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来自浙东观海卫的李家齐，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就读期间，经常数月都没能收到家里的汇款，连正常的吃饭都成了问题。已身无分文的李家齐与一位好友约好在一家饭馆借饭票，却迟迟不见好友出现。饥肠辘辘的李家齐便点了最便宜的食物边吃边等，直到饭馆快要打烊，好友也没出现。正在尴尬窘迫之时，饭馆边上走过来一个青年华人，一面说“我请客”，一面拿出了饭票。这位青年华人叫蒋海澄，来自浙江金华，两人同为浙江老乡，李家齐比蒋海澄大4岁。饭后，蒋海澄又给了李家齐10张饭票和50法郎。蒋海澄的雪中送炭之举，深深感动了李家齐，两人遂成终生不渝的挚友。
1910年3月27日，蒋海澄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畈田蒋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出生时算命先生说他命克父母，便自幼寄养在一位叫大叶荷的贫苦农妇家里，5岁时才被父母接回家，但只能叫父母为叔叔、婶婶。1928年，蒋海澄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学习绘画，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
1906年4月16日，李家齐出生于上海，2岁时随母回观海卫，在观海卫安定学堂就学，1921年回到上海读中学，不到半年便被父亲要求辍学，由上海著名的福源钱庄协理朱葆卿先生介绍，进入钱庄做学徒，两年后转往交通银行当练习生。1926年秋，李家齐辞职后在上海南洋高等英文专修班学习英语及文学，后入上海群治大学法律系学习。1928年，李家齐自费赴法国留学，先在里昂培力兹语言补习学校，后考入巴黎大学哲学系。时值法国共产党蓬勃发展，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李家齐加入法国共产党所属中国支部，为《赤光》等撰稿。
李家齐虽然家境尚好，但少年时跌伤被同学嘲笑，卧床休养半年，目睹舅父上吊自杀、舅母改嫁，回到上海读书却辍学当学徒，崇拜胡适又遭遇冷落……敏感和冲动之下，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跳入苏州河自杀，幸由父亲跳进河里捞救起来。据今年82岁的朱宗裕先生根据其祖父朱葆卿回忆，李家齐聪明好学，大学毕业后一直想出国深造，其父向朱葆卿先生借了1万银元，才赴法国留学。
蒋海澄（1910—1996年），原名蒋正涵，字养源，号海澄，后改名艾青，现代文学家、诗人、画家，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李家齐（1906—1984年），字品振，后改名李又然，现代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大辞典》载：李又然，笔名李又燃、姜又燃、又燃、燃、李又然、又然、然、顾野、李罗曼、李谢可、李则蓝、则蓝、蓝、任西、马义等。
李家齐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10张饭票、50块法郎不算什么，但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啊……我们之间几十年的同生死、共患难，是他开头的，是他奠基的，是他发源的。这个开头太重要了，太永久了，意义太巨大了，我是永远答谢不完的！”
李家齐比蒋海澄早一年到巴黎，又年长四岁。其实，蒋海澄刚到法国时，在法国进步作家亨利·巴比塞的《世界》周刊社集会上，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的党员李家齐便给蒋海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张饭票、50块法郎，节省着用，可相当于一个月的生活费，此后两人结成了终生的友谊。在李家齐的介绍下，蒋海澄于1932年1月参加了在巴黎的东亚左翼青年的集会。在一批热血青年的感染下，蒋海澄写了一首题为《会合》的诗歌。尽管当时蒋海澄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和诗歌、左翼结缘的开始，是“蒋海澄”成为“艾青”的重要节点。
二
观海卫李家大屋位于今城隍庙街26号，坐北朝南，前后五间，一进为门头，二进五开间高平屋，三进为楼屋加后花园。据传，李家大屋系李雅年于清末民初时建造。余麟年先生曾回忆，当年观海卫城内有几句关于李雅年的顺口溜：“一根扁担到上海，二只银角开鸭行。鸡鸭过街不用点，万富家当李雅年。”李雅年少年时曾给人养鸭，故早晚赶鸭出入鸭舍时，清点鸭数一目十行，从不出错。朱宗裕先生回忆，李雅年比其祖父朱葆卿小10岁，应出生于1879年，青年时去上海南市董家渡新新街鸭行做伙计。
根据上海地方志资料查询，清雍正七年（1729年），海禁解除，上海的港口贸易兴盛，鸡鸭等副食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苏浙沿海一带的商贩从水路贩运鸡鸭来沪。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上海市年鉴》记载，民国初年的十三家鸡鸭行，除两家在光绪初期开设以外，其余11家都开设在光绪三十一年以后。其中，德昌鸡鸭行，开设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沈大盛鸡鸭行，开设于清光绪七年，行址都在董家渡里马路。民国八年（1919年），鸡鸭行会组织“聚源堂”成立，申请加入“聚源堂”的鸡鸭行，须有较高的资本额，几家大户凭借其雄厚资本，利用帮会势力操纵市场，垄断客户批发买卖，牟取厚利。小微鸡鸭行因资力单薄，只能从大行进货，再转卖给市场摊贩。据记述，当时“聚源堂”13户会员中，除沈大盛一家系独资外，其余12家都是合伙企业。
据《上海工商社团志》关于1931年7月31日的上海市同业公会情况表，慈溪宓信大、沈键荣为宰鸭作业同业公会代表人。沈大盛鸡鸭行原由沈氏开设，李雅年一根扁担闯荡上海滩，豪爽侠义，在沈大盛鸡鸭行遭遇困境之时，以预付“二只银角”盘进沈大盛鸡鸭行，并改名为大盛鸡鸭行（余麟年先生曾在文中误写为长顺鸡鸭行）。李家由此发迹后，在清末民初建造起城隍庙街的三进大屋，民国时期成为观海卫城“高李孙汤”四大家之一。
二十年来，笔者反复走访当地耆老，但大多不熟悉李雅年生平经历。李雅年长子李家齐（李又然）早年著有散文集《国际家书》（后增订改名《伟大的安慰者》）；译有纪实文学《马克思》《玛鲁夏》，诗选《聂鲁达诗选》《波特夫诗选》，剧本《任性的玛丽亚纳》等。可惜，其著作中对于家世及其成长留学经历几无提及，仅在1984年出版的《李又然散文集》回忆录篇章中略有记叙。
朱家朱葆卿后来买下城隍庙李家第三进两间楼屋及半间堂屋，又新造三间楼屋。据朱宗裕先生回忆，二十世纪40年代末，李雅年回到观海卫老家，其家庭条件已比较艰苦。长子李又然与老家少有联系，即使联系也很隐秘，倒是解放前后提醒过朱家抓紧卖掉已有的土地。李雅年在老伴过世后，由一个小孙女照顾，第三个儿子体弱多病，精神也不太正常，长期被关在屋里。但是，对于曾经拥有“万富家当”的李家如何遭遇变故而没落，朱宗裕先生也说不出所以然。
李又然后来曾解释过李家没落的原因，“我家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恐慌的打击特别厉害”，姐夫曾来信告知过上海李家差不多完全破产。笔者大致猜测，1910年前后，由于全球橡胶价格的暴跌，导致上海热炒的橡胶公司股票一泻千里，正元、兆康、谦余等许多钱庄倒闭，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后人称之为上海橡皮股票风潮。1921年10月，上海又发生证券价格暴跌的信交风潮，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纷纷倒闭。这两次金融风潮严重地打击了上海乃至全国的民族经济，李雅年或许也曾参与其中，使大盛鸡鸭行遭遇困境。另外，根据《上海工商社团志》有关记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上海市恢复鸡鸭商业同业公会，有会员27家。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会员增至93家，加上非会员户，全市共有鸡鸭行103家，从业人员300多人。至解放初，上海市鸡鸭商业同业公会与上海市宰鸭同业公会合并成立上海市鸡鸭商业同业公会筹委会，时有会员147家。可见抗战胜利后，上海鸡鸭行同业发展较快，但竞争激烈，而大盛鸡鸭行却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当年，李又然既不满足在交通银行按部就班地上下班，也无意于在长盛鸡鸭行做小老板，对人生对社会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向父亲提出自费留学法国。李雅年向老乡好友朱葆卿借得1万银元，除大部分用于长盛鸡鸭行周转外，部分用于儿子赴法留学。
三
李又然在《国际家书》（文化工作社会·工作文丛，1949年10月出版）的《伟大的安慰者——纪念罗曼·罗兰先生》一文中写道：“另一位远东青年，落在穷困里，这是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了，先生一知道，立刻寄钱给他，同时托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随时就近照顾他。”这位“远东青年”就是作者本人李又然。
罗曼·罗兰（1866—1944年）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巨匠、思想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生于法国克拉姆西，毕生追求和平与光明，著有《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基罗传》（1906年）、《托尔斯泰传》（1911年）3部传记及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阿耐蒂和西勒维》、《夏天》等，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
旅居法国的作家刘志侠，近些年来踏遍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等，寻找年代久远的罗曼·罗兰日记、书信、照片、印刷品等珍贵文献，梳理辨真，条分缕析，还原了罗曼·罗兰与李又然、敬隐渔、梁宗岱、傅雷、高长虹等九位中国青年的交往细节，叙述了他们之间互动的影响。2020年11月，刘志侠的《九人：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四章《李家齐》专门记述了李又然与罗曼·罗兰的信函交往。
1929年6月26日，李又然第一次写信给罗曼·罗兰，使用一张法国布尔日湖风景的明信片，在署名及日期之外，只有三个法文字，A Bonne Santé，这个句子的文法有误，推测是模仿法国人的祝酒语 A votre santé（敬祝健康，相当于中国的“干杯”）。
7月1日，李又然寄出第二封信。这一次是真正的法文信，文字流畅，以充满感情的笔调作了自我介绍，表达了对大师的仰慕，然后陈述自己的愿望，“我衷心请求给我亲笔回信，让我前来拜见。尽管我只会说一点点法文，又不懂其他欧洲语言，但是如果能够在先生的身边默坐一会，将感到莫大幸福。”但紧接下一段，却颇为出人意料，“我以中文写这封信，然后由朋友译成法文，我再抄一遍。因为我还没有能力自由运用法文来表达我的与众不同的思想，表达我的热烈感情。”如此直率，近乎天真，教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档案那样，我们没有看到回信，但是李兰颂提供的其父李又然1975年的家书回忆，从中知道大师没有把这封信作为儿戏，而是十分认真，像对其他来信那样，迅速作了回复：“先生回信说，他就要出去旅行，假如我去瑞士只是要看他，那么最好晚些去，那时我的法文也讲得更好了，可以多谈谈”。
同年9月，李又然转到巴黎，从那儿寄了一张明信片给罗曼·罗兰。不久，在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安排下，李又然去比利时鲁汶学习工作。其间，曾与房东女儿Marieffe有过一段短暂而又纯粹的美好感情。
差不多两年半后的1932年4月初，罗曼·罗兰突然接到李又然的一封挂号信，第一句话就是：“先生，能否寄给我一小笔钱？”原来李又然将近一年没有接到家里的汇款，已欠下大笔债务，求助无门。李又然在信末写道：“先生，我再重复一次，不要猜疑我！我非常需要被人相信是一个诚实的人。”信后还有一段附言，“先生，如果给我答复或者寄钱，我不会再回信，以免过于打扰”。李兰颂根据父亲的回忆，罗曼·罗兰见信后是这样做的：“先生寄来了钱，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法国教授，美学学者，说他会来看你的。这位先生后来也送给过我钱，还介绍好些朋友照顾我。”
艾青在1932年1月底已回国，上海却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对国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李又然连续向家里催寄款，汇款却渺渺无期。后来，李又然在回忆录《毛主席》一文中曾叙述：“到了1932年上半年，更无法维持了，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次，一连饿了三个昼夜，什么都没有吃。躺在床上，只觉得沉下去、沉下去……我感到就这样慢慢地在死去。”1928年刚到法国时，一银元可以兑换12法郎，1932年贬值到只能兑换五六法郎了。所以李又然陷入经常忍饥挨饿的状态，房租也拖欠了八九个月，好在房东非常善良，还常送来面包接济。
李又然收到罗曼·罗兰寄来的200法郎，加上巴黎美学教授送的钱，可解决一两个月的吃饭问题。父亲李雅年卖掉老家的一畈地，终于汇来了13500法郎。三个月后的6月30日，李又然从瑞士写信给大师，告诉他已经付清了债务，买好船票准备回国，“先生，出发在即，很想能前来拜见”。但时机不巧，“罗曼·罗兰回信说，他正住在医院里治疗眼疾，医生不允许会客。但罗曼·罗兰又说，不忍心让我这样走了，因之立即复信给我，要我回国后经常给他写信，告诉他血泊中的那边（指中国）的情形，做他和中国之间的桥梁”。我们看到这封信的信封，到达奥尔迦别墅的邮戳是7月1日，上面的地址被划横线删除，下面写着转寄的新地址：琉森市拉尔邦旅馆。信封后面有罗曼·罗兰手书的两行备忘文字，“1932年7月3日，从琉森回信”。
1932年7月9日，李又然在意大利威尼斯登船回国，8月13日到上海，随即返回家乡观海卫。李又然寄出的第六封信，外观和以前完全不同，中式信封，中式信纸，毛笔书写，寄自浙江慈溪观海卫，日期是1932年10月3日。信中报告了很多回国后的信息：“我三个月前回中国，在这三个月里，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写信：首先我病倒了（现在好了，不过只限于身体！），然后，我可怜的母亲也生病了。末了，先生，我正在办理离婚（是我父母作主的，我七年前结婚！）……”信末写道：“先生，现在奉还二百法郎，并致谢忱。在农村找不到欧洲纸张，请原谅以中国纸写信。祝先生万寿无疆！”
李又然一回国便办理离婚手续。这是一场父母包办的婚姻，当时他是交通银行练习生，妻子是沈师桥布店老板沈雅友的女儿。他不是另有新欢，而是两人一直感情不和，这是他青少年时代另一个重大的不幸。加上五四运动后，解除包办婚姻被视为青年人打倒封建主义的具体举动，但因为留学，离婚手续办理得较晚。此后，李又然过了22年独身生活，到1954年才与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刘蕊华结婚。
李又然给罗曼·罗兰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37年5月26日，当时他在苏州草桥中学教书，次年便奔赴延安。信内仍然署名李家齐，但信封上已换成Y.-R.Li（李又然）。此信主要报告个人情况，以及女作家谢冰莹的托付：“我的朋友谢冰莹，一个中国革命青年女兵作者，她把一本最新作品送给大师，书名是《女兵自传》，作品充满坦率、爽直和生气勃勃。她要我给大师写信，表示她的深切敬意，并请大师亲笔写一封鼓励信给她。”
在罗曼·罗兰的日记里，有李又然的一段记载：“第四位李家齐，一个二十三岁的年青人，去年底到法国（以前曾做过商业雇员）。他七月份从里昂给我写了一封信，语带夸张而感人，令人微笑，但很亲切。”日记虽短，但对李又然的印象一定是深刻的。
宁波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三北名镇观海卫》，以及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的《慈溪文化集萃——慈溪百人》，均有李又然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受教于罗曼·罗兰的记载。罗曼·罗兰早年曾在巴黎大学讲授过艺术史、音乐史，从罗曼·罗兰与李又然的来往信函及李又然的回忆录来看，李又然仰慕罗曼·罗兰，但其实两人之间素未相见。
四
江丰（1910—1982年）是中国著名的现代版画家、美术理论教育家，194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1979年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李又然回国后，邀请在上海的江丰一起来到观海卫，创办过短期的民众教育学校。
今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85号是一幢古典风格的欧洲毗连式三层建筑，由英商约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建造，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931年日本挑起发动九一八事变，次年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简称远东反战会议），同时派出调查团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情况。193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从江西瑞金发出《中央通知——关于欢迎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代表团来华及反帝大会的筹备》，对大会的组织、宣传、筹备等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在中国上海秘密召开。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筹备、秘密组织召开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和国内代表60余人。由宋庆龄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报告。毛泽东、朱德、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亨利·巴比塞、高尔基和鲁迅等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红军和国民党“围剿”苏区红军等抗议书，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为中国分会主席。会议使中国进步力量与世界反战力量紧密联系，同时也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汇入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之中。
李又然在回忆录《古久里》文中记叙，1933年夏秋之交，江丰通知他参加远东反战会议有关工作。不久，在左联机关担任《前哨》《文学导报》编辑的楼适夷找到李又然，说受宋庆龄介绍，请他去华懋饭店（后改为和平饭店）接待古久里。据李兰颂先生回忆：父亲在法国里昂和巴黎与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建立通信关系、在巴黎与亨利·巴比塞一起参加工人集会高唱过《国际歌》，但因两位先生身体有恙未能来华而没当成他们的翻译。远东反战会议期间，李又然是世界反战大同盟来华代表团古久里的翻译，陪同古久里参加会议和群众大会，并走访考察缫丝纺织厂，几次冒险往来地下党组织在里弄的秘密联络点取送文件资料。古久里是法共中央六位领导人之一，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编，反战会议前后，宋庆龄、鲁迅都见了他。李又然作为世界反战大同盟代表团的法语翻译，自然也给宋庆龄做过法文翻译，却被老家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十六辑）误写成担任宋庆龄的秘书。
李又然陪同世界反战大同盟代表古久里、玛莱等出席工厂群众大会，站在演讲台上进行翻译，往来里弄宿舍取送材料，引起了租界警察密探的注意。远东反战会议一结束，江丰、楼适夷被捕入狱，幸亏李又然早已返回观海卫老家。有一天，李又然恰好在亲戚家，弟弟李佳言跑来，说有警察来观海卫老家抓人，兄弟俩赶紧跑去苏州躲避。后来，李雅年托虞洽卿与法租界警察局斡旋协调，说“小孩子，不要抓他了”。警察局才予以撤案。
几年后，李又然在延安时，多次单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关于远东反战会议后，江丰、楼适夷等多人被捕，而李又然没有列入被捕名单，毛主席对他说：“你在上海，我知道。你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你党籍问题，随他们不通过，由中央来解决。”毛主席介绍他去见陈云，陈云批准：“无候补期，重新入党。”
五
1932年3月，艾青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在家乡金华住了一个多月，5月辗转来到上海。在江丰介绍下，艾青正式加入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开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并在丰裕里4号重新组建春地美术研究所。6月24日，艾青、江丰等组织举办“春地画展”，专门从沪杭两地组织了约100幅木刻、油画、漫画作品。鲁迅派人送来自己所藏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以示支持。《文艺新闻》著文评价说：“此次画展为近来中国艺术运动上最青春的一页。”1932年7月12日晚上，艾青正在丰裕里4号教授世界语，法租界行政警务处出动巡捕包围了“春地美术研究所”，艾青等骨干成员当场被捕，以“共产党扰乱地方治安”的罪名拘押在嵩山路法租界捕房，随后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李又然回国后，几次写信给艾青，不见回复。后得知艾青已被捕关押在监狱，心急火燎，赶紧找到当时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沈钧儒，商讨辩护对策。沈钧儒给他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谓的法庭辩护，很多都是流于形式的，要救艾青，不能只指望于法律。果不其然，尽管曾在上海群治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李又然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却并不能解脱艾青的所谓罪名。1932年8月，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条，刑法第九条、第四十二条”为罪名，判处艾青有期徒刑六年，后于1935年10月提前释放出狱。
曾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总编辑的李兰颂根据父亲的回忆记载：“艾青在上海被捕后，李又然曾问过监狱，也想住进监狱与艾青共关一室。这个法子行不通，他只能不断探监，与艾青不断通信。听父亲说，这些去信也被艾青积攒起来，有四五百封，艾青、江丰他们在狱中想读书，父亲就从鲁迅先生那里借来了《麦克白》等书籍。”
1933年1月的一天早晨，艾青在狱房的窗口看到外面下起大雪，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保姆，一口气写出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堰河”这名字是艾青根据小时候听口音而记的，1973年艾青回家乡时，乡亲们告知“大堰河”其实是“大叶荷”的误写，金华的土音“大叶荷”和“大堰河”是完全一样的。艾青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回忆道：“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我改用了一个笔名，由律师带给了一个朋友，由那个朋友转给《春光》发表。这是我第一次用新的笔名艾青。”这位探监的律师就是沈钧儒，那个朋友即是李又然。
李又然原以为艾青非被关死在监狱不可了，便把这些诗稿当成了他珍贵的遗作，四处奔波投稿。诗稿送到《现代》杂志社，却被认为“写得太嫩，要改一改”。李又然拒绝修改。几经辗转，艾青的诗稿被送到《春光》杂志社。
左联前辈庄启东（1910—1997年），宁波镇海庄市人，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由同乡巴人介绍参加左联，1934年任左联上海闸北区委宣传委员。先后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中共哈尔滨总工会党组书记，东北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秘书长，国家计委劳动工资局局长，国家计委咨询组副组长等职。1934年3月1日，大型文艺月刊《春光》杂志创刊，庄启东与陈君冶担任主编。据庄启东先生回忆，艾青的诗稿是关露转送来的。关露是左翼诗人，原名胡寿楣，二十世纪30年代好多进步电影的歌词都出自她手，后来她受党派遣打入日伪特务机关76号，从事特工情报工作，一生经历传奇，命运坎坷。庄启东先生记得，那天关露走进设在春光书店的《春光》编辑部，很激动地拿出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原稿，兴奋地说：“你们猜一猜，这是谁写的诗？”就动情地朗诵起来。关露深情的朗诵，庄启东和陈君冶等听了都十分感动，平常寂静的小编辑室立即轰动起来，有人甚至拍案叫绝。
关于李又然几经辗转，通过关露把艾青的诗稿送到《春光》杂志社，后人了解不多。当年，关露是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知名才女作家，与艾青、江丰等都是左翼文化的活跃者，李又然自然也熟悉关露。李兰颂先生根据父亲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和一部自传，以及当年《春光》杂志社编辑庄启东的回忆来分析，认为是李又然与关露一起把《大堰河——我的保姆》送到编辑部的。
《大堰河——我的保姆》在《春光》第三期发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艾青”的笔名在中国诗坛一举成名，并从中国走向世界，距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近在咫尺。
六
1936年夏，李又然受聘于苏州草桥中学，担任社会科学教师兼图书馆馆长。苏州草桥中学系历史名校，源于1805年创办的苏州正谊书院，1907年改创为公立苏州第一中学堂。为了支持艾青的诗歌创作，李又然差不多把自己每月工资的大部分寄送给艾青使用。
1936年11月23日，发生“爱国七君子”事件。当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逮捕入狱。李又然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营救，在探监时与军警发生冲突，导致右耳被打聋。
艾青出狱后曾写过两首诗，一首是《ADlEU——送我的R远行》，一首是《煤的对话——A－Y．R．》，这两首诗都注明是赠给李又然的。《煤的对话》一诗中“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死？/不/不/我还活着——/请给我以火，给我以火！”的诗句，正应和着“又然”之名“在革命中浴火重生”的含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李又然受李公仆之邀，赴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次年，李又然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在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任教，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编译。毛泽东曾多次与李又然长谈交流，并建议李又然去莫斯科养病。在毛泽东和陈云的直接关怀下，李又然于1941年1月重新入党，1941年担任延安中国文艺协会、文艺界抗敌协会执委、《谷雨》主编。1942年，李又然在与毛泽东的一次交流中，针对文艺界的诸多问题，建议“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不久，延安文艺座谈会隆重召开，李又然应邀出席。
1945年李又然奔赴东北，先后担任合江省立联中副校长、文协东北总分会常委、哈尔滨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文艺》主编等职。1947年5月，李又然放弃哈尔滨大学院长之职，主动请缨到国共两军对垒的前线，担任地师级吉林省立吉北地区联合中学校长（兼中共榆树县委委员）等职，兼任吉林文协主任，《文艺月报》主编，主持筹建吉林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和鲁迅文艺研究会。后随四野南下，担任南下工作团政治部副主任、广西文艺工作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李又然在中央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从事翻译工作，后调任文化部中央大学研究所，从事世界文学的研究工作。1955年后，在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屡遭错误批斗和隔离审查，历经坎坷，受尽磨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又然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4年11月13日，李又然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同仁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