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9日，李一氓在《光明日报》发表《纪念杨贤江同志》一文，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杨贤江“与当时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或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贤江同志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吴亮平也撰文追忆：“杨贤江同志的名字，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那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学生杂志》，和恽代英同志一起，经常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写文章。这些文章对于指引青年走向进步、走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李一氓、吴亮平等认识杨贤江的革命人士，回忆杨贤江时，都会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恽代英。
在那个时代受《学生杂志》影响的青年，如黄源、洪沛然等，后来在怀念杨贤江时也说，他“像恽代英同志一样，活在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心中”“和当时主编《中国青年》的恽代英同志，在我心目中是同样的崇敬”。
当人们想起一个人时，会联系起另一个人，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现象，原因往往在于被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杨贤江与恽代英，都有共同的事业，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过杰出贡献，相互间友谊深笃，被人们联系在一起传颂是很自然的事。
一
1918年，是杨贤江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作的第二年，也是与恽代英三度通信成为笔友的年份。是年5月13日，杨贤江收到武昌中华大学恽代英足有一千字的信。信是4月底寄出的，当时恽刚从丧妻之痛中恢复过来。信上讲了恽办互助社的经过，杨读毕来信，对恽凭热忱和才干将心中所愿付诸行动并获得成效，钦佩不已。
互助社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起先由恽代英与好友黄负生等四人于1917年10月组织而成，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后林育南等也相继加入，当恽这次写信给杨时，社员已发展到十余人。
杨贤江当即写了回信，认为相约结社，可消除人的惰性，使人的道德修养不断提升。表示自己在南京的结社条件还不成熟，但会下决心朝这个方向去做的，又补充道：助人者要先使自己人格臻于完备，再在无形之中去感化别人，助人工作宜采用潜移默化的法子。恽于当月17日就收到回信，并于次日，到刚成立三周的“仁社”向社员报告自己与杨贤江结交为“良友”的事。
5月29日，恽代英写给杨贤江的第二封信寄出，杨于6月3日收到。恽在信中对杨“自助助人”方面的想法进行深入讨论，认为“自助即助人”的观点是偏颇的，具体论及：助人者不必等能力完全具备时才去助人；既自助又助人，能让责任心和人际交往“兴味”同时发挥作用从而促进团体发展；“为善多助”，能使“众人助我”；助人者在助人之中能培养互助才能，能给自己今后处世带来便利；自助而不助人，使“不肖者”没法“自拔”进而取得进步。
杨贤江读毕来信，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想法：“吾之夙意，注重先求己身之完备及无形中感化于人，人自潜移默化。由今思之，终觉得看己太重，孤立寡行，亦未见独善有成。故可助人，终当勉力，不必有大作为。但图于人智、德有补，能尽一分力，即行一分善，故亦不必强求为善，以致自荒。但随时随地见有不善即行劝导，见有善处即去力行，除去‘莫管’思想、人有急难我做我事之恶习，斯已足矣”，并及时回了信。
6月中旬，杨贤江与恽代英的四弟、南京高师数理化部学生恽代贤（字子强）作了一番晤谈，并勉励他：与人交往“先求认识，继可乘机劝导，勉其为善，而亦冀其人之转相劝导，以图利群”。
是年下半年，杨贤江境况相对稳定，月薪也翻了一番。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即被校长陈时聘请为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全权处理附中事务，并兼教修身、英文课，工作十分繁忙，恽连日记也停写了一段时间。
直到当年11月27日，杨才收到恽寄来的第三封来信。杨在日记中对恽代英以“子毅”相称，记述道：“得子毅书，披沥现状，毫无掩饰，洵乎以肺腑交相待。……子毅者，有心人也。顾初涉世，不免操之急切，致进退为难，不得不多竭心力以图补救。余意：青年理想往往过当，行有不得即生倦怠，有能审察缺点、改弦易辙者，斯果为有毅力、具耐心之人。惜不多得，吾乃有厚望于子毅也”。
恽代英从担任附中教务主任始，决心刷新附中原先混乱、拖沓、沉闷的校风，虽取得较大成效，但由于总想为学生多办事而操之过急，加上校内守旧势力掣肘、办学经费捉襟见肘等因素，而遇到不少困难，如筹设中学代表会未能成功，发起设立的国学研究会没过多久就停顿下来，等等。恽代英虽仍意气风发，但也产生过能像杨贤江一样在南京高师“就一微职，且以学问，且以见习”以便为服务母校乃至社会做好更充分准备的想法。杨贤江给恽回信中，以“办事有信心、有毅力，勿急切，勿奢望，妥定计划，逐渐进行，期之以久远，行之以稳健”之言共勉。
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恽代英、杨贤江分别在武汉、南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恽代英成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武汉地区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当时所起草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呜呼青岛》《谁有决心》《学生联合会宣言》等影响很大。杨贤江在数年后撰文称五四运动是“霹雳一声”，将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称为“救国生力军”，他也被后人并称为当时南京的“三杰一贤”（另外三人是张闻天、沈泽民、杨杏佛）。
1919年7月，杨贤江撰写的《新教训》在《学生杂志》上发表，论及“少年中国之始基”问题，同月，少年中国学会经过一年筹备而正式成立。是年10月，杨贤江、恽代英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精英，由邓中夏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次月，杨贤江与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的其他会员一道发起成立了南京分会，并与蒋锡昌一起被选为南京分会书记。
1920年，杨贤江和恽代英都经历了职业生涯上的重大变化。年初，杨贤江负责刚创刊的《少年世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的姐妹刊）编辑工作。暮春，与刘伯明等一起陪同美国学者杜威到上海作教育讲演。在沪期间，杨贤江曾参加过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回南京后，就联络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织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年中，杨贤江接到了广东肇庆高要县县长古直的聘书，聘请杨出任该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一职。于是，杨辞去南京高师职务，让南京高师学生谢远定（先前曾是恽代英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等人接任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相关工作，自己按计划于9月下旬赶赴广东肇庆，恰好遭遇粤桂战争，不但任职之事终成泡影，而且被困于“愁城”（指那时的肇庆）达五十天，脱困后在香港、广州等地辗转考察一月余。
1920年1月，恽代英因军阀政府压迫、学校办学经费更为短缺、校内守旧势力反扑和进步教师纷纷离职等原因，辞掉中华大学附中职务。随即，创办利群书社。该书社成了知识青年们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时事的场所，中共早期理论家萧楚女曾在利群书社刻苦自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年春，恽代英赴北京担任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编译工作，于6月19日离京返鄂；秋，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以《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为题，发表在《东方杂志》上。恽受陈独秀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该书随即由新青年社出版。11月，恽应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宣师”）校长章伯钧之聘赴宣城出任该校教务主任。值得一提的是，当年7月，在少年中国学会常会上，恽代英与杨贤江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评议员，后来的三届评议部成员选举，两人每届被选为评议员或候补评议员。
1921年初，杨贤江被聘请为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他担任该职务足有六年时间；恽代英在宣师工作至1921年初夏，同年秋转赴泸州川南师范任教。1921年7月1日—4日，杨贤江与恽代英在南京高师梅庵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才正式晤面（这是有确凿资料可以证明的），两人在年会上所发表的意见还是高度一致的。
1921年6月，因当时湖北王占元军阀一部发动兵变，利群书社店堂横遭兵燹，开办一年零四个月的书社只得无奈停办。次月中下旬，即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开过约半月之后，以原利群书社社员为主体的24人集中于湖北黄冈，宣布成立共存社，共存社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恽代英于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邓中夏。
杨贤江在赴广东肇庆之前，就分别在上海、南京两度参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赴肇庆任职和游历广州、香港的经历让他更切实地感受到当时社会底层的“不堪”状况、军阀混战的祸害和广东因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力量薄弱而出现的相对开明开放的风气，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便于与早期共产党人交往。从杨贤江1921年春撰写发表《科学研究的精神和现代思潮》到1922年春，他所经过的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到选择马克思主义再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轨迹很是明显，并于1922年5月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恽代英、杨贤江相继入党的情况。在后来的国共合作中，恽、杨又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三
恽代英与杨贤江在少年中国学会第二次年会分别后，赴四川从事教育工作，并为泸州等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做了深入细致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直至1923年夏出川。恽代英1923年8月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旋即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团的“二大”闭幕不久，团中央在上海创办了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恽代英成为《中国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这是杨贤江与恽代英在上海期间频繁交往、密切合作的开始，两人这次在上海的交往与合作历时约两年半，直到1926年1月初恽代英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离沪去广州为止。
两人在上海期间的交往与合作，从建设的方面看，除“相辅而行”地领导青年运动，发展党员和团员，指导党基层组织建设等主要工作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三个方面：
一是体现在创办编辑刊物的过程中。在恽代英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的时间里，杨贤江做了不少协助工作，杨采用恽所撰写的数篇文章在《学生杂志》予以登载，邀请恽答复《学生杂志》读者来信，如为给广东梅县黄斐然解答关于学生参加政党问题，特请恽撰文答复，以引导青年学生澄清模糊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政党。恽代英还创办主编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关刊物《新建设》。
二是体现在上海大学的任教过程中。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办学宗旨，于右任先生任校长，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共产党办大学的经验最早就是在上海大学积累的。恽代英、杨贤江均在上海大学任过教，恽讲国际问题和国内政治，他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杨讲青年问题，逻辑严密，充满关怀之情。在上大，恽、杨还与其他进步师生一道发起成立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出版《中山主义》周刊。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上大曾举办演说练习会，培养学生的演讲能力，恽代英、杨贤江与邵力子、张太雷被聘请为演说指导员。恽代英的演说具有“感人的说服力”，杨贤江的演讲“庄严朴素而有力”。
三是体现在中国济难会的筹备发起工作中。1925年9月20日，在上海西城小学召开中国济难会第一次筹备会，出席筹备会的恽、杨与另外11人一起当选为筹备委员会正式委员。经紧张的宣传动员后，于同年10月25日，在上海三丰里召开代表大会，将筹备委员会改为全国总会临时委员会，恽、杨均任委员。翌年元旦，该会机关刊物《济难》创刊号出版；1月17日，济难会上海市总会也告成立，杨贤江当选为宣传股委员，恽代英此时已赴广东，故未在上海市总会任职。中国济难会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救济五卅运动中遭难的同胞、配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帮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遇难的革命者及其家属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两人在上海期间的交往与合作，从所从事的斗争工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致力肃清“国故毒”。杨贤江与恽代英在学生时代和入职早期受过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后来又参加过该运动，毕业后所从事的前几份职业都是教育工作，后来所编辑的刊物也是面向广大青年的，他们都主张新教育，反对旧教育，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学生教育工作，杨贤江提出了全人生指导思想和新自动自治教育思想，恽代英则倡导“健全的公民”思想和“自化化人”教育思想，两人对教育的主张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4年初，杨贤江针对当时上海一中学的“国文会考”荒唐地沉溺于“故纸堆”不能自拔而有窒息青年学生生机的危险时，撰写《国故毒》一文刊登于《学生杂志》上，文中义正辞严地说：“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
杨贤江是从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出发的，结果“捅”了教育守旧势力的“马蜂窝”。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等撰文对杨贤江进行诘责并通过另外的渠道予以施压，沈雁冰、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等撰文批判“国故毒”声援杨贤江，恽代英撰写发表《再论学术与救国》《生活、知识与革命》等相应文章。杨贤江这次“激进”之举，被商务印书馆高层所注目、猜疑，进而使他无望升任《学生杂志》主编一职。
二是全力投身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在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掀起的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民族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前哨战”。五卅运动何以首先在上海爆发，今天我们重读吴亮平生前的一段回忆——“我曾亲眼目睹了日商对棉纱厂的中国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一次，我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被日本工头的皮鞭打得皮开肉绽，满身是血，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就不难理解其中的原因了。
1925年2月，上海爆发二月罢工，恽代英、杨贤江都投入到罢工运动的宣传发动工作中。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对罢工工人实行报复，枪杀已加入共产党的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5月24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各界在潭子湾为顾正红召开追悼大会，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参加，恽代英出席并发表了演说，控诉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号召群众团结起来为烈士雪耻报仇。共产党中央决定5月30日发起大规模的反帝宣传和示威游行，恽代英与侯绍裘一起担任学生队伍的总指挥，杨贤江配合恽、侯两人组织动员上海大学等校学生参加斗争。
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打成重伤的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当时恽、杨义愤填膺，工作异常艰苦繁忙。陈养山曾撰文讲述恽代英在领导五卅运动时的情况：“代英同志在工作上那种干劲和生活上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真是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的房间除一桌一床一凳外，仅有几个书架的书和报刊。常穿旧的竹布或夏布长衫。他因为忙，常在小饭店吃饭或买大饼充饥”。董涤尘曾回忆五卅运动期间的杨贤江：“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时期的一个晚上，贤江同志来过我家，与侯绍裘、亦湘兄等同志，作短时间的紧急商议后，即外出参与和领导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运动”。五卅运动时期，杨贤江还与沈雁冰、侯绍裘等人组织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
三是与国民党右派作不屈抗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全面实行了合作。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恽代英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指导上海及江、浙、皖、赣的党务为机构职能）的工作，恽于同年2月起，任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后主要在恽代英等的推动下，上海执行部相继成立青年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恽与活动于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作了坚决的抗争。中共中央派杨贤江等人参加执行部的基层工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气焰嚣张，同年8月20日悍然刺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23日又会集于北京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通过所谓“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革命议案。会后，西山会议派强占位于上海环龙路的上海执行部，设立伪中央党部。
在此严峻形势下，国民党上海市各区党部市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上海特别市党部，恽代英、张廷灏、林钧、杨之华、沈雁冰、杨贤江等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恽代英任市党部主任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沈雁冰任宣传部部长，张廷灏任青年部部长。随后，因恽代英、沈雁冰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不久，张廷灏也辞去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工作，杨贤江与林钧等主持市党部工作，并继续与国民党右派作不懈的斗争。
四是与国家主义派作坚决斗争。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分别于9月、10月在北京、苏州两地召开第四次年会，在苏州会议上，有邓中夏、杨贤江、恽代英等17人出席，会议通过了《苏州大会宣言》，共有九条内容作为学会纲领，其中，第五条以唯物史观为依据提出经济改造为国民道德改造的重要途径，第六条载明提倡青年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等主张，旨在将少年中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苏州大会得到不少会员的赞许。
次年7至8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五次年会上，与会的恽代英、杨贤江虽与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但国家主义派利用己方人多的优势，对《苏州大会宣言》进行修改，推翻了原学会纲领的第五条，取消了第六条中“提倡青年进行民族独立运动”的词句。此时，学会内部已存在明显“裂痕”。南京年会之后，恽代英等人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有力揭露与批驳。
在1925年7月的第六次年会上，恽代英、沈泽民与学会中的国家主义派成员进行了激烈争辩，但因学会已被“取巧欺世”的国家主义派所把持，无法扭转学会走向沉沦的趋势。杨贤江因在参加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等工作而未出席这次年会。
1925年冬，邓中夏、恽代英、杨贤江等在陈启天寓所和国家主义派骨干极为激烈地辩论，至深夜不欢而散。
四
1926年1月，恽代英在国民党“二大”上，关心革命前途，成为反击西山会议派等国民党右派的一员“虎将”，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5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受到大多数学员的敬重，但也被右派学员视为“黄埔四凶”之一，受到仇视和攻击。同年年底，恽离开广州，途经上海，于翌年1月3日抵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杨贤江在1926年担任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之后，将工作精力逐步转移到上海市党部的领导和统战工作上，1927年1月，辞去《学生杂志》编辑职务。同年2月底至3月下旬，在促成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随后，在筹备、成立上海临时市政府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东南数省的革命志士陆续向武汉转移。杨贤江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4月下旬赴武汉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向国民党中央汇报情况。黄理文于1983年曾撰写《我所知道的武汉<革命军日报>》，大意是：
杨贤江当时在武汉等待汇报工作之时，到设立于武昌两湖书院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晤见挚友恽代英。恽代英见到杨贤江十分高兴，随即向上级建议，总政治部原有《革命军日报》，因报社原负责人返沪而停刊，因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继任人选而未能复刊，现杨贤江既来，拟委任其为《革命军日报》的社长，全权主持社务。经上级同意，杨贤江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报于4月25日复刊，办得有声有色，对革命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于7月28日被迫停刊。
这大致反映了恽、杨在武汉时交往的情况。
在此期间，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于5月改编成中央独立师，参加平息夏斗寅叛变等军事活动。该师凯旋后，于6月改编为步兵三个团，加机关枪、炮兵、工兵三个营。《革命军日报》曾对第二次改编发评论评价道：“经此次改编后，该师定可成为无敌之部队，盖该师官兵平素对于主义认识最深，必能为主义效死也。”
7月13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召集青年委员会开会，通过决议聘请恽代英、杨贤江、李汉俊三人为青年工作顾问。但风云突变，两天后，即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终于撕下“左派”的面纱，公开叛变革命，实行“分共”，武汉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五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恽、杨相继离开武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恽代英先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并曾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广东省委常委，于1928年6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冬，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任秘书，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任期近两个月，做了组织部的基础工作，其间曾任留苏回国干部训练班主任。1929年初，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主编党刊《红旗》和负责撰写单页刊物《每日宣传要点》。同年6月，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恽代英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0年2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厦门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赴闽西苏区视察。
1930年4月，坚持“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以让恽代英到群众中“去锻炼、去学习”为名，将恽调离中央。恽代英先任沪中区行委书记，不久调任沪东区行委书记。是年5月6日，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等候工人代表前来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当时未暴露真实身份，到1931年4月，眼见马上能减刑出狱，但因顾顺章被捕叛变并向国民党供出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情况，使营救工作失败。当月29日，恽代英英勇就义，他所留下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充满着慷慨激昂之情，为后世所传颂。
杨贤江从武汉辗转回到上海后，避难于蔡叔厚所办的绍敦电气公司。1927年10月初，他东渡日本，负责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工作，直至1929年5月回国，此期间，协助安排董必武、林伯渠等人途经日本前往苏联，还翻译恩格斯所著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该书名今通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译著，撰写《教育史ABC》等著作和论文。回国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从回国后的约一年时间里，他又与恽代英共同生活战斗于上海，但这两位挚友有没有再晤过面，今天已难以考证了。
1929年年中，杨贤江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随后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待“社联”于次年成立后，重点负责“社联”的编辑出版委员会工作，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作斗争。1930年2月，他所撰写的《新教育大纲》，署名“李浩吾”，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1931年，他积劳成疾，于春季出现明显症状，后病情转重，被诊断为肾结核病。是年7月，他由朋友们筹钱送往日本治疗，最终因医治无效，于8月9日逝世于日本长崎。
六
杨贤江与恽代英都是特别好学的人。杨贤江从诚意高等小学堂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半年，为继续深造，毅然放弃教职，于1912年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次年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期间，还用了两年时间在复旦大学修完心理学系的专业课程，在心理学方面达到大学本科水平。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6岁进家塾，打下良好根基；1905年考入武昌北路高等小学堂读书，被国文老师称为“奇男子”；未进过中学，除英语曾请老河口邮政局局长罗衡甫辅导外，其他功课基本靠自学完成，并于1913年直接考入武昌中华大学直至毕业。两人平时都有读书的嗜好，阅读面都非常广泛，杨贤江通英语、日语，恽代英以英语见长，兼通德文、日文。
恽代英家学颇有渊源，系阳湖派代表人物恽敬的六世侄孙；杨贤江在南京高师工作期间，曾受到国学大师、太谷学派实际传人王伯沆的亲炙。叶圣陶曾称恽代英与杨贤江都是从“理学”转到革命的。恽代英被称为现代“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杨贤江则被比作朱舜水。
两人都重视体育锻炼，都常练八段锦，爱好旅行考察，并且均很有才艺。恽能作旧体诗、现代诗，杨的散文则有白马湖派的韵味；恽喜欢唱歌，能据情境现编现唱；杨能边弹琴边唱歌，在音乐等方面系李叔同先生的嫡传弟子。
两人均擅长写作与演讲。恽、杨文思敏捷，各自为后人留下了300余万字的精神财富。恽有“天才的雄辩家”之美誉，杨为青年们演讲时声音洪亮温婉，面容和蔼可亲。
朱永新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教材中，惊叹道：“在现代教育思想史上，有两位教育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生卒年相同，都是1895—1931年；他们同时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两年（笔者注：或两年多）后又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都于1925年9月担任了中国济难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又共同负责宣传工作；他们都对青年问题和教育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都担任进步刊物的编辑；他们之间有着深笃的友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恽代英和杨贤江这两位英年早逝的教育家，在教育思想上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贤江与恽代英的友谊，是建立在他们爱国爱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坚持真理、勇毅地选择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基础上的，是真挚的、深厚的，映射出两人伟大人格的光辉，这种友谊连同他们所作出的不朽业绩值得后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