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古典文化得以大规模整理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并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的趋势。哲学思想由于阳明心学的出现达到新的高度，古代科学技术得以全面总结，出现了《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最有代表性的科学著作，明朝末年开始的“西学东渐”，更是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涵。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慈溪地域文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呈现繁盛景象。明代是慈溪地域科举文化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以烛溪胡氏、泗门谢氏和烛溪孙氏为代表的科举世家，形成了以心学家和科举进士为代表的文人士大夫群体。
一、地域文化发展的背景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由此而引起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和思想决定着文化的特质和发展程度。由此可知，影响慈溪地域文化发展的因素势必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经济呈现模式和发展水平、人口增长和人地矛盾、哲学思辨和思想运动等。
就政治层面而言，明朝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国家基本统一，百姓安居乐业，呈现盛世景象，而慈溪地域地处江南，远离明王朝的政治中心北京，环境相对安定和宽松，几乎没有经历过重大的战乱和动荡，为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前提和稳定的社会环境。
明朝前期对慈溪县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大概是慈溪县印的丢失。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的《慈溪县志》记载：“永乐十六年（1418年），（慈溪）令有失印者，请于朝，诏更铸。恐失印复出，致滋奸利，故更印文从谷，而名慈溪（其失之故，或云失于水，或云盗，今不可考）。”故而《明史·地理》记载：“慈溪，元曰慈溪。永乐十六年，改溪为溪。”明代慈溪县印的丢失导致作为地名的“慈溪”改作“慈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年后的1956年，才将“溪”字废除，仍称慈溪，历时五百三十多年。
丢失县印的慈溪知县是谁？明代史籍没有确切的记录。据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1424年），任慈溪知县的有北直隶藁城人陈岩、江西新建人杜忠、福建闽县人林真、福建光泽人官孚，以及永乐洪熙年间（1403—1425年）的张志善。究竟是何人主政慈溪时丢失慈溪县印则不得而知。
那么，慈溪县印是如何丢失的？有学者认为是被人盗走的。可是窃贼冒如此大的政治风险盗取县印又有何用呢？又如何在戒备森严的县衙内将县印盗走呢？令人非夷所思。
有学者认为是自然遗失的。据《慈溪县志》记载：“永乐十六年大风，县治厅堂门廊廨宅悉皆倾仆。县令缚草为厅以居。”明代诗人王恂有诗云：“山头一夜吼狂风，旧日门墙一卷空。从此湖山尽荒落，县官翻作草芦翁。”显然，位于山顶的慈溪县署曾被狂风吹倒，所有的家具杂物包括慈溪县印均被狂风卷走。
就经济层面而言，慈溪地域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贸易的繁盛和制盐业的发达，为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余姚县志》记载：“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是故物产之系重矣。”
经济作物在江南广泛种植，是明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慈溪地域亦不例外。慈溪地域种植的经济作物以棉花为最大宗。慈溪地域棉花尤其是姚北地区的棉花，不仅产量高，亩产达到籽棉二三百斤，而且质量上乘，便于纺织。徐光启《农政全书·木棉》记载：“浙花出余姚，中纺织，棉稍重，二十而得七，吴下种大都类是。”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年）的《余姚县志》引用嘉靖《余姚县志》记载：“（余姚棉花）产海鑐（壖），以为絮，或纺之为步，民尤大利焉。”
慈溪地域的棉花种植，一方面，提高了慈溪地域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慈溪地域的农民在农业劳作的同时，兼营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和其他副业，推动集市贸易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繁盛，为慈溪地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另一方面，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又排挤了粮食种植，引起粮食短缺，加之官府压迫，导致慈溪地域的赋税日渐沉重，“以赋役两困，其赋额轻于三吴，而苦奸胥黠豪之飞疏田与赋恒相失，田去而赋留，不得不取偿于里甲。”“而役之困，则重于十年。”人多地狭加之赋役沉重的两困现实，使得慈溪地域民众愈加注重教育，企望子弟熟读诗书以应试科举，从而改变个人乃至于整个家族的命运。“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下至穷乡僻户，耻不以诗书课其子弟，自农工商贾鲜不知章句者。”这是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余姚县志》对慈溪地域姚北地区的描述。慈溪地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向学、好学之社会风潮，深刻地影响着慈溪地域的各个社会阶层，成为慈溪地域文化尤其科第文化始终兴盛不衰的重要原动力。
就人口层面而言，明代慈溪地域的人口迅速增长，加剧了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矛盾，致使慈溪地域的科举考试愈加激烈，大量的应试童生竞争有限的取士名额。他们唯有加倍努力学习，才可能通过科举入仕的渠道为自己谋得生路。部分慈溪地域的学士选择了外出谋生。横河孙家境人孙堪曾任锦衣卫南镇抚司管事，吸引了诸多慈溪地域士人奔赴京城。时人笔记记载：“盖余姚士子皆出外谋生，鲜有家居者。时孙忠烈长子锦衣公在朝，故余姚人丛集于京师，皆出入于二家。余每造南渠，见其乡人满坐，有时葵阳以小饭见留。则余以一人杂厕于众余姚人之中，殊觉无意。”无论竞考科举抑或任职他乡，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慈溪地域的文化面貌。
就哲学层面而言，阳明心学继陆氏心学、杨简心学和程朱理学后，深刻地影响着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方向。
阳明心学的创立者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绍兴府余姚县人，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代乃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难得的全能大儒。他精通儒、释、道三家学说，继承南宋陆九渊“心即是理”的心学思想，提出“致良知”的观点，强调“知行合一”，形成阳明心学。晚年的王守仁用四句话总结自己的哲学思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守仁虽然长期在外为官，但对故乡却有着深厚的眷恋，多次拨冗回乡，晚年辞官后定居余姚。王守仁在余姚中天阁和山阴稽山书院讲学授业，传播阳明心学，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诸多文人学士，纷纷投身阳明门下，盛况空前，“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其中就有余姚县上林乡双河（今属慈溪市桥头镇烟墩乡）人孙应奎，他是慈溪地域著名的心学家，也是慈溪地域传播阳明心学的第一人。
二、科举文化的蔚盛
明代慈溪地域文化的繁荣，主要表现为科举文化的蔚盛。
根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慈溪县在唐朝有两人考中进士，北宋有二十三人考中进士，南宋有一百三十二人考中进士，元朝有六人考中进士。而在明朝则陡然增加到二百三十七人荣登帝国进士榜，而之后的清朝仅有九十三人考中进士。与慈溪地域相关的余姚县，在明代有三百四十人考中进士，位列明代浙江省各县进士数量排名第一位，慈溪为第三位。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数据在不同的专家论文中略有偏差。钱茂伟的《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记载，余姚县进士三百三十人，鄞县进士二百四十九人，慈溪县进士二百十四人。多洛肯的《明代浙江进士研究》记载，余姚县进士三百三十九人，鄞县进士二百五十人，慈溪县进士二百十三人。朱帅的《论明代绍兴府余姚县科第蔚盛与地域社会》记载，余姚县进士三百四十人，鄞县进士二百五十七人，慈溪县进士二百二十一人。
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其一，明代是慈溪县历代科举考试中进士数量最多的时期。
其二，明代浙江省各县进士数量，余姚排名第一位，慈溪继鄞县之后排名第三位。正如明代王士性所言：“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溪，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邑。”（王士性《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康熙十五年刻本）。世人赞叹明代余姚县，“科第最多，巨宗盘互，家席声势，愈寒士者愈傲亢，自矜士大夫类有节概然，亦往往恃气不相能。”（光绪《余姚县志》卷五《风俗》引《乾隆府志引万历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代是慈溪地域科举文化的鼎盛时期。
慈溪地域科举发展史上有三大世家是不能不提的，即烛溪胡氏、泗门谢氏，以及《慈溪七千年衍变史》系列将专文论述的烛溪孙氏。
据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胡氏为慈溪现境第二大姓，主要居住在城区和横河一带。慈溪胡氏来源有三支：第一支原籍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曾长期居住在杭州、湖州等地并取得了当地的籍贯（寄籍），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年）迁居石堰，后定居城区乌山，后裔散居乌山、白沙和坎墩等地。第二支在兴建海岸防卫体系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由浙江省乐清市迁入，定居城区浒山。第三支就是烛溪胡氏，在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自常州安上乡迁徙至余姚云柯乡的柏山。柏山胡氏的后裔极为繁盛，先后分迁至慈溪地域各处，《烛溪胡氏宗谱·迁徙传》记载：“迄今源远流长，支衍派别，或为梅川祖，或为弹河沿祖，或为从山祖，或为曲塘祖，或为竹山宏桥祖，其为始祖尚难悉数，而况迁徙者，更属于靡穷耶。”明朝中叶，胡达徙居烛溪湖塘下，是为烛溪胡氏始祖（不器公）。胡达生有七子，分为七大房，其中长房世居桑园里，直系四代高登大明王朝的进士榜，真可谓科举繁盛，荣耀一时。
笔者依据慈溪著名学者王孙荣《奕世流芳，烛溪胡氏》一文（原载《慈溪史志》2006年第一期），梳理如下：
胡轩，字仕荣，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曾任山西潞州知州、两淮盐运使、河南参政。
胡安，胡轩之子，字仁夫，号乐山，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湖广衡州知府、广西提刑副使、陕西苑马寺正卿、陕西左参政。为官清廉，施政宽仁，大兴文教。湖广衡州知府任内选取优秀士子进入石鼓书院，辨论经义，按月课考，衡州学风为之大振。胡安儒雅清新，文采斐然，诗作《秋日即事》被收录在《明诗纪事》中，诗云：“流萤飞复下，照我独坐时。秋风不解意，吹汝到前池。”
胡维新，胡安之子，字文化，号云屏，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曾任行人、御史、提学副使、大名道兵备副使、陕西行太仆寺少卿、陕西左参政。所编《两京遗编》被《四库全书》著录。
胡敬辰，胡维新之子，字直卿，号青莲，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曾任吏部员外郎、江西左参政。有《檀雪斋集》四十卷传世，《四库提要》称：“是集以所著诗赋杂文及官县令时谳牍共为一编。”
泗门自唐朝直至中华民国时期均隶属余姚县。1954年县境调整时，泗门区作为姚北的一部分划入慈溪县。1958年，与海塘、光明、曹海、塘后四个乡合并设置卫星人民公社，1962年，改称泗门镇公社。1979年县境再度调整时，慈溪县泗门区曹娥、朗海、镇海、万圣、夹塘、湖北、临海、兰海、塘后、横塘、泗门镇等十一个公社划归余姚县，余姚县龙南区石堰、龙南、彭桥、彭东、樟树、桥头、民主、横河镇等八个公社划归慈溪县。泗门作为慈溪地域的一部分是较为短暂的，仅仅历时二十五年，然而在文化演变和历史发展中，泗门和慈溪地域互相影响，渊源极深。譬如烛溪胡氏和泗门谢家就结为秦晋之好，两家交往密切。胡安早年曾拜泗门谢丕为师，既得到恩师的赞扬，又得到师爷谢迁的赏识，被选为谢氏之婿，和谢迁长子礼部仪制司员外郎谢正的大女儿结为夫妻。
据《泗门谢氏宗谱》记载，泗门谢氏为炎帝之后，西晋末年因避战乱由河南迁徙至会稽郡，谢安、谢玄、谢灵运等名人辈出，遂成为江左望族。宋朝末年自临海徙居余姚县东山乡汝仇湖之第四门（今泗门镇），成为普通的耕读家庭。
泗门谢氏在明代的崛起始于谢迁中举。
谢迁（1450—1531年），字于乔，号木斋，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浙江乡试第一（解元），次年复举进士第一（状元），历任翰林修撰、左庶子、少詹事兼侍讲学士、詹事、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和刘健、李东阳共同辅政，政绩卓著，时人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明武宗即位后，谢迁遭宦官刘瑾陷害，同时遭陷害的还有王阳明。直至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因谋逆事发被诛，谢迁才官复原职，仍致仕家居。
此外，谢迁季弟谢迪（1467—1529年）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考中进士，曾任兵部主事、武选司员外郎、江西布政司右参议、江西按察副使、广东左布政使。谢迁仲子谢丕（1482—1556年）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曾任翰林编修、左春坊左赞善、太常卿、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
谢氏一门三进士，父子解元列鼎甲，为科举史上所罕见。
明代慈溪地域科举文化的蔚盛，推动了慈溪地域教育的发展和儒学的兴盛。
早在明朝立国之初，明廷就极为重视儒学教育，“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问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随着科举日渐成为几乎惟一的出仕途径，学校和科举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明制，科日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明史·选举志》）。
余姚县学建于唐代，位于县署西边，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县令黄铸又创学舍，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1年），县尉史浩买地为射圃，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县令施宿创直舍，作为致斋考试之地。元朝末年，余姚县学颓废。《绍兴府志》记载，明朝建立后，余姚县学得以复建。此后的余姚知县邱养浩、黄维、张瓒、卢昶、詹源泽、刘规、顾存仁、邓林乔、丁懋逊，以及推官陈让、通判叶金和教谕王懋，“累修之”。历任余姚县地方官均注重官学的修缮和扩建，改善官学的教育教学设施。
慈溪县学建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慈溪县令林肇徙县治东南，此后不断毁建。
明宣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的《四明郡志》记载：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典史余管修建梯云亭；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郡守郑洛和推官吕翔重建明伦堂；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县丞刘颐重建两庑。弘治年间（1488—1505年），县令和鹏复建大成殿；嘉靖年间（1522—1566年），县令陈裒扩建明伦堂，改会膳堂为尊经阁。天启《慈溪县志》记载：万历十六年（1588年）和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县令何伟和县令陈其柱两度重修县学。天启二年（1622年），明伦堂和尊经阁均被毁，县令李逢申于次年重建。由此可见，历任慈溪地方官员对县学是极为重视的，他们对慈溪地域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慈溪地域的书院以宋元书院为基础，在科举文化繁盛的影响下，蓬勃发展。
笔者根据沈翼机等撰写的乾隆《浙江通志·学校》，以及朱帅《论明代绍兴府余姚县科第蔚盛与地域社会》一文，梳理明代余姚县和慈溪县的书院情况如斯：
余姚县有建于两宋时期、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被废止的高节书院，建于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年）的古灵书院，建于嘉靖四年（1525年）的阳明书院，建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复初书院，以及沈国模建于崇祯年间（1628—1644年）的姚江书院。慈溪县有建于两宋时期的慈湖书院，童金建于元朝至大二年（1309年）的杜洲书院，冯柯建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宝阴书院，建于天启四年（1624年）的崧山书院，以及由明代兵部尚书所建的东泉书院等。
在明代慈溪地域的科举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类进士是值得关注的。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即灶户，凭借刻苦学习和坚韧的意志，克服种种艰难困苦，荣登大明王朝的进士榜，成为灶籍进士。
明代慈溪地域制盐业的发展和明廷团灶制度的推行，产生了灶户这样一类特殊的人群。明廷划分四大役户，即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其中灶户是以煮盐为业的人户。明代灶户除元朝遗留下来的以外，还有从军户中拨充以及因罪发遣而来的，一旦定为灶籍就世代不得更改。虽然他们的户籍落于盐场所在州县，但由朝廷专门管辖。长期以来，灶户又被称为盐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灶户与盐户虽然都是以煮盐为业的人户，但是两者并不相同。灶户指的是滨海煮盐者，盐户则是内地池盐生产者。那么，慈溪地域煮盐为业的人户应当称为灶户。
明代慈溪地域灶户需要承担课盐和课役，但也享有使用和支配荡地的经济待遇与参加科举考试的政治待遇。
所谓荡地，即积水长草的洼地。明代慈溪地域盐场的生产运作除煎盐外，还需要堆积煎烧柴草、摊晒的田地以及仓储土地，故而明廷往往划拨一定数额的荡地供盐场使用。《明史》记载：明初沿袭宋元旧制，优待灶户，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据《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记载：石堰场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有滩荡、滩场和草荡十六万五千五百八十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又增加沙荡、荒荡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亩；鸣鹤场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有滩荡、滩场、草荡二万五千五百八十六亩，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又增加课荡、子沙三千六百八十四点四亩；龙头场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有滩荡、滩场、草荡一千零十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又增加滩荡六千八百三十五亩。
按照明代制度，慈溪地域的灶户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并由此进入官场，有的灶籍进士“官至台司”。笔者暂时没有发现较为完整的慈溪地域灶籍进士的资料，但是依据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中明朝灶籍进士统计可知，余姚县的灶籍进士有十九人。也就是说，慈溪地域三大盐场中的石堰场，就有十九位灶户子弟成为大明帝国的科举进士。这些从慈溪地域盐场走出来的灶籍进士，是慈溪地域制盐史上也是慈溪地域科举史上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