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我很幸运地被余姚县民主公社选中，从
华家桥大队的一个普通青年被抽调到了公社，成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中的一员。
按照上级“面上的工作一定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要求，我作为工作组的一员跟着领导协助基层大队搞好学大寨工作。1976年3月被余姚县委组织部批准为公社团委书记，1979年被任命为民主公社的党委委员并兼任公社文书，自此从一个泥腿子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要跟上国家形势，做好本职工作，没有较高的文化是很
难的，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说来惭愧，我小学毕业后虽然考进了余姚四中，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能成为初中生，后来在天东长春的龚宾祠堂里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上午起早用牛盘车赶好生产队的8亩地田水，匆匆到学校读书，下午看生产队的牛，但如此也只“读”了半年，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而辍学。
组织领导觉察到这个问题后，千方百计地为我寻找提高文化水平的途径，正好，1984年的11月份，县里办了一期“干部高中班”，地点在慈溪中学，我被推荐脱产学习两年，获悉这一消息以后，我彻夜难眠。慈溪中学在我的心目中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高等学府啊，35岁了还能读书深造，而且还是脱产的，实在让我喜出望外。
高中干部班的学员共有42个人，是分别来自慈溪县内的机关、乡镇、企业等基层干部。有男有女，年纪有大有小，文化基础高低不等。班里就像正规高中一样，设正副班长，但不同的是，班里建立了党支部，我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学习的课程是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目。
我们班的各个任课老师都是学校精心挑选的，语文老师王晋铭、王清毅老师，数学老师沈乾苗老师等都是学识渊博、教育经验极为丰富的教育界精英。当时，我们班里有小学生、初中生，也有高中生，文化底子参差不齐，给老师的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老师们对每一个课目都是从最基础的课程内容开始，如语文从初一开始，数学从正负符号开始学，根据实际情况，因材施教。
像我这样的学员不多，一是年纪大，二是只读过小学。年龄大，接受与理解的能力就差，底子差，学习起来更难。政治、历史、地理等课程还能勉强过得去，最难、最头疼、花精力最大的是数学，老师从最简单的内容开始讲起，最后讲到高中数学，我学得十分艰苦。但我不服输，所以在学习中，我尽量发挥自己敢于吃苦耐劳的长处，努力克服不足，加倍努力，尽量缩小与年纪轻文化高的学员的差距，迎头赶上班级的整体节奏。我暗暗下决心，决不能拖班级的后腿，决不能给各位任课老师增添麻烦。在学习过程中我做到笨鸟先飞，一是多花时间和精力，利用节假日、星期天、晚上等休息时间，对老师教的内容进一步消化，多看书，多做练习题，加深理解，使之熟练；二是虚心求教、不懂就问，向老师请教，向能者求助，拜他们为师。我的邻村家，他们的女儿考入了慈溪中学，这个同学非常优秀，再加上同在一个学校内读书学习，当做数学碰到难题，实在攻破不了时，我就问她。有时学校放假，在家里无处可求助时，我硬着头皮，上门请这位同学帮忙，一道数学题，我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在这位同学看来十分简单，可不加思索地把问题一下子解答出来。
还有一个使我增加学习动力，并有那么一股热情和拼劲的是，慈溪中学的各位领导和老师对我们生活上关心照顾，精神上鼓励，教育业务上耐心细心。特别是他们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为我们各位学员做出了榜样。如当时的慈溪中学徐绍滇老师，他是慈溪中学的校长，同时又是慈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第八九届人大副主任），当时他已经57岁了，戴着老花镜，手持三角尺、量角器，亲自为学生授课。学校党总支委员、政治老师葛诗裘老师也是如此，他们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负责敬业的精神，影响激励着我们。各位老师真切希望我们多学一点、学好一点，使我深受感动，为我努力学习增添了动力和信心。
在慈溪中学读书期间，因为自己只有小学水平，基础很差，两年内要基本完成初中、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等基础课程，任务比较艰巨，压力大，一些公式靠死记硬背，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脑子里都是数学题、数学公式，最后弄得精神衰弱。学校毕业回家后大脑组织液（注射液）打了好几个月。
在慈溪中学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我两次被学校评为优秀学员，数学期末考试有一学期得了满分（100分），取得了慈溪中学高中毕业证书。
通过这两年的脱产学习，我知识面广了，脑子懂得的东西多了，语文文字写作功底也提高了不少。师长们的人格魅力也让我受益匪浅，懂得了很多的人生道理，为自己今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起了很好的作用。
40年过去了，慈溪中学，这个闪光的名字，永远铭记于心，你是我成长的摇篮，你已成为我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