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沈岳明
我于1986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那时考古所有一个第四研究室，负责浙江瓷窑址考古研究工作，因为我进所后最先拜访的是前辈校友任世龙先生，所里就把我分到了第四研究室。任职后不久就去了缙云大溪滩窑址调查，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古陶瓷，尽管在学校时宿白先生曾邀请清华大学的杨根教授给我们开过陶瓷课程，但主要是讲材料学方面的，而且以现代陶瓷为主，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河姆渡研究的内容，所以对于古陶瓷我就是一个大白。正因为这个原因，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的时候，也没有多少激动，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秘色瓷的价值，当然，这可能也与我当时被牟永抗先生借调到第二研究室去发掘瑶山遗址，被良渚文化玉器震撼到了有一定关系。
1989年，慈溪市政府为了解决市民饮用水问题，动议提高、加固上林湖水库大坝以扩容水库，这给上林湖越窑遗址的保护带来了困难。国家文物局要求浙江省组织专业队伍进驻上林湖进行专题调查，然后提出保护意见。借此契机，任世龙老师带着我和郑建华对上林湖越窑遗址进行为期两年的详细专业调查，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我们浙江考古所的人员，还有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谢纯龙等。当进驻上林湖以后，身临其境，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才又重新占据了我的脑海。每天沿着上林湖，一个窑址一个窑址地调查，一边捡拾瓷片标本，一边想着希望捡到秘色瓷。
调查的收获是满满的。除了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对上林湖越窑遗址的全面调查和勘测外，我们确实在黄鳝山、荷花芯、后司岙等多个窑址发现了有别于普通越器的秘色瓷，比一般的标本要精美得多，制作非常规整，釉色特别漂亮，而且这些产品往往与瓷质的匣钵伴生，而这些匣钵均用釉封接，我们认为这应该是烧造秘色瓷的专用匣钵，所以不久后我就写了一篇《匣钵与秘色瓷》，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初步探索。当然在这些烧造秘色瓷窑场中，后司岙窑址显得特别突出，产品质量最精，瓷质匣钵比例最高，关键是窑址所在位置显得尤为重要。1977年在上林湖的吴家溪曾发现过一件墓志罐，其上刻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我们就想，这个墓埋在贡窑的北山，那么这个墓志罐出土的地方，其南山不就是贡窑所在地嘛，而这个位置恰与后司岙是重合的，所以当时大家是非常兴奋的，应该是找到了唐代的贡窑了。后司岙原来地图上叫后施岙，也是我们根据上林湖出土的其他器物上出现有使司北保、使司中保等铭，认为在上林湖一定有窑业生产的管理机构使司，而这个使司极有可能设在普济寺，那普济寺后面也就是使司后面那个岙就是后司岙了，因为当地也没有姓施的，使司也应该就是文献中“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那个机构，是为了管理秘色瓷的生产，绝不仅仅是一个税务机构。而在此前，谢纯龙等曾在后司岙窑址发现过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形制相同的八棱瓶标本。正因为后司岙窑址突出的重要性，故在上林湖及周边包括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等窑场的全面调查和测绘后，我们就计划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发掘上林湖越窑遗址，以进一步搞清其内涵价值。对于发掘的具体地点，按我的初心就是要发掘后司岙窑址，希望把秘色瓷搞搞清楚，因为秘色瓷影响太大了。但由于后司岙位于上林湖的西岸中部，窑址常年一半在水面以上，一半在水面以下，丰水期就大部分在水下了，对完整揭露窑场全貌难度较大，而且按当时的条件，窑址离上林湖文保所有一定距离，发掘后的后续管理也很不方便，所以1993年上林湖越窑遗址的首次发掘，选择了其时唯一全部位于水面以上的窑址——荷花芯。荷花芯窑址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唐代茶具，并且有许多仿金银器的产品，当时仅发掘了烧成区也就是窑炉区域，出土产品基本为普通的越器。
此后不久，有日本学者提出与我们合作发掘越窑遗址，合作肯定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弥补我们经费不足的问题，共同研究还可以加快越窑研究的步伐，但像后司岙这样最好的窑址应该留给我们自己来发掘，所以选择了寺龙口窑址作为合作发掘的对象。队伍的组成是非常强大的，日方有长谷部乐尔、西田宏子、山本幸夫等著名学者，中方由我担任队长，请毛昭晰老师作为中方名誉队长。尽管有毛老师的影响力，中外合作考古涉及多方面，又在慈溪这个沿海敏感区域，最后没能实现。不过北京大学李伯谦老师随后来到了浙江，希望北大与我所合作发掘越窑遗址，我们就把寺龙口窑址作为合作发掘的对象。李老师对越窑一直有关注，1989年国家文物局处理上林湖水库大坝加高事件，李老师就是国家文物局派出的专家，对越窑的地位和影响力是十分了解的。在窑址发掘的五代地层中我们也发现了釉封匣钵，说明寺龙口窑址至少在五代时期也曾烧造秘色瓷。当然在此前的1990年我们对寺龙口窑址旁侧的低岭头窑址试掘时也发现了南宋初年的官窑型产品，根据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叙述，把这类产品也称为秘色瓷。1999年的白洋湖石马弄窑址发掘中，也曾发现一件盘，其器型与法门寺地宫出土产品一致，而且满釉烧制，釉面匀净，应该也属于秘色瓷系列。所以从这个情况看当时烧造秘色瓷的窑场不仅仅局限在上林湖区域，但确实是上林湖烧造的产品质量最佳。
虽然在窑址考古发掘中时有秘色瓷的发现，但都是零星的，后司岙窑址那种秘色瓷的诱惑，秘色瓷重大发现的场景一直在我脑海中一遍一遍地想象着。只是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的主战场转移到了龙泉，但发掘后司岙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
2013年，郑建明在上虞窑寺前窑址发现了北宋初精美的越窑器物，根据文献记载，这应该是为宫廷烧造的产品。不过我去看了以后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些标本不错，应该不是普通的产品，但最精的还是在上林湖”，郑建明听了以后对我说“我们是否可以杀回上林湖”，我说“可以呀，不过我们其他不发掘了，像寺龙口、荷花芯可以做一些补充发掘，因为当年作坊区域没有发掘，去上林湖就集中精力发掘后司岙，现在条件具备了”。也就是当年，我们向国家文物局做了一个越窑考古工作的五年规划，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并且在经费上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确实今非昔比了。
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又在上林湖开展了工作。先是对荷花芯窑址进行补充发掘，不仅揭露了作坊遗迹，还在发掘中发现了较多的秘色瓷标本，弥补了上次发掘的遗憾。2015年下半年开始，全部精力集中在对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上。经过2016年一整年的工作后，取得了重大收获，通过发掘真正地解决了秘色瓷哪里烧、怎么烧的问题，确认了后司岙窑址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场。出土的产品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比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的器物种类多了不知多少倍。而且发现的瓷质匣钵上“罗湖师秘色碗”的铭款，也证明了秘色瓷并不是越窑器物中烧成质量高的就成为秘色瓷，秘色瓷是专烧的，窑工从一开始就是按照秘色瓷的特色工艺要求来进行生产的，这应该是人们认识秘色瓷观念上的重大转变。而这次的发掘也并不仅停留在发现多少这一层面，我们也希望通过后司岙窑址的发掘，至少在瓷窑址的发掘方面树立一个标杆，所以多学科合作、多技术应用，在发掘中体现得比较充分，联合发掘的单位也增加到四家，是陆海空全面推进的一次发掘。重要的发现，使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不出意料地成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通过荷花芯和后司岙窑址的发掘，我们也看到越窑至迟在唐会昌年间就开始烧造秘色瓷了，到咸通、中和年间进入了高峰。以前学界常认为官窑烧造是不计工本的，但其实是需要“计算物料”后进行生产的，真正的不计工本大概也只有唐代秘色瓷的烧制了。
发掘成果的突显，引起了国内多家博物馆的关注，纷纷要求对发掘成果进行公开展示，我们想秘色瓷在当年是“臣庶不得用”，当时是与宫廷发生联系的，而皇家都舍不得用拿去礼佛的，我们就先去故宫吧，尽管此宫非彼宫。不过当时在与故宫博物院王光尧联系展览一事的时候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起一个响亮的展览名称，容易被大家记着的；二是名称中要体现我们又进宫了的含义。后来在故宫的展览时就用了“秘色重光”。“秘色重光”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当然秘色虽是专烧，但尚属越器范畴，而越窑应该是中国陶瓷史上最为耀眼的启明星，从地位和影响力来说，大概没有任何一个窑场可以与越窑比肩。如果把越窑比作是青藏高原的话，那么秘色瓷就是珠穆朗玛峰。
正因为越窑秘色瓷的至尊品质，当时和后世都把烧成秘色瓷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秘色瓷成了青瓷烧造最高品质的代名词，不管是汝窑、官窑、龙泉窑，还是高丽青瓷，都烧秘色瓷。越窑秘色瓷尽管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2001年，慈溪市政府引进尖端专业人才恢复越窑青瓷生产，期望在越窑秘色瓷的原产地，原汁原味地复兴越窑，使秘色重光。二十年的追日，如今曙光已现。编委会托我为本书作序，我把与上林湖越窑及秘色瓷的渊源述之于上，以代为序，期盼慈溪秘色重光，辉煌重现。
癸卯元宵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