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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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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报纸名称:慈溪日报

明代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下)

日期: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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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04版:海地文脉       上一篇    下一篇

  三、文化名人迭出

  自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江南文化也随之日益繁荣,南宋时期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江浙地区已经是人才汇聚之地,而至明代更是文化名人辈出。

  明代慈溪地域的文化名人,首推心学家乌斯道、桂彦良和孙应奎。

  乌斯道(元末明初),字继善,号春草,浙江慈溪人,慈溪著名心学家杨简的弟子。1992年版《慈溪县志》称他“工于古文,兼精书法”。乌斯道最大的文化建树,是在从政生涯中努力实践杨简心学。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乌斯道参与编修《元史》,洪武四年(1371年),被举荐授予石龙知县,三载考满,调任永新知县。乌斯道在知县任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即兴学校、礼贤才、重教化,充分彰显了杨简心学的政治理念:兴学校以达到通过教育传播儒学、道德教化的目的,礼遇县内隐遁不仕的贤才并举荐于朝廷,勿使人才埋没。

  从乌斯道在永兴县创设谭节妇祠可知,他对节妇高度褒扬的态度与杨简如出一辙。杨简曾写过三首与节妇有关的诗作,盛赞节妇克安名节、秉心不二的操守。其中《题节妇方景渊母翁氏诗卷》称赞翁氏“事上孝且恭,训子慈且义”,认为“三纲人之常,吾人勿自弃。”而乌斯道的诗作《吴节妇》则表述得更加具象和直白:“忆昔嫁君时,赠我白罗帨。君殁帨犹存,拭我泣君泪。泪尽帨不烂,长留箧中看。并州有剪刀,谁能剪一半。将心比罗帨,皎皎如素丝。素丝可以染,妾心终不移。”

  乌斯道创设谭节妇祠和杨简的赞节妇诗一样,都认为守节是对纲常伦理的维护,应当予以褒扬,以起到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效果,体现了陆九渊心学和杨简心学的基本伦理观念。

  桂彦良(1321—1387年),名德,号清溪,慈溪城南祝巷口人(今宁波慈城镇),心学家杨简的弟子,“善书法,行草书学晋二王和唐怀素笔法,奔放秀美”,元末乡贡进士,曾任包山书院山长和平江路学教授。明朝建立后,桂彦良以特有的文学才华和高深的心学修养得到明太祖赏识,于洪武六年(1373年)被授予太子正字,后晋升为晋王府右傅。明太祖曾称赞桂彦良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宋)濂,文人耳,(刘)基,峻隘,不如卿也。”桂彦良在晋王辖区绘制了《格心图》献与晋王,回朝京师时又上疏皇帝《万世太平治要策》云:“法天道,广地利,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筵,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驭戎狄,善贤俊,广咨访。”此策将陆九渊心学和杨简心学畅快淋漓地融入治国之策之中,故而明太祖阅后赞叹道:“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

  孙应奎(1504—1586年),字文卿,号蒙泉,余姚县上林乡双河人(今属慈溪市桥头镇烟墩乡),嘉靖年间的《叙传习录后》(蔡汝南著)称他为当时的“文宗”。孙应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好学,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业大进。早年的孙应奎“未知所以为学也”,直至遇到王守仁才知“格物”真谛,“游阳明先生之门,以交于四方同志。进闻其师说而体究之,而讲求之,始觉(其父)训言之有所由而入也。”这一年是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守仁“归余姚省祖莹”,孙应奎与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七十多人前往余姚中天阁听王守仁讲学,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入门,但由此可见对阳明心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孙应奎遵循父亲之命,前往绍兴拜王守仁为师。对此,孙应奎在《燕诒录引》中作了详细记录:“阳明王先生倡道越中,豪杰景从。”“应奎祗命入谒,先生留侍侧,授饕,随事发明,尽暮而退,如此者二日,先生无倦容,有终日言口不出此图之意。予闻之,心戚戚焉。机不自已,乃请师焉。先生引至天泉楼,授经文至致知格物而止。示之曰:‘学问宗旨全在此四字。’然应奎未能问也。此在嘉靖乙酉岁十月也。逾月,会试行,先大夫携之过越,命入,请一言为训。”于是,王守仁给了孙应奎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传习录》,这是王守仁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包含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和哲学内涵。王守仁告诫孙应奎:“知我罪我皆以此,汝必时省览勿去手。”

  从此,孙应奎潜心阳明心学,成为王守仁的忠实信徒和阳明心学的中坚力量。嘉靖八年(1529年),孙应奎登进士第,高中浙江乡试第八十七名和会试第四十五名。先后任礼科给事中、华亭县丞、江阴令、河南湖广学政、江西左参政、山东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等职。致仕返乡后,居家收徒,传播阳明心学。

  明代慈溪地域的文化名人,其次当论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和状元。

  科举制度的实行是华夏帝国时期选官制度的巨大进步,其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明朝是科举制度发展最快和最为完善的时期。明代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院试在府、州、县举行,考试合格者称为秀才,其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省举行,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考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据沈毅《慈城科举文化述略》统计,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作为慈溪地域主体区域的慈溪县,科举文化极为兴盛,出了进士二百三十七人,举人五百九十九人,贡生二百六十九人,辟荐(推荐和征召)一百零四人,任子(因父兄功绩而得官)二十二人,共计一千二百三十九人,还出了名垂慈溪科举发展史的两位状元和一位探花。

  状元姚涞(1488—1538年),字维东,号明山,慈溪县人,左都御史姚镆之子,自幼聪慧,博闻强记,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乡试考取第七名,但会试却连年不第。姚涞豪言:“读书当与天下后世争雄,长一方不足为也!”终于在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的会试中高中第二名,在殿试中成为进士一甲第一人,即状元及第。

  有三件事情可见姚涞的气节和品行。其一,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想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姚涞不畏皇权,坚守儒家传统礼制,与杨慎等人上疏反对并赴左顺门前哭谏,激怒了明世宗,姚涞等人被罚廷杖。其二,嘉靖十年(1526年),姚涞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奏请停止朝廷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彼元世祖者,以夷主华,蕃其丑类,于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国之民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虽然上疏被礼部驳回,后因蒙古大举入侵,明世宗最终还是采纳了姚涞的建议,停止祭祀忽必烈。其三,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世宗诏令姚涞参与修撰《明伦大典》,为生父兴献王正名,姚涞深以为耻,坚决拒绝。

  姚涞曾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左春坊左谕德、侍读学士。嘉靖十七年(1538年),姚镆病逝,姚涞辞职奔父丧,因为悲伤和劳累过度,竟死于家中,年仅五十一岁。天启《慈溪县志》记载:“讣闻,上震悼,命谕祭在五品翰林,称为异数。”

  状元杨守勤(1559—1620年),字克之,号昆阜,慈城人,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尤精《诗经》。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杨守勤在乡试中名列前五名,夺得经元,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会试夺得会元,在殿试中考取第一,是为状元,时年三十八岁。杨守勤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堪称明代科举史上的奇迹,慈溪县为此在县衙的丽泽桥上竖立三元坊,以志褒扬。

  大魁天下后的杨守勤做了两件事情。其一,给当年已经在淮扬当地为官且鄙视自己的同窗好友作诗相赠云:“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江南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其二,在朝仅两年后,杨守勤就回到家乡慈溪县,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才“补原职”,历时八年。原来父亲病故后,他回家服丧并按例丁忧,继之奉养老母,母亲病逝后又守丧三年。

  杨守勤曾任翰林院修撰、顺天乡试主考官、右谕德、会试同考官、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读等职。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杨守勤升为右谕德,充东宫讲官,姿态优雅,气宇轩昂,声音宏畅,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总是静静地聆听状元老师讲述古今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事例。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杨守勤在家乡去世,明廷追赠詹事府少詹事,入祀郡、邑先贤祠。

  探花袁炜(1508—1565年),字懋中,慈溪袁马村(今属余姚市)人。在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会试中高中第一,即会元,在殿试中考取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袁炜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入阁典参机务。袁炜在朝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并曲意迎合。《明史》记载:“(天象出现日食),(袁)炜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阴退伏,万象辉华。是以太阳晶明,氛祲销烁,食止一分,与不食同。臣等不胜欣忭。’疏入,帝益喜。”明世宗养的猫死了,命儒臣写祷告词祈福。袁炜的祷词有“化狮作龙”之语,明世宗非常高兴,“以故帝急用之,恩赐稠叠,他人莫敢望。”世人将袁炜和严讷、郭朴、李春芳戏称为“青词宰相”。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五年(1526年)高中武会试第一(即武状元)的孙堪。他是慈溪现境唯一的状元,《慈溪七千年衍变史》系列将另外撰文论述。

  此外,慈溪地域被写入1992年《慈溪县志》的进士有十六人。他们是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陈敬宗,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夏时正,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张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孙燧,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姚镆,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孙懋,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刘世龙,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冯岳,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赵文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颜鲸,天启三年(1623年)进冯元飙,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冯元飏,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熊汝霖,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孙嘉绩,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沈宸荃,以及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冯元飂。

  明代慈溪地域进士熟读儒家经典,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大多知书达理,人品高贵,为官清正,只有赵文华因品行不端且认内阁首辅奸臣严嵩为父,留下了恶名。

  总而言之,明代慈溪地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致使科举文化逐渐兴盛,位列东南沿海各县之前茅。明代慈溪地域文化的繁盛,为慈溪地域文化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和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