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传承，砥砺奋进。日前，由浙江省文物局主办的浙江省陶瓷文物修复培训班暨全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选拔培训班在慈举行，依托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天然而独特的优势，以理论与实践兼修的思路，为浙江省一线文物保护领域培养专业人才。
与此同时，浙江省陶瓷文物修复培训班（部分课程）开启线上公益直播，由国内陶瓷研究和修复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大家讲述有关陶瓷文物的那些事，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
■全媒体记者 陆燕青 通讯员 黄亦静
现代文物保护修复的
理念与发展演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詹长法
詹长法曾为中国文物保护作出突出贡献，也曾主持过国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他从社会的发展与遗产的视觉、国内外保护历程演变状态、中意合作理念与实践碰撞、如何体现石童寺造像价值、面临的抉择及问题与挑战等方面介绍了现代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知识。
他说，现代都市中的历史遗址保护与利用，意味着当下与过往的深度对话。在时代前行的脚步中，唤醒沉睡的遗址，需要我们用心建构一个适度开放的城市景观空间，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沉浸在城市的记忆片段里，定位自我，感悟文明。
那么，文物保护与展示的内涵是什么，传递的是什么信息？在保护修缮的时候，是追求我们的经验，还是在尊重历史的情形下做创新性的修补？他认为，文物修复就和大夫治病救人一样，目的就是让文物活下来。如何延长它们的生命是文物修复者的使命。文物修复如同考古发掘，考古是通过对地层一层层剖析来了解发现的东西，包括文化、习俗等。文物修复也一样，在修复的过程中不断解析技艺材料以及文化思维。
现代修复技艺与科技支撑为文物修复提供了非常大的推动力，利用现在科技手段能够还原出文物所经历的历史变化过程。值得指出的是，修复是通过不断的评论过程保持平衡的辩证行为。所以，作为继续评论的行为，仅能对流传到现在的材料实施修复。不论材料的原始性，文物修复只是把形象的单一价值传递给未来。面对历史的考验，我们如何做到尊重历史性和艺术性？最终的目的是传承，在修复的时候要问问自己，究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后代是怎么看待的。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建筑遗产本体正在经受自然灾害的破坏，环境资料日渐侵蚀，人为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更为突出。文物修复工作迫切而且重要。他认为，完成任何遗产保护修复工作，除了采用正确的保护理论和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外，还需要具有团队精神的修复人员、历史学家、艺术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密切配合。如果要出色地完成修复任务，还要求修复者对历史艺术品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热爱在今天尤其难能可贵。比之其他事物，也许正是艺术品的真实性才能帮助我们在不失特色的前提下完善自我。事实上，每件艺术品都有自己的过去，它也包含着在进行修复的时代人们所具备的知识和拥有的技术，但艺术品最主要是它也有将来。
浙江古代青瓷的生产发展史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 郑建华
郑建华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曾主持或参与越窑、龙泉窑、婺州窑等瓷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出版《浙江古代青瓷》（合著）。在公益课上，他以“文化结构与文化圈”“历史分期”“贡瓷·官窑·哥窑”三方面展开，讲述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发展的历史。
对于窑口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郑建华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的研究方法，将瓷业文化结构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浅表层三个层次，分析总结了浙江古代青瓷的时代特征、地域特色和窑业体系。
胎、釉制备处于核心层。古代瓷器生产，胎、釉原料普遍就地取材，选择与配制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制约，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旦发生变化，就是革命性的。
烧成工艺处于中间层。窑炉类型的选择与建造，坯件的装盛与入窑装烧方式、温度与气氛的控制等，会受到工艺传统的强烈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产品器类、造型和装饰等外化的文化要素，一般来说，通过模仿就能实现跨地域甚至跨时代的传播，与核心层和中间层相比，稳定性最弱，对外部需求和刺激的反应最敏感，变化最快。这个层次属于浅表层。
一个窑系的空间范围，往往包括中心区和外围区，有时还有辐射区。中心区内，必定有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
中心区尤其是核心区的瓷业文化特色，常常比较单一，保持着较强的“纯正性”。从核心区向外，中心区到外围区，瓷业文化的纯正性依次递减，离核心区越远，纯正性越弱。外围区的窑场，数量和密集度低于中心区，多数情况下产品质量也要稍逊一筹，有时还会与其他窑系甚至瓷系的窑场形成交叉或重叠。在这种交叉或重叠区域，该窑系的文化因素会逐渐被外来瓷业文化抵消或吸收。如果该窑系的文化传播力强劲，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在远离中心区的区域，出现产品与其相似的窑场，是为辐射区。
他指出，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认识浙江古代青瓷，清晰把握住哪些是最稳定的，哪些是相对稳定的，哪些是变化的。古代瓷器生产跟现代工业化生产不同，往往就地取材，胎釉原料来源于生产地，受到当地资源禀赋的制约。烧成工艺，包括窑具使用、气氛控制等，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越窑上林湖的装烧工艺是五代晚期开始的，匣钵装烧的方式没有经过学习是模仿不了的，所以是相对稳定的。而造型装饰，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反映，可以跨地域跨时代传播，通过简单模仿来实现。
古陶瓷修复的现状及历史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蒋道银
蒋道银是古陶瓷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国家文物修复委员会陶瓷组组长，在他几十年的从业经历中修复了大量珍贵的国宝级文物。此次主要讲述了陶瓷修复室的配置，包括工作室的布局，修复材料、工具、设备的选择，并以丰富的修复案例讲解了古陶瓷修复过程和实际操作中的注意事项。
他以自己多年的博物馆修复工作经验，把古陶瓷修复分为考古修复和陈列修复。考古修复时基本无需作色，只需保存器物现今的完整信息即可。陈列修复时则会多一道上色的工序，因为陈列修复面对的是普通大众，更需要展现器物的美感。
古陶瓷修复主要分为清洗、拼接、补缺、作色补绘等步骤。
清洗。有些陶器的清洗极为困难，因为陶器本身吸水率高，硬度远不如瓷器，超声波清洗或者普通的浸泡清洗都会对陶器本身造成破坏。因此，对于这种陶器，采取的清理方案是用喷壶喷湿泥土将其软化后，再用牛角制成的薄刀（牛角刀）对附着在陶器上的泥土进行剔除与清理。
拼接。在陶瓷的拼接方面，可以先局部拼接，将小块的碎片拼成几个部件，再从下往上（或从上往下）地将各个部件逐步合拢到一起，最后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直至接缝处平整无凸起，再用粘接剂将碎片完全粘合。此外，用热熔枪可以在器物表面点上胶钉起到临时固定的作用，也可以把瓷片插在湿润的沙土中起到暂时固定的作用。
补缺。先将翻模材料加热，再进行翻模，等模具冷却凝固后，将模具移到缺损处，用胶带或胶枪固定模具并在模具表面涂上薄薄的润滑剂，然后往模具里面填注石膏或者其他修复材料，等材料完全凝固后将模具再次加热进行脱模，之后用修型工具对修复部分进行修整。等大致的形体完成后，用砂纸对其进行打磨和抛光。
作色补绘。用着色材料在修复部位的表面进行多次涂色或喷绘，使器物表面颜色和谐一体，缺失的以有依据的纹饰进行补绘，总体看上去完整，陈列修复的效果是“远观一致，近看有别”，这样可以最大保留器物本身的信息，而不被颜料所覆盖导致无法辨认原有信息。
新时代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的
流程解读及趋势展望
■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 李奇
李奇自1997年起从事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独立修复馆藏珍贵文物30余件；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级和省级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人才培养项目10余项。他为学员们解读了新时代陶瓷文物保护修复的流程及今后的趋势展望。
他说，保护修复的介入本质是对文物的破坏，只有适合适度才能真正起到保护文物的作用。不分情况，强行对文物施加保护修复手段，有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破坏的风险，应该根据它的体质、现状、经历等因素，来决定保护修复的介入尺度。
文物本体保护修复工作一般可以分为开展前期调查评估、开展研究与试验、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实施保护修复、编写保护修复档案这五个阶段。李奇解释了陶瓷的特征、陶和瓷的特征以及陶瓷对中国的意义。陶瓷制作的开始就是熵增的开始，而熵增的过程是功能衰减、外观变化、信息流转、负载增加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转化和丰富的过程。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评估文物保护修复的价值权重与偏向，分别为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它属于特定时空，又承载时空变化。李奇说，古陶瓷修复不仅是修补完整，更重要的是研究发掘和保存其中的历史信息和价值，使破碎的古陶瓷成为可读可看可讲的文物。他认为，情怀、坚持、开放是一个文物保护修复师需要具备的特质。
浙江史前陶器的特点与发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赵晔
赵晔从事史前考古30多年，参与和主持了莫角山、卜家山、官井头等40多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他分享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从浙江史前文化时空架构、诸考古学文化及其陶器、浙江史前陶器相关认识层面展开论述。
浙江出现陶器的史前文化从距今1万年前的上山文化延续至距今4000年之后的广富林文化，总共约有6000年的跨度。旧石器时代，浙江境内已发现1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赵晔说，浙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旷野遗址，一种是洞穴遗址。旷野遗址主要分布在浙北地区的安吉和长兴，洞穴遗址多分布在江山、开化、衢江、常山等浙西山地。发掘的有四五处，包括安吉的上马坎遗址、长兴七里亭遗址等。
浙江史前陶器主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浙江新石器时代有早中晚三个文化分期：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是上山文化，距今约11000—8000年；中期，以跨湖桥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早期为代表，距今约8000—6000年；晚期，以河姆渡文化晚期，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好川文化等为代表，距今约6000—3800年。
他说，浙江新石器时代陶器从距今1万年前延续至距今4000年，不存在较明显的缺环和空白，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较为清晰。钱塘江南岸有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有一定时段的交集和影响；在钱塘江北岸，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并逐步发展壮大，而且，钱塘江北岸对南岸的影响持续增强，到良渚文化阶段达到高峰。
龙泉窑的发展历史和时代特征
■复旦大学教授 沈岳明
沈岳明主持发掘了寺龙口窑址、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等多个考古发掘项目，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为大家讲解了龙泉窑的发展历史、时代特征。
龙泉窑是中国瓷业史上的一个青瓷名窑，其文化内涵丰富，生产规模极为壮观，是南北两大瓷业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范，是官民瓷业相互关联、相互激荡的结果，是中国青瓷工艺发展的历史总成。龙泉窑在国内有广泛的流布，既为宫廷贵族所喜爱，也被平民百姓广泛使用；同时，其还大量用于外销，对世界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是“一带一路”研究中重要的文化支撑。
沈岳明介绍，龙泉窑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的上游地区，窑址所在地多山坡溪流，有着制瓷所需的优越的自然条件。通过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不断的调查表明，龙泉窑系的青瓷窑址在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等地均有发现，窑址数量达600余处，形成一个窑场众多、分布范围很广的瓷窑体系，其中以龙泉市窑址最为密集。
在厚胎薄釉产品基础上，龙泉窑吸收了汝窑、官窑等烧制技艺，改进了胎土配方，在瓷土中掺入了适量的紫金土，使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增加，提高了抗弯度，器物在高温下不易变形，克服了“笨重粗厚”的特点，造型变得轻盈秀美。
到明代的时候，由于实行海禁政策，龙泉窑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从窑址调查的情况看，明代只有130处左右的窑场还在继续生产，特别是中期以后，其核心生产区也从龙泉的大窑转移到了庆元的竹口一带。
唐宋时期的上林湖越窑
■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 谢纯龙
自1981年至今，谢纯龙一直从事上林湖越窑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已出版《越窑青瓷文化史》《上林湖越窑》等。这次讲座，他给大家介绍了唐代越窑的发展和时代特色，越窑青瓷的器型演变、造型特点等。
谢纯龙首先从越窑的概念开始讲起，分析了古陶瓷学界对概念界定上的不同认识，重点介绍了陶瓷专家任世龙先生的观点。任世龙在《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一文中提出“‘越窑’一名，本系唐代对上林湖窑场为代表的‘越州窑’之简称或别名。宋人因之，一直沿用至今。它与历史上的‘越人居地’或‘越国’政体毫无关涉”。从考古学角度，把以曹娥江流域为中心的东汉至六朝时期瓷业遗存另行命名为“先越窑”，把上林湖瓷业为代表的唐代越州辖区的瓷窑遗址称为“越窑”，把“低岭头类型”窑业遗存称之为“后越窑”。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开展，在陶瓷界，后一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谢纯龙也赞同任世龙先生的观点。
他还就越窑青瓷的分布和越窑青瓷的分期进行简要阐述，特别分析了瓷质匣钵的特点和作用。他说，秘色瓷的成功烧制，与瓷质匣钵的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遗址堆积中，瓷质匣钵、秘色瓷与大量夹沙耐火土匣钵、普通青瓷混合共生，并发现有瓷质匣钵与夹沙耐火匣钵相互烧结粘连的窑具。这说明普通青瓷与秘色瓷同窑共烧。他总结，瓷质匣钵主要特点有3个：一是匣钵彼此之间不用泥点间隔，采用涂釉密封，这就保证其产品在密闭的状态下烧成。在冷却过程中形成强还原气氛，避免瓷器的二次氧化，使瓷器呈现出青绿色釉。二是匣钵与瓷坯为同样原料，因此，在烧成过程中，两者的热胀冷缩率相通，瓷坯在匣钵内始终保护着稳定状态，避免器物与匣钵的粘连，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成品率。三是绝大多数为单件装烧，产量低；烧成后，须敲破匣钵才能取出器物，成为一次性匣钵。
在历史研究中还原历史，在考古文物中感悟文明。对于那些遗迹遗存，既要加强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也要积极开展考古学的知识普及，加强研究和保护，让考古学更好地走向大众，让中国传统文化永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