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有没有一个周期律？我看有。少时写新诗，其实多是情诗，那是这个特定时期的分泌物，那时每周一歌，唱台湾校园歌曲，我因此妄想自己也成为一个校园诗人，那也不过是想想而已。但那时候的确也留下了一点东西，我把我的第一本诗集叫《六月雪》，那是抄在练习本上的。抄本大概有两本。后来抄本都不知所终了。但我记住了六月雪这个名字。六月雪其实是种在我家院子甬道上的一种低矮的观赏植物，六七月开白花，故称六月雪。
后来有了工作，青春期的写作，免不了情爱，诗集叫《告别五月》。那是请别人打印的。
上世纪末，开始写豆腐干散文。投稿，居然颇受晚报欢迎。好像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这样好像写了两三年，几乎都是豆腐干。《慈溪日报》那时还是一张四版小报。有感于城雕这玩意儿在浒城还是零，写了几句言论，居然在慈报上登了，这可能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宁波晚报》有回连日发我文章，素不相识的主编蔡康电话索要我的笔名。
接着又沉寂了许多年。
一段时间写不出文字。活着就有点清汤寡水了。鲁迅说，写不出不硬写。所以我索性不写。什么是作家？当然写了书的人是作家。这是一种评判标准。另一种评判标准是，没有东西写出来，人就不能活的人，至少影响生活质量，这样的人应该可称作家了。我猜想有些名家的自杀与写作的盛衰有关。写作其实也是一种精神鸦片。当然我依然称不上什么作家的。我死活不想。
后来居然对古诗感兴趣了。我是发表在手机短信上的——那时候还只有短信，没有博客和微信。读者是我的朋友。有的朋友居然很抬举。居然留在手机里不舍得删掉。有的抄在本子上，有的打印出来。看来毕竟还是有些可读的。几年下来，诗居然也存了三四百首，虽然是练习，许多现在看来不足以示人，但至少也操练了语言。那一年胡列列帮我打印了一本集子，叫《边缘集》。这个世纪的第三年，上下班路上，为樟叶所蛊惑，为樟叶写了几句诗，倒好，一发不可收拾，写了几年的所谓古诗。之所以冠以“所谓”两字，是因为这古诗写着纯粹为自己，绕口令还是打油诗也未可知。
突然不写诗了。现在叫我写诗，我觉得很难了。看来写诗也是一种习惯。
后来朋友开博了。接着我也开博了。一晃开博也两三年了。开博就意味着可以写写随笔之类的东西了。一开始写小散文，我竟然是写在手机上的，所以当时我换手机，就希望手机上写短信，文字空间越大越好。现在开博，就让我撒手写了。天下竟然有这么好的东西，手机短信，电脑邮箱和博客，特别是博客，居然可以马上让人家看到我写的东西。发表欲得到大释放，塞在抽屉里的东西立马可以大白于天下。并获得迅速反馈。朋友的再三怂恿，博文中搜了些文章，组成了一个小册子，美其名曰《松子小品》。非正式出版物，内部交流，上不得台面，居然也受小众欢迎。不过就是正式出版物又怎样呢。于是释然。
写作真的是快乐的。快乐在写中。这是大释放。朋友说写好一篇文章（当然不是八股文），比过性生活还痛快，他说的是真话，大实话。
在延安窑洞，黄炎培给毛泽东提到过一个周期律。写作这东西我看也有周期律。有高潮，必有低谷期。人的内矿藏也有开发得差不多的一天。这是自然规律。因为你开始对自己不满意了。你必须阵痛，涅槃。你又需要给养了，充电了。你必得过几年隐居生活，给自己一个总结，然后会有一个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