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城市养老问题作为现代化国家面临的最显著老龄化挑战之一，也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凸显。
韩国社会学教授张庆燮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大都是追赶型的现代化，也就是把两个阶段压缩成了一个阶段，从而提出了“压缩的现代化”概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博士研究生孙弋帏认为，“压缩的现代化”概念也可以描摹中国老龄化的进程。
具体而言，在时间的物理维度上，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压缩的特征，我国从老龄化上升到进入老龄社会只用了21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则用了近一个世纪。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或者说老龄化国家，而在2001~2020年这20年间，第一个10年新增老年人口约5000万人，第二个10年新增老年人口约9000万人，呈现出加速的趋势。
在时间的历史维度上，我们还需要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挤压并存。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加的过程，养老保障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和发达国家相比，未富先老问题较为严峻，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才进入老龄社会，而我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同时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中低收入老人在人口结构中的占比较大，这使得我国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
在空间维度方面，首先，在地理空间上，我国正处于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发展时期，其中流动老人的规模也愈发庞大。迁徙老人的增多，对跨区域、跨户籍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其次，相对于养老的宏观性，经济发展具有更高的绩效价值和更易于量化的考核指标。于是，基层更倾向于落实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进而简化了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最后，在“一切为孩子好”的观念下，老人为第三代提供了过多的代际支持，自我养老的资源、时间和精力被不断压缩。
“压缩老龄化”可以视为中国独特的老龄化图景，探寻老龄化社会治理的中国路径迫在眉睫。为了化解这种现代化危机，我国一方面应该将老龄社会的建设纳入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中，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强化家庭的实际赡养能力。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的社区类型和老人收入分化等产生的不同需求，提供居家-社区-机构等多元养老服务。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