筑，也少见信徒。
庙，早在夏商时就出现了，原是一个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尔雅·释名》记载，“庙，貌也，先祖形貌在也。”周代时实行“天子七庙制”，其他官员的宗庙按级分等而建，庶人不可立庙只能“祭于寝”。后来，为敕封、追谥圣贤，也设专庙奉祭，以宣扬他们的功德，如始建于春秋时代的“周公祠庙”“孔庙”，以及后来建的一些“张良庙”“诸葛亮祠”“关帝庙”等。
唐宋以后，庙的称号开始从权贵阶层流向民间，涵义也有了新的拓展，一些“神社”也转之为“神庙”；庶人则建宗祠（祠堂），来祭祀本族祖先。清代，浙东一带建庙成风，差不多每个村子都拥有一座奉祀圣贤或神灵的庙宇。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庙社》载：“今之庙，即古之社也。盖神社虽亦属迷信之一，而其起源则与僧寺、道院绝殊，不可不表而出之也。”
综上所述，寺与庙各有出典。早先的寺，非佛而属官，佛教传入之后，才由官署演化成佛寺。庙的起源，与中华孝文化紧密相连，经历了一个由祭祖向祀贤、祀神的转化过程。
二
立庙、建寺的初衷，并非一致。
建佛寺，旨在宣扬佛法。若无佛教，就不可能有佛寺的存在。它所有的展示，都遵循佛教理念，体现佛教精神。同样，道教建筑、伊斯兰教礼拜场所，都是宗教思想传播的一个载体。
佛教旨在开解世人，普渡众生。寺院接收了许多佛门子弟和俗家信徒，教化他们用三世因果来化解人生中的所有问题，告诉他们佛教世界是怎样安排的，教人醒悟。好多进寺院祈祷的人，希望佛祖指点迷津，救赎苦难，以达心愿告成的佛教境界。
立庙，遵循的是中国儒家文化，指望以祖先、圣贤和神灵的力量，实现昭孝崇德、凝聚民心和宁靖安平的目的。
建庙奉祀祖先、圣贤和神灵，是对他们的敬顺、崇拜。一方面，期望人们以前贤的德行为楷模，信守三常五纲，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明嘉靖《镇海县志·坛庙·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以作人心，以弼王化，以职视详，以章淑慝，非区区所命于神也。”道出了先人立庙的目的。另一方面，前人认为天地神灵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祈求它们保社稷、保一方平安。龙山西门外村濒海，早先下海的渔船很多，人们常在汪洋中颠簸，凶吉难卜，就在“下门头”建了一座“娘娘庙”，供上“护海女神”妈祖，求她显灵，以遇险化夷。任家溪先人在村里建了两座庙，祀主均为“石陡龙神”，他们立庙的用意也显而易见，就是想得到龙王爷的庇荫，风调雨顺，消灾除害，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由此可见，立庙、建寺的宗旨有所不同。佛寺，信仰的是佛教，宣扬的是佛法，建寺者主张出世，以“空”为最高境界。神庙，推崇的是儒家，承载的是神治，建庙者主张入世，着眼于现实。人们去寺院，求的是解脱；去庙里，重的是感恩。
三
寺与庙各有体系，互不归属。
旧时许多志书编目上，寺与庙分设。天啓《慈溪县志》中，把庙列入“祀典”条目中，而佛寺归在“寺观（附庵堂）”条目中。民国《镇海县志》目录中，“坛庙”列在卷十三、卷十四，“寺观”排在卷三十六。民国《余姚六仓志》中，也把庙与寺分成“祠庙（卷二十四）”“梵刹（卷二十五）”两个卷目。
佛教建筑，大多以寺、院、庵、塔、窟分类。寺的规模一般大于院，有的初创时称院，盛时额寺，如达蓬山上的佛迹寺，唐时初名佛迹院，宋代改赐佛迹宝岩院额，清光绪六年（1880年）改建后才称现名；灵湖桃花岭下的正觉寺亦为如此，周广顺元年（951年）草创时名回峰院，宋治平二年（1065年）改称正觉寺。有的寺设有分院，如伏龙寺建于伏龙山巅，其山脚处有一座下院，曰“接经禅院”。
佛教寺院也称伽蓝、兰若、丛林、宝刹等，依宗派分为禅寺、教寺、讲寺三类，如当地的伏龙禅寺、正觉禅寺、洞山教寺、香山教寺、五磊讲寺。当地称寺的佛教建筑中，出家人均为男性，统称比丘、和尚。
庵也是佛教场所，为比丘尼（尼姑）出家修行之处。与寺相比，尼庵的数量多，规模小，修行的人也较少。尼庵大多建于寺院和村子周边，也有嵌在民居之中及庙宇一侧的。
按庙里奉供的祀主而论，大致可分宗庙、贤庙、神庙三类，各祀先祖、圣贤、神灵。
庙，也有称祠、殿、宫、堂、阁的，录入民国《镇海县志．坛庙》中的龙山一带的39座庙宇，称庙的29座，称祠的2座，称殿的4座，称宫的3座，称堂的1处。那2座称祠的庙宇都在杨范村，名为“杨承干公祠”“范公祠”，前者祀主为宋孝宗时官殿中侍御史杨正常，后者供的是明州观察推官范达，他们既为族人先祖，又是朝廷良臣，是宗庙，也是贤庙。
宗祠（祠堂）由庙衍化而来，也有称“家庙”的，但其内涵、社会功能与上面所说的庙是有所区别的。庙突出的是“神权”，而祠注重的是“族权”。过去，当地各村大姓都有祠堂，上挂匾额，内供祖像、灵牌，写贴家训、族规，存的是先人集体记忆，写的是本族延续脉胳，尽的是子孙后代孝意，族人在这里祭祖、议事，封建族权、宗法也在这里施威。
民间信仰属泛宗教范畴，庙宇作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展示场所，免不了与宗教有些关联，如佛家、道家和民间都有各自的龙王传说，因此在佛寺、道观、庙宇里都供有它的塑像。道教出于本土，崇仰神仙，与庙交集较深，有的庙宇也祀玉皇大帝、三清道祖等道家圣人，也有道教信徒在庙里活动的事例。庙与佛教也有些关联，如个别的庙也奉供观音等佛界菩萨，偶尔也能见到几个吃素的老婆婆因分不清庙与寺的功能，去庙里进香念佛。
总之，寺是寺，庙是庙，自成一系，各有体制，不可一概而论。寺与庵同为弘扬佛教的地方，但所居的出家人性别不同。庙与祠堂出处相似，但后来被衍化成两个功能各异的场所。
四
寺敬佛，庙尊神，各树各的精神偶像。
寺院里供的菩萨众多，皆为功德无量的佛陀。
我到过江南许多佛寺，发现释伽牟尼、阿弥陀佛、观世音等好些佛祖菩萨的塑像，似乎每座寺院里都有，造型和供处亦大同小异。天王殿正面的佛龛内，趺坐的常为一尊袒胸露腹、笑容可掬的弥勒佛，挂“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之类的楹联；背面立的是妙相庄严、威风凛凛的韦驮菩萨，手握降魔金刚杵；左右各祀两尊落地大王，称“四大天王”，分持琵琶、宝剑、青龙、大伞。大雄宝殿中间莲台上，塑的是释伽牟尼（如来佛）像，两旁立迦叶尊者和阿难尊者像，或骑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白象的普贤菩萨；有的左右两侧还塑罗汉，各为九尊，称以“十八罗汉”；大佛龛背后一般堆塑全壁立体“普陀洛伽山海景图”，中间为手执净瓶、杨枝的观音菩萨浮雕，四周多塑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其他殿堂里，也常能见到伽蓝、地藏、药师等众多佛菩萨塑像，难以穷尽。庵堂规模小，供奉的菩萨也少，多见的为南海观音大士。
庙里祀主俗语中也称“菩萨”，为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传说人物和人格化的自然神灵，因此也有人统称为“神庙”。
我查阅了旧志中有关龙山一带庙宇的资料，也走访了一些老者，发觉当地大多数庙宇的祀主为真名实姓的历代圣贤，如凤浦湖南的岙里庙供奉的是带领千童百工东渡日本的秦代方士徐福；通天岭上下建有两座通天庙，祀主同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石塘山东麓的洋山殿和伏龙山腰的洋山庙，供奉南宋忠烈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邱王村的上下两座梅林庙，塑的都是明代浙江总督胡宗宪和抗倭英雄戚继光的神像。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当地庙宇奉祀的蜀汉精英特别多：有主祀昭烈帝刘备的赤石庙（在龙头场）和安乐庙（在傅家山前），主祀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灵威庙（在凤浦岙），主祀蜀国大将关羽的关帝庙（在筋竹岙）、张飞的跳头庙（在田央湖湾）、赵云的河头庙（在方家河头）、黄忠的百步庙（在黄杨岙），真可谓蜀汉英雄聚会龙山。还有一部分庙宇，主祀的是传说中的神祗，如伏龙山腰的龙王堂、任家溪的灵龙宫和沙湖庙，供奉的都为龙神；西门外村天后宫和龙山所晏公殿的祀主，分别为海神妈祖和水神晏公；龙山所城隍庙，祀的则是城池保护神……此外，过去奉祀土地神、山神等自然神的小庙还有很多，都未列入旧时志书中。
1994版《镇海县志》副主编严水孚先生（1927—2022年）是邻乡澥浦人，他曾对我说，当地的庙依律而建，供奉哪一位祀主，由本村有权有识人士商议而定，也有一些庙宇的祀主是从慈城“清道观”求来的。
括而言之，寺院里供奉的菩萨，皆为佛界人物，来自佛教经典；庙里供奉的菩萨，为本土的精英和神明，源于中华历史和神话、传说。
五
建寺管寺与建庙管庙的人，属性不同。
寺与庙，都有官设、私建之分。龙山一带没有“官寺”，也少“公庙”，除了龙山所的“城隍庙”“晏公殿”和施公山的“东岳庙”外，均为私家所建。
当地的寺院皆由出家人自置。僧人云游四海，筚路蓝缕，忽见某处茂林深篁，藏风聚气，便结茅修行；草创初成，未能完备，靠广化善缘始成殿堂，于是开坛讲法，信众徐来，历经几代才显山露水，扬名遐迩。有一西域梵僧那罗延尊者，涉洋而来，见五磊山峰奇石异，层峦叠翠，便落脚牛角峰巅，风餐露宿，成了五磊寺的开山鼻祖。唐代时，伏龙山还悬海中，仙气飘渺，了尘、马祖道一、鉴诸等禅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凭着佛家弟子对信仰的执着，一年又一年，一代接一代，终使伏龙寺在“浙东名刹”榜中占了一席之地。
佛寺一般设住持（方丈）、监院、典座、寮元、知客、维那、执事等职位，住持（方丈）为一寺之主，其他僧人各司其职，居寺修行。出家之人须经剃度、受戒等佛教仪式，三衣一钵，吃斋念佛，过着远离红尘的寡欲生活。寺院的收支自理，除了出去化缘外，还在佛殿中置“功德箱”和做“水陆道场”，求得些施主的香火钱，同时也安排僧人经管寺田、寺山、菜园，以求自给。早先，寺院资产属该寺僧人所有，解放时统一由当地宗教部门代管；1985年后，一些经批准开放的寺院的财产，仍按旧制。
民间的庙宇，多由当地一个宗族出资、募捐建成，也有几个宗族合建的，产权为出资的宗族所有，各项开支亦由族里承担。土地改革时，庙屋、庙地分别定性为公有房屋和公堂地。
庙设庙董或首事，操控庙里的各项活动；开门关门、上香上烛、清扫院落、接待来客等日常事务，则由庙祝、庙堂娘子承担。庙祝、庙堂娘子虽吃住在庙里，但不是出家之人，不受宗教清规、戒律约束。有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俗语常能听到，有的学者认为此话有点不妥，我也有同感，因为在我们龙山一带，过去庙里是不住和尚的，和尚也管不了庙里的事情，庙与和尚风马牛不相及。
当地大的庙下设若干个“堡”（不同于民国时农村自治组织的“保”）或“柱”，其组成人员称“庙脚子弟”，他们常参与祭祀、巡游和护村活动，带有些团练、乡勇组织的性质。
总之，寺为僧人所建，僧人所管，僧人所有，居者为出家和修行之人。庙为族人所建，族人所管，族人所有，一般不居出家和修行之人。
六
寺与庙的文化生态，也有明显差异。
习经、讲经，是寺院里的常态。出家之人盘腿趺坐，手敲木鱼，口念佛经，早课晚课，虔求佛祖加持；也练字作画，修身养性，了悟世象。寺里举办讲座、论坛，听众有僧人，也有善男信女等俗家信徒，大家静坐法堂，聆听高僧教诲，学些佛家智慧，求得精神皈依。每座佛寺都有“藏经楼”，有佛家也有儒家、道家的经典，不仅僧人可阅，士生也可挂单攻读、讲学，范仲淹、朱熹、王阳明等一些大儒也曾居于寺院研经考史，颇有所得。明代工部司主事、学者华颜为定海灵绪乡施公山（今属龙山镇）人，曾在洞山寺聚徒讲学，还为关合寺院风水的门洞题了“白云封古洞，明月照空山”楹联，数百年来一直为当地文人所传诵。
寺院里不时举办法会，诸如浴佛节法会、清明法会、报恩法会、盂兰盆会、水陆法会及僧人传戒等，其中以水陆法会最为常见。水陆法会俗称“水陆道场”，僧众诵念佛经，为亡灵超度，持续七日七夜，有的甚至四十九天。现代，民间一些信佛的人，家中有亲人去世，也会带着灵牌前去佛寺，为亡者做法事。
庙宇的活力，是通过民俗文化活动展现出来的，似乎与宗教信仰无关。
早先，每到祀主开光及其他朝拜、纪念、庆祝之日，庙堂里会举办祭祀仪式。一些热心人士在祭日的前一天就到庙里，进献供品，点红烛，上高香，通宵达旦；祭日当天，人们集聚庙堂，鼓乐阵阵，香烟袅袅，主祭人诵读祭文，大家顶礼膜拜，感激祀主恩泽，祈求祀主保佑。
庙会，是当地民俗文化中极富特色的一项活动，有“赶庙会”“行庙会”两种形态。每座庙都有自己固定的庙会日期，届时，人们在庙里祭拜祀主，看戏文班子演大戏；本地、外地商贩在庙外路边搭棚设摊，售卖各类生活、生产物品，有的还在现场制售各式糕点、小吃；江湖之人则在附近空地、路街卖艺献技，有演木偶戏、变戏法、练拳头、耍刀棒的，也有测字看相、卜卦算命、拔牙修足、卖狗皮膏药的，还有押铜宝、打牌九、挖花赌钱的；赶来上香、游乐、购物、看戏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曰“赶庙会”。“行庙会”则是请出庙里菩萨出外巡游，其用意为宣示力量和团结，祈求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活动有一庙发起或近地几家庙宇合办，如龙山一带有“龙山所城隍庙会”“晏公殿海神会”“灵龙宫求雨会”“东岳殿大旗会”“上皇古庙药王会”及“东绪十庙迎神赛会”等。巡游队伍自庙里出发，通常由报马、路牌、炮担、旗锣、金鼓、大纛旗为先导，展示古代将帅出征之阵势；接着为鼓船、抬阁、舞龙、舞狮、高跷、莲响、排灯、车子灯、水火流星、杂耍及吹拉弹唱等民间文艺表演队伍，千姿百态；随后的是四抬四扶“菩萨轿”，有旗牌、黄龙伞和铁铳护卫，前拥后簇。游行路上，旌旗翻空，锣鼓喧天，路过村庄时，参游者还要停下来表演一番，各显神通，人们夹道观看，水泄不通。旧时农村文化生活枯燥，一到庙会会期和演戏的日子，田间无人，村坊空巷，男女老少两脚生风，都往庙里赶。
总之，寺院里青灯古佛，晨钟暮鼓，每日里梵呗喃喃，木鱼声声，不闻喧哗之声，不见嬉闹之景，展开的多为佛事活动；庙里不讲经论道，不藏书习文，组织的全是一些民俗活动，聚的是人气，图的是热闹。
七
寺与庙的建筑格局，自有定式。
“山外青山翠满峰，丛林禅院九州同”。我到过宁波保国寺、天童寺、育王寺，杭州灵隐寺，普陀的普济寺、法雨寺，新昌国清寺以及我市五磊寺、金仙寺等江南佛寺，发觉其平面布局、建筑风格上都有相似之处。
佛寺里宫殿式建筑成群，显示了佛的尊贵。山门及天王殿、大雄宝殿（佛殿）、法堂、藏经楼等主要殿宇，大多列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凝重雄倬，通透大气；进与进之间留有一定空间，置放香炉烛台，栽种古树名木。左右两侧建钟楼、鼓楼、伽蓝堂、地藏殿、药师殿、祖师殿等殿堂和方丈室、禅房、客堂、斋堂、寮房、香客寝房、库房等偏房，亦虚亦实，相对相称。有些寺院旁边，还建有佛塔和放生池。20世纪40年代初，伏龙寺有正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等殿堂六十余间和一口水池，也为如此布局，可惜被侵华日军一把大火夷为废墟。
天下名山僧占多。龙山一带的寺院大部分坐落在山巅、山腹、山麓处，也有一些建于大古塘（官路）两侧的平原空旷处。寺内院外，多植银杏、古松、香樟等树木，林茂竹修，绿意随风，宫殿建筑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其外墙大多涂以黄色，视为吉祥和谐。
当地的庙宇多建于村口或村里空地上，其风格也有别于粉墙灰瓦的乡村民居。一些祀山神、土地神等小庙，也有建在深山岙及路旁桥堍等僻处的。
过去，当地的庙宇一般建有头门、大殿及厢房、戏台，规模小于佛寺。头门多为抬梁结构，进深较浅，开间不等；有的明间前开正大门，后门平时封闭，从次间进入内殿；有的头门前檐不封闭，两侧设以木栅栏，内立差役、无常或马夫、神马等塑像。大殿奉供菩萨，为庙宇的主体建筑，以五开间为多，抬梁穿斗结构；屋顶呈硬山顶或歇山顶，殿脊正面饰“双龙兜潮”状，背面为“双凤抢珠”形，中嵌寰镜及五级宝葫芦，左右两侧龙首咬节，镶嵌脊匾，前题 “国泰民安”，后书“风调雨顺”；斗拱、雀替、月梁、卷蓬等木质构件，雕刻人物、花鸟、仙草等图案，玲珑精致。头门与大殿中间为一明堂，铺以长方石板，前搭戏台，侧建厢房，在明堂和大殿檐下可容几百人看戏。有的庙前面竖有旗杆，内墙彩绘壁画。也有一些小庙，仅为三间殿屋，规模不大。
庙里的戏台很有特色。舞台多为正方形，边长五六米，台前两侧一般立以石柱，台后与头门明间后檐相连；台面近一人高，边设“美人靠”似的栏杆；台顶多为歇山式，由斗拱迭成藻井，规整华丽；台板架空，正中一列可以移动，“行庙会”时把它抽掉，人们抬护菩萨走正道、开正门出行巡游。庙里常有戏文演出，如庙会戏、开光戏、灯头戏、端午戏、龙王戏、太平戏等，日夜两场，持续数天。小时候，我观看过邱王上梅林庙、龙山城隍庙、澥浦都神殿戏台上的戏文演出，长大后又见到了不少本地和外地庙宇中的古戏台，都很华丽，这是佛寺中所没有的一种建筑形式。
简而言之，佛寺处清幽之地，殿堂多，气势大，建筑材料讲究庄重、厚实；庙建村庄附近，殿堂相对较少，建筑构件追求精致、巧妙。
慈溪进士录
王孙荣
沈日章
沈日章，字蔚九，号珠庵，宁波府慈溪县鸣鹤乡沈师桥昭十三房（今属慈溪市观海卫镇昭十三房村）人。
治《诗经》。明毅宗崇祯十五年壬午科第六名亚魁。清世祖顺治十八年辛丑科会试第一百七十二名，廷试第二甲第二十六名进士，刑部观政。授司李推官。丁内艰，服阕入京，将赴任，暴疾而卒。
徐致敬
徐致敬（1608—1662），谱名遵宗，字玉符，榜姓张，绍兴府余姚县龙泉乡马堰（今属慈溪市横河镇马堰村）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十二月十四日生，清世祖顺治十九年壬寅卒。
治《易经》。顺治十四年丁酉科浙江乡试第九十名举人。顺治十八年辛丑科廷试第三甲第二百二十八名进士。选授淮安府即用知县，未任而卒。
孙百蕃
孙百蕃，宁波府慈溪县人。
清世祖顺治十一年甲午科浙江乡试第二十二名举人。圣祖康熙六年丁未科廷试第三甲第三名进士。郎中。
张念仲
张念仲，字耐轩，张大器孙，宁波府慈溪县人。
治《诗经》。清圣祖康熙五年丙午科浙江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康熙十二年癸丑科会试第二十七名，廷试第三甲第二十四名进士。
刘初吉
刘初吉（1658—？），字曦园，刘炜七世孙，刘士逵玄孙，刘勷子，宁波府慈溪县城刘家巷（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清世祖顺治十五年戊戌八月初四日生。
治《易经》。圣祖康熙十四年乙卯科浙江乡试第三十名举人。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第六十九名，廷试第二甲第二十五名进士。
董尔弘
董尔弘，字道能，号毅庭，宁波府慈溪县人。
治《诗经》。清圣祖康熙二年癸卯科浙江乡试第三十九名举人。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第九十八名，廷试第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授江苏金坛知县。著有《春雨楼集》。
班达礼
班达礼（1653—？），原姓胡，绍兴府余姚县梅川乡乌山（今属慈溪市横河镇宜青桥村）人，正白旗籍。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武进士胡伯灏曾孙。万历丙辰科武进士、历任援黔总镇旗鼓司都司胡相孙。父胡煜，被掳入满籍，改名好善，娶哈氏。清世祖顺治十年癸巳十月十四日。
治《诗经》。顺天府乡试第四十二名举人。圣祖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会试第一百一名，廷试第三甲第一百八名进士，授户部额者库。
秦 炯
秦炯（1651—1697），字蕴公，一字尚之，号文湖，宁波府慈溪县城（今属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清世祖顺治八年辛卯正月初三日卯时生，圣祖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巳时卒。
治《诗经》。康熙十七年戊午科浙江乡试第二十四名举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会试第一百五十名，廷试第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二十八年，谒选京师，授福建诏安县知县。秦鼎梅撰《文林郎福建诏安县令文湖公行状》。
冯佩实
冯佩实，冯萼舒子，宁波府慈溪县人。
清圣祖康熙八年己酉科浙江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廷试第三甲第四十九名进士。历官云南提学佥事。
陈 元
陈元，字遴三，号古愚，又号浒山，绍兴府余姚县梅川乡浒山所西门（今属慈溪市浒山街道古塘社区）人。
清圣祖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浙江乡试举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廷试第三甲第十三名进士。三十四年，授湖南平江知县。三年考绩获最，赐蟒衣，升滇南知州。召见入京，再赐蟒衣。四十四年，补江西吉安府同知，寻擢刑部员外郎，历郎中。五十三年七月，主考湖南乡试。明年，任贵州思州府知府。六十一年夏，调补贵州铜仁府知府。著有《浒山文集》。传见《浒山志》卷四、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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