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时事公报》[1]1925年4月30日载：“保德乡自治委员费德昭，因身弱多病，呈请辞职。陈知事（国材）以该委语出至诚，即予照准，俾资休养，遗缺委卢恒若（坎东四灶人）接办。”不满1月，5月25日该报又以《保德乡自治委员之逐鹿》为题载：“余姚保德乡自治委员一席，自费德昭辞职后，县署委卢某充任。卢某以保德乡地面辽阔，事务繁杂，且乡中人士意见纷岐，办事犹感困难，因向县署再三辞职。兹闻沈某、郑某，运动此席甚力，不知鹿死谁手也。”由此看来，乡自治委员一职，如《围城》所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费德昭为何请辞乡自治委员？今日，笔者读民国甲子（1924年）费德昭主纂的《梅川费氏宗谱·序》及《德昭传》，才知费先生确实因工作繁重而不得不有所放弃。
费德昭（1877.11.25—1932.06.25），1911年参加余姚地方自治讲习所学习。《德昭传》载：“迨乎预备立宪，自治成立，需才孔亟，公举先生为自治委员。民国肇始，选为自治委员，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春仲，选举县议会议员，民国甲子春，由县知事委任水巡队队长，先生负职任艰。”
此说，先生在清末已当选乡自治委员；1922年任乡自治委员的同时，又当选县议员；2年后的仲春，由县知事陈国材委任他任保德乡北海水巡队队长。水巡队由商人出资组建，维护杭州湾海上运输安全，主要保障粮食运输通畅，有队员20余人。时海盗猖獗，费德昭临危受命，担负起安全保卫责任。
先生家庭经济负担重。娶徐氏，续娶郑氏，生有六子一女，除五子永建（1912.04生）早逝外，依序为：永镐（1898.11—？）、永禄（1902.05—1928.02。1928年2月4日，为报父亲被通缉及抄家之仇而被省防队枪杀）、永誉（1906.06生。又名永余，出继德修为嗣）、永思（1908.04—1973。参加组建红一师）、永图（1915.04—1932.05），女儿最小。1925年，先生49岁，老二永禄25岁未婚，老四永思也已18岁，均需要成家立业，一子一女尚年幼，家庭担子重。
先生担任水巡队队长后，投笔从戎，离开教育事业，从事武装安保工作，放弃参政，没有连任县议员。《德昭传》接着说：“先生负职任艰，私不废公，吾姚地海隅水陆奸宄官吏莫能治，先生一举臂，乃萑苻匿迹，今日得高枕。”说明保德乡治安效果明显改观。水巡队是一支由费德昭掌控的武装力量，为他拿起枪杆子，举行武装革命奠定基础。
又1924年春，族内发起编修宗谱，先生虽工作日不暇给，无时间和精力编纂，但“义不敢辞”，只得请人编纂。《德昭传》说：“先生招坤葆与龙泉骆翁，维坤缮谱。”费德昭作《修缉宗谱序》曰：“然余服务社会，兼之材短，应接不暇……余惟总其事而观厥成。较先人不其有愧乎。”由于自己“应接不暇”，“暨雇缮外，均尽义务焉。”因此，留存于今的宗谱为手抄本，而且内容缺漏较多，连先生自己家人的生卒日期多空白，文本构思和语句表达亦存在瑕疵，非完整之宗谱。
1926年，在中共组织指引下，他走上了武装革命之路。他的使命更加伟大，面对强大的敌人，斗争复杂而艰巨，处境非常危险，在刀尖上行走，更无闲暇时间了。是年12月，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郭静唐回姚联络费德昭，决定配合北伐军，收复余姚城。1927年1月3日，先生召集“水巡队”旧部，集四乡勇士百余人，夜袭相公殿“缉私营”，取得胜利。同年2月18日晨，袭击浒山警察所，缴获其枪械。次日，揭出“浙东人民自卫军”旗帜，进军余姚县城，军阀政府倒台。2月22日，北伐军占领姚城，成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郭静唐任党支部书记。费所率领的自卫军改编为“余姚县纠察队”，费德昭任队长。是年6月21日，浙江省政府下令通缉盐民领导人岑鹿寿、竺清旦、费德昭、卓兰芳、蔡肖鸿、俞开夫等8人。6月29日，“省防军”到坎墩，大肆搜捕费德昭，家被洗劫一空……
1930年7月，在中共江苏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建立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费德昭任师长，准备举行武装暴动。
费德昭自投入辛亥革命开始，为取得国内革命的胜利，展开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二子永禄为革命而献身，四子永思参加红一师筹建和活动。毁家纾难，奉献出自己一生。
[1] 《时事公报》由宁波“救国十人团”团长金臻庠筹集资金，创刊于1920年6月1日。不久，成为宁波销行最广的一份民营地方报纸，颇受工商界及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