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德是沈师桥人（今观海卫镇大桥头村），出生于光绪六年（1881年），其祖上原是农民，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10岁那年，沈星德入当地的一家私塾读书，15岁即被送到镇海骆驼桥正裕烟号做学徒。旧时的学徒生活十分清苦，但沈星德秉性忠厚，为人诚恳，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很受东家赏识，在这家烟号一干就是8年。1903年，23岁的沈星德离开正裕烟号来到上海，进入位于带钩桥的德丰烟号担任账房。这一职位虽非全面负责，却是店里的重要角色。当时上海滩的大店小号对此职务的人选都非常慎重，其原因是账房先生俗称内当家，若对财务管理稍有疏忽便会直接影响到这家店号的命运，故在挑选人时总十分挑剔。一位23岁的青年一进上海就担此重任，足见其无论是在经营上还是财务管理上都有过人之处。一年后大概是沈星德觉得在此难展宏图，毅然离开德丰转入位于汉口路的宝大烟号，两年后出任宝大烟号经理，用今天的话说已步入了白领阶层。沈星德在宝大任职长达10年，1914年离开宝大入德泰烟号任经理，两年后又转换到另一家德大烟号任经理。
1917年，同乡人沈士诚、沈延康和虞成龙集资4000元大洋在上海华成路紫微里4号创办了华成烟草公司，已在烟草行业中跌打滚爬20余年的沈星德受邀加盟，成为了华成烟草公司的股东之一。当时的华成公司设备简陋，只有1台卷烟机，又因资金短缺，营业情况很不理想。作为经理的沈士诚和厂长虞成龙虽也想了不少办法，如拓展销售渠道、增加股本金额等，可惜效果均不明显。
民国十三年（1924年），该公司因经理与协理意见分歧，虞成龙、沈延康相继辞职。董事会决定招募原股东以外的人士入股投资，另行组织新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4万元，新老股东各持一半。同年4月，在沈星德和陈楚湘等人的共同谋划下，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改。首先是完成了接盘手续，后又将新公司更名为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戴耕莘任董事长，陈楚湘任总经理，顾少卿任厂长，沈星德任协理，并于1926年向北洋政府农商部注册。新公司刚成立时，工厂厂房仅三间石库门房屋，生产场地狭窄，因此沈星德建议筹建新厂（定名为华成二厂）。经再三权衡，决定租用股东戴玉麟在虹口狄思威路11号（今溧阳路181号）的两层仓库一所作为厂房，1924年8月15日厂房改建工程竣工并投产。之后不久，又在附近租用五间楼房、一间过街楼及其他零星房屋作为公司栈房，华成公司由此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1926年初，随着生产的发展，公司决定设立华成三厂，向复泰五金号业主张朗斋租用狄思威路9号（今溧阳路155号）三层房屋一所作厂房，是年4月下旬对厂房进行简单改造后立即投入使用。从此，一家崭新的华成公司便开始在上海滩崛起。
沈星德在各家烟店工作多年，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同时他又邀请了另外两位同乡沈德华和吴熊渭加盟，使新华成公司在专业人才上具备了足够的优势。沈德华原在生茂烟号任司账，后出任谦泰新烟号经理。还有一位股东吴熊渭从小就在福和烟公司当学徒，后来成为礼和烟行副主任、北京晋和祥烟号经理。这几位可以说都是卷烟销售商出身，在营销上各有特色，再加上戴耕莘和陈楚湘也曾对烟草行业颇有心得，这样群英共聚，力量倍增，使华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在具体分工上，戴耕莘作为董事长掌控大局，经理陈楚湘负责公司的生产、广告设计、内部管理等，沈星德负责烟叶采购和成品销售。
华成公司全新开张后，沈星德首先在销售上做好文章。他凭着自己在烟店多年的销售经验，在三旗牌香烟中增加了一张赠券，顾客可凭每张赠券免费领取同样牌子的香烟2支。此外，他还将华成的香烟远销到山东济南，委托日正公司代销。在金鼠牌香烟出品以后，沈星德又推出了全员营销策略，规定任何人推销5万支装香烟一箱，可得奖金（银元）2元，并在《新闻报》上多次刊登广告。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华成公司渐有起色，到了1925年底，华成公司的销售利润为33.8万多元，为上年的73倍之多。正当华成所有股东为这一业绩欢欣鼓舞之际，有一双阴鸷的眼睛也开始对准华成，那就是英美烟公司。善于使用阴术的英美烟公司认为华成的崛起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于是千方百计派遣人员以做工的名义进入华成刺探情报，从烟叶来源到加工技术、生产规模到销售渠道等无一不是他们想窃取的内容。不多时，英美烟公司就出了新花样，他们发现华成生产的美丽牌、金鼠牌、三旗牌等畅销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也改头换面地出品了美女牌、黄金牌、旗鼓牌等劣质香烟，以极低的价格推向市场，来挤兑民族卷烟业。这还不算，英美烟公司在宁波有个专门的代营机构叫万茂烟行，由陈景康（慈溪掌起桥陈家人）担任经理。于是就利用陈景康的关系在宁波大量倾销劣质烟，一面还让他在鄞县、慈溪、奉化等地设立代销店。沈星德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赶到宁波，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在宁波江北宁绍码头旁的承昌协记烟店设立了代销处，并在江东茂源号设立分销处，与英美烟公司抗衡。同时还充分利用自己在烟兑业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经过上门拜访等办法让这些烟店销售华成的卷烟。这个办法很快奏效，使华成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销售网络。为使那些小烟店无后顾之忧，沈星德又对上海本埠的烟店实行放账制，只要他们努力推销，便可确保利润，这一举措为华成销售渠道的开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29年华成烟草公司总厂建成，是年销售卷烟50364箱，职工也达到了2000余人。从1929年至1936年，华成公司的营业增长速度极快，年销售卷烟达104692箱。到1937年，卷烟机增至53台，职工人数达到了3700余人，这还不包括外地分公司的职工人数。这一年也是华成公司有史以来职工人数最多、销售卷烟最多的一年。
除卷烟销售外，沈星德还要负责烟叶的采购。每年10月他会带领20余名熟悉烟叶质量的职工前往山东、河南等地收购烟叶。为加强民族卷烟企业的合作，沈星德在山东辛店地区购地41.4亩，建造了一座烟叶收购栈和两家烤烟厂（烤烟厂与中南、三星、福新等烟厂合作），使华成的烟叶原料和烤烟质量得到了保障。1928年8月，总经理陈楚湘因劳累过度辞去总经理之职，改由戴耕莘兼任。1930年，总经理由沈星德担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成公司损失惨重。1937年8月15日，汇山路厂区被日寇占领，同年9月7日，位于唐山路和培开尔路的仓库被炸毁，所有卷烟设备也在战火中化为一片废墟，所幸的是位于大连湾路和华德路仓库中尚有2866箱烟叶未毁。为维持工厂生计，沈星德与德隆及瑞伦两家烟厂洽谈，请他们代卷，并派厂长顾少卿和副厂长吴熊渭分别进驻代卷厂。一年之后代卷合同期满，德隆烟厂关闭，沈星德又先后联系了大东烟厂和利兴烟厂代卷。在他的精心运筹下，华成公司的卷烟生产逐渐走上正轨，到1939年上半年已改变了面貌，公司也逐渐扭亏为盈。为使华成东山再起，沈星德开始物色土地准备建造新厂房。1939年下半年，沈星德在江宁路北面购地8.6亩，并与周记营造厂签订了建厂合同，因战事关系，这些厂房直到1941年秋才告完成。同年12月8日，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原定年底开业的计划再次搁浅，直到1942年3月才正式开工。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对烟草业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先是组织了一个叫“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的机构，强迫上海各烟店销售日本烟厂的卷烟，继而又成立了一个“烟草专卖局”，除控制烟草原材料外，还对华商卷烟业进行限制。为应对这一局面，沈星德与南洋、大东南、福新、江浙等烟厂商定，组织了一个“华商卷烟组”，下设联合发行所，用于民族卷烟的销售。日本人发现后多次派人到发行所捣乱，但沈星德和沈维挺等人虚与委蛇，巧妙周旋，这其中沈星德的办法非常隐蔽而有效。他知道在当时的情形下，完全拒绝日本人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所以他用一两个低级品牌加入组合，而将高档卷烟用于自销，并把日本人配置的高档烟草全部制成高档卷烟。如此一来，既瞒过了日本人的眼睛，又为自身的发展留下了后劲。这一办法被其他烟厂获悉后纷纷仿效。
千方百计度过了困难时期，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本以为可恢复正常的卷烟厂却收到了来自重庆的电报，要求几家大型烟厂派代表去重庆参加会议。电报是由宋子文以行政院的名义发出的，其目的是要各烟厂联合组建一家总资本在50亿元的烟草集团。华成董事长戴耕莘与南洋公司程叔度、颐中公司代表沈昆三等人来到重庆，听了宋子文的解释后大家都不以为然，最后在戴耕莘的斡旋之下才作罢。此时的沈星德已全副精力投入到生产恢复中，在他的努力下，短短两年多时间内生产能力基本达到了战前的水平。所以那些老华成人都认为若没有沈星德的运筹帷幄，华成公司在战火中可能已灰飞烟灭了。
1954年3月，中共江宁区委工业部委派马玉、薛鸿猷等6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华成烟草公司。4月16日，华成烟草公司召开董事会，一致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是年7月14日，华成公司正式向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提出申请。次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华成烟草公司公私合营的申请，由国营上海烟草工业公司派工作组协助企业做好公私合营筹备工作。9月2日，成立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同时组成清产定股委员会。经清产核资，该公司资本总额为540万元，分为540万股，其中公股82328股，占1.53%。公私合营后，华成烟草公司更名为公私合营华成烟厂。1955年9月，已完成心愿的沈星德要求退休，得到批准，此时他已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事业有成的沈星德虽人在上海，却始终关心着家乡的变化。除每年一次的回家省亲外，对于家乡的慈善事业总是萦绕于怀，由他出资10万元建造的海隅学校曾是远近闻名的学校之一。1950年，他将位于沈师桥厦门头的一幢房子在儿子沈钟瑾的协助下改建成三北医院，无偿捐献给政府，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此外，他也曾多次出资修建家乡的道路和桥梁，其富不忘本、热心公益的善举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1966年1月27日，沈星德在上海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