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大流行以来，由于餐厅关闭、食品成本上涨和劳动力短缺，餐馆的利润受到了巨大打击，背上巨额债务。因此，疫情过后，一些餐厅在提高菜品价格的同时，也提高了服务费用，并且在没有上涨服务人员工资的情况下，默许他们索要高额小费，以此来增加收入。
我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刷卡付款的时候竟然出现了小费选项，15%、18%和20%。
我就是喝杯咖啡，喝完自己还收拾了桌子，服务员提供了什么服务？对于这种“无耻要求”，当然是选择最后的“No，Thanks（不，谢谢）”了。
金融信息服务公司Bankrate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顾客认为美国小费文化已经失控。五分之二的食客认为，餐馆老板应该给服务员支付更高工资并减少对小费的依赖。
一位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华人说，休斯敦20%的小费只是毛毛雨，如果他们叫外卖，小费甚至会高达60%。他们一家去日料店就餐，三人一共吃了600美元，他按照18%给了110美元的小费，结账后被服务员追了出来，说他小费给少了——日料店的小费是25%起步。他同服务员大吵一场，最终也没有多给。
很多消费者对日益高涨的小费深恶痛绝。今年，加拿大华人发起了一场抵制小费的运动，他们在脸书群组里号召，遇到星巴克这样的小费选项，一律选择不给；所有餐馆最多只给15%的小费，碰到服务员索要就在群组里通告店名，集体抵制这种店家。目前这个群已经有了上万人。
美国社会也曾经反抗过小费文化。反小费组织认为小费是“最恶劣的陋习”，与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原则相悖，甚至是种族主义的。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的酒店和铁路公司都认为他们不应该支付工资给雇员——大部分雇员是黑奴的后代，老板们认为这些人的收入应该完全凭借白人的慷慨，而不是工资。
1915年，美国有六个州的立法机构尝试通过一项反小费法案，但最终都失败了。1938年，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国会通过了第一部最低工资法，该法规定，工资可以通过工资或小费获得——换句话说，拿小费的工人不能保证从雇主那里获得基本工资。到了上世纪中叶，给小费的做法已经固化了，甚至成为雇主不必为自己的雇员提高工资的理由。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