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俊荣
杭州湾南岸观海卫镇，聚集着一群八闽将士的后裔，他们远离故乡，祖祖辈辈在始祖们率领下，如同愚公移山般地执着，坚持不懈守护卫城，默默无闻陪伴源远不断东去的江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子子孙孙传承至今三十代。
两片追本溯源的落叶
偶遇结伴同行
五一劳动节前夕，笔者随宁波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筹备组）前往慈溪观海卫镇进行妈祖文化探访调研，后又有观海卫燕话研究会来宁波福建商会回访交流。行走在扑朔迷离的36街、72弄间，笔者作为中国建筑协会会员，被这座古城设计、建筑者的智慧折服。尽管随着岁月的变迁而苍老、变更容貌，但老城的格局神韵犹在。街中弄、弄中街、暗弄明街、明弄暗街纵横交织，如没当地人作向导，真是找不到北。在卫东村，远处传来的歌声吸引了我们，《观海卫我可爱的故乡》（燕话版），曲调是那么熟悉，且歌词倍感亲切。在村老年活动中心，我们幸会到一群慈祥乐观的老人，他们是观海卫燕话研究协会的领导，当时正在组织活动。我们筹备组里刚好有来自福建莆田、泉州和漳州的三地人士，相仿的乡音、似曾相识的面孔，恰是“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缘由，让大家亲切热烈地交谈起来，引出一段尘封六百余年的史料故事。
明洪武十九年（1387年），信国公汤和依江险要地势，督建观海卫城，抗倭寇固海岸。因守军多为余姚人，私归者甚多。为方便管理，1394年，江厦侯周德兴奉旨从千里外福建福宁卫（今霞浦县）调入5630名将士驻守观海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星移斗转六百余年，来自八闽各地的官兵们，驻扎在卫城内吃穿住行自成体系生活圈，用独特语言交流，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如春燕昵喃细语，虽然城墙已塌人员混居，当地人还是听不懂，只好戏称“燕话”。有诗为证：“纵横秋壑雅人癖，海堙风土记荒芜。其先闽将统蛇种，海氛未靖防边隅。语言犹似梁上燕，惯听渐觉辨伊吾。”
正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让我们两个独自发起运作的民间公益协会，此时此因在此地相聚汇合，开启了传承福建海洋文化、妈祖文化研究交流、互助共进的新航程。过去，我常以闽籍住甬老兵自居，不惑年曾自夸把青春献给了东海边防，知天命年曾自信说戎马生涯26载，花甲年曾自豪高举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之家”匾额炫耀，近古稀年的今天我自渐形秽，领悟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真正诠释。在率领三十代子孙坚持不懈守护卫城的先辈前，我鬓发飘渺苍茫；在历经六百余年依旧谈吐地道燕话的同乡面前，我敬佩无语。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遇投机不觉多”的缘故，体验到他乡遇故知的美妙感受，一整天有说不完的话题，结合主客观因素达成了诸多共识。
遗传的文化习俗基因
延绵不绝
以福建老家延续至今的民间习俗标配对比、分析观海卫现状，也许是气候和水土不服，城内各个村口都少了棵象征人丁兴旺、守望游子归的大榕树地标；也许是当年军纪严明、无暇顾及，各家各户泡功夫茶或招待客人，或自饮品味的习俗失传了……
我们欣然看到将门虎子，把崇尚习武的基因流淌在子孙后代的血液中。卫城后裔和福建族人一样，男丁自幼习武防身，各类拳法流传盛行。设擂比武、乡试中举，激励着英雄辈出。卫城先后养育出胡守仁、王尚文等五位总兵官，明万历皇帝分别圣赐建牌坊表彰功绩。观海卫左手棍系闽籍将领俞大猷亲临卫城传授给守卫将士的，相传该棍法与少林寺阴手棍同源同宗。2008年，浙江省武术协会独立命名了“观海卫太极拳”，创编人郑国军的飒爽英姿让人感受到其强大的习武基因。再欣然看到薪火相传的种族、血脉文化精神传承绵延不尽。如爱拼才会赢的坚强不屈精神不仅激励着本土福建人跨海峡、闯南洋，同样也造就了以近代著名华侨吴锦堂先贤为代表的浙东侨乡。又如“蓝、南、郎”三字读音分不清者必定是福建人，是屡试不爽的判断标准，这是“胡”（以h代f）建人天生遗传下来的发音方式和腔调。在调研现存燕话时发现，“男青年——好生；雄鸡——归格；桌子——独顶；夜里——孟西”等发音中，依然存在着固有而独特不变的福建话“胎记”……
闽籍后裔间的交流传承
观海卫城告诉我们，光阴荏苒，六百余年弹指一挥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扪心自问：有哪些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力所能及地去传承去弘扬？
一是从卫城18大姓以及城外林家、翁家等的家（族）谱寻查、修撰和完善入手。家谱是中华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一手史料文献，它全面记载着列祖列宗的繁衍事迹，始终传递着世系家族的牵挂呼唤。家谱如树，始祖如根，根深蒂固也。主干延伸分出骨干、支，繁衍成大、小簇冠，谓“旺族多房撰族谱”。冠由中心干、主侧枝构成，枝繁叶茂，谓“子孙满堂编家谱”。枝梢萌芽或长叶或开花或结果，谓“光宗耀祖修宗谱”。
据报道，福建长乐县近年发现《姚氏族谱》记载：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之重臣姚广孝与郑和同下西洋回来后，特往祖籍地亲自编修族谱事。又记载其兄姚广仁一族，客居浙江慈溪。据观海卫燕话研究会会长邱国忠介绍，去年福建连江县邱氏旺族正是凭着族谱记载信息，不远千里寻根到慈溪，寻找到观海卫邱氏一族后人，对应族谱堂号确认属同根同宗。随后邱会长等人代表宁波的历代子孙们返回故土省亲，隆重演绎出现代版认祖归宗的传奇故事。据燕话研究会顾问莫非先生介绍，前几年福建连江县马鼻镇双泉陈氏也曾根据宗谱记载前来调查，有陈氏后裔调驻观海卫任百户。卫城北门陈氏、锦堂村林氏都曾赴福建寻根问祖。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流传，观海卫的胡氏、王氏、汤氏、潘氏等闽籍后裔，在明清时期都有过与福建贸易、经营南货的经商事迹。可惜族（家）谱保存状况不尽人意，毁损、失传情况较多，后续修撰工作量极大。
二是从具有浙东特色且保留数百年本色燕话的整理、研究和推广入手。据论证，观海卫燕话形成之初包容了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多地域的语种语音。其后入乡随俗又兼容了慈溪当地的语言语调。随着时代变迁、社会文明进步，不断融入更多新事物新词汇，演变为当前独树一帜的燕话。如今观海卫燕话研究协会的同仁们恪守“宁弃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祖训，争取把“活化石”燕话再度激活、源远流传下去。
三是从宁波地区妈祖传统文化的调研、传承和交流入手。妈祖文化源于福建、源于海洋，千余年来随着“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的方式传承传播，2009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向导介绍，当年留在他乡为异客的闽籍将士们，在观海卫城中心地带建造了首座精神寄托家园——天后宫。遗憾的是，因1957年各乡镇开展拆大庙殿宇支援浒山新县城建设活动，天后宫、城隍庙和定水寺等均未幸免。调研中，我们只能在镇内“天后宫弄”拍摄到一块平整的水泥场地（旧址）和一口身披厚重苔衣的百年老井。后又有幸在杨浦东的天妃宫村，我们探访到明宣德年间（1425—1434年）建造的天妃宫。老村长引领我们考察宫内现存的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余慈两邑为天妃宫册立的石碑，后又考察了慈溪市人民政府1980年公布、2004年册立该天妃宫为慈溪市文物保护点的石碑。老村长声情并茂地介绍，每逢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宁绍等地客商及周边百姓都有汇集天妃宫祭祀、祭拜的庙会盛况。据说，慈溪境内的胜山、坎墩等镇也有天妃宫，余姚、象山等地均有天妃宫，尚待日后再去探访，为践行闽甬台三地两岸文化交流平台的宗旨，还需要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参与到这项功在当前、利在千秋的公益活动中来。
在观海卫考察探访，发现如今的古城河边已没有旌旗猎猎、守城官兵，只有惺惺相惜的送别老乡与河面那朵朵依依不舍的晚霞倒影。回顾六百年沧桑的古城，何去何从不禁令人深思。观海卫城今安在，不见当年闽军爷。守城愚公三十代，留传燕话续族谱。作为明清沿海名卫城，重新进行保护、挖掘沉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古人智慧结晶，期望观海卫成为独具浙东特色的历史文化标识、沿海古卫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史海钩沉
搜旧笔记
徐妃迷案
徐全荣
牛赶水
裘小芳
我高小毕业后，参加了横河初中（当时称为余姚四中）的升学考，并被录取。我把入学通知书拿给母亲说，我可以到横河读初中了，但当时由于家庭经济非常困难，无法实现我读中学的美好愿望。大约在家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开始为生产队放牛赚工分。
1964年，水稻灌溉极大多数用上了抽水机。由于抽水机抽的水放不到某些田块，如地处偏僻的田块和大渠道水放不到的田块，还有些田块地势远远高出一般的大田，水更难放进去。当时党和政府十分强调“以粮为纲”，计划经济的年代，农田只能是“两枝棉花六枝稻”。为了完成水稻种植计划面积，对上述用抽水机抽的水流不到的田块，只能用“牛赶水”的办法，极个别的小田块用摇车或牵车为农田灌水。生产队还有在偏僻处的8亩稻田要黄牛灌溉。那么，我除了看牛、管好牛外（早上从牛栏牵出，下午牵着牛到处跑叫牛吃草直至喂饱，打扫牛栏等），还要承担好“牛赶水”的任务。
说到“牛赶水”，还牵扯到许多话题。“牛赶水”，首先要有车盘。何为车盘？它由一个木头圆柱作车盘芯，近1米高，叫“将军”（它里面是空的）。“将军”套在车盘心上，连着六根木条，叫六码档，六码档再连上车盘，即园光，园光边沿凿着一个紧挨着一个的木齿（称作车盘操子，操子一般为84—90个），木齿轮（操子）牵动水车地轴上的齿轮，使水车的槽板转动（槽板内有车骨，车骨相当于来回转动的链条，还有2毫米厚的车板，车板呈长方形，长约23厘米，宽11厘米，固定在车骨上，把水提到岸上，靠的是车板）。水车或叫车桶（约5米长，35厘米宽），整个车辕放在车桶内，提水时少不了它，也是最主要的工具。
“牛赶水”时，我一般随带着牛轭、牛罩铃、坑铣和修车的一些工具（用小木头削成的用于稳住车板和车骨车闩，及备用车板、小榔头等）。随后牵着牛去赶水，套上牛轭，戴上牛罩铃。牛沿着圆车盘，像推磨似的朝前跑着绕圈圈，一轮轮、一板板，河水就是靠车骨和车板传动提上岸，这就是“牛赶水”灌溉水稻田的步骤。
在“牛赶水”时，一般要搭建一个牛篷舍，即圆顶的茅草亭。用一根离地2米高的石柱子或大一点的木头，撑着一个八面通风、像伞型的圆溜溜的八角亭篷，四周不用砌墙，不要遮挡。用稻草盖顶，既严实又不会漏水，使“牛赶水”时耕牛凉快一些，还可以起到保护车盘的作用。
在当时，那样的牛篷舍在我们当地随处可见。平时行路人走累了，在里面可歇歇脚；夏天炎热，干农活的人，特别是碰到下雨天，也是一个临时躲雨防晒的好去处。
有的“牛赶水”点没有牛篷舍，一般是灌溉田亩少，只要利用早晚或夜间赶水，就可以保证水稻用水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牛赶水”时人不能离开牛篷舍。黄牛很调皮，一旦人离开它就会走得很慢，时间一长，甚至会停下来。虽然黄牛的眼睛被遮住了，但它能感觉到人在与不在，特别是走到人坐的位置，就会走得很快，离开座位自然就会慢下来。还有一个奇怪的事，若把黄牛牵到牛篷舍，要它赶水时，牛轭还未套起，它就会放牛尿，于是我在牛尿处铺上干燥的泥土，以防黄牛脚滑。
如果遇上天旱时，河水水位降低，水提上来很费劲，“牛赶水”的车辕会经常断掉（一般断的车闩，车骨连接靠的是车闩，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摩擦，车闩很可能会断），我只得下河把断下的车辕从河里捞上来，衔接好。
“牛赶水”从早稻插种前开始，天气火热时，水的蒸发量大，更加不能忽视水稻的灌水。这样循环往复，一直到寒露时节晚稻收割前。
后来有了抽水机，俗称“打水”，很受当地百姓的欢迎。随着电网的发展，我们再也看不到“牛赶水”的灌溉方式了，“牛赶水”已成了历史。
“牛赶水”结束，也就是做好生产队的农活后，我回家立马带上书包（书包是用化肥的包装袋），包好几本要用的书籍直奔长春农业中学（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这样做到读书和赚生产队的工分两不误。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连读初中的条件也没有，而现在大学教育已达到了普及化阶段，每年大学毕业生近1000万。整个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衣着不愁，居民健身跳广场舞，我们的生活真是比蜜甜。习近平总书记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要实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还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作出艰辛的努力。
徐妃，姓徐名昭佩（约505—549年），世称徐娘。祖父徐孝嗣为齐朝宰相，父徐绲为梁朝侍中。约十二岁，梁武帝指婚给自己第七子萧绎为正妃。
徐妃出自名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善诗精艺，朗而不娇，较有胆魄。具有才气的徐妃，她的性情可与现代知识女性媲美，然而，如此风雅女性，《南史》梁朝卷，编撰者李延寿却把她描绘成了一位狠毒的荡妇，留下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那么，徐妃确是《南史》所载的淫荡之人吗？细读姚察、姚思廉父子编纂的《梁书》列传之后，发现徐妃并非李延寿所撰的如此不堪。
姚察、姚思廉父子早成于《南史》数十年的《梁书》，未载徐妃出格之事。姚察曾在梁、陈、隋三朝为官修史，应比后来的唐代李延寿对事件了解得多。二史对比，李延寿不但对徐妃其人添枝加叶，极力丑化，也对其他人随意塑造，增加色彩。作为史者，应恪守严谨治史，那么李延寿为何放纵史笔，究为何事？许多学者认为，李延寿抱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修史宗旨，目的是为增加可读性。既然大事不能改动，为博人眼球，将某些人物与事件在情节上凭主观臆想与野史摘录，再经艺术加工，改变成戏说，也就是俗话说的“让死尸会走，白鲞会游”。如此一改，给枯燥乏味的史书赋予了趣味性与哄动性，争取了大量的粉丝。
研究历史人物很难，研究距今1500年前的小人物更难。
徐昭佩的儿子萧方战死无嗣，已无后人站出来给她正名。千百年来，人云亦云，一同起哄，恨不得拍成黄片而后夸，根本无人怜惜地下枯骨的名声。
我们有必要以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通过认真考证，逻辑分析，还原历史人物一个真实的面貌。
首先从徐妃丈夫萧绎说起。萧绎从小一只眼睛失明，但不影响他读书写字，他自小博览群书，文采出众，尤其喜欢藏书。他一生藏书多达14万册之巨，不少还是孤本。公元555年1月，萧绎时为梁元帝，都城江陵被西魏攻陷，萧绎认为，惨败的原因是自己读书太多，武备不足。被俘前，他命高善宝一把火烧掉了这来之不易的14万卷古今图书，从而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自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浩劫。
广为流传的“徐娘虽老，风韵犹存”这句俗语，意指妇人虽至中年，仍美貌风雅。殊不知，此言出于李延寿撰著的《南史》梁卷，后妃列传徐妃章之中。
《南史》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延寿，生年不详，约卒于公元677年，唐代早期官员。他是史家李大师的儿子，因其父编梁、陈书未成而卒，嘱他续成，贞观十七年（643年）得到李世民允许，继续编纂梁、陈二史。
姚察父子编的《梁书》比李延寿约早80年，李延寿大纪事部分基本照抄《梁书》，细节与情节上加以增减，所以出现了二史异同现象。
姚察父子编的《梁书·卷七》徐妃传：“世祖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绲，侍中、信武将军。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太清三年五月，被谴死，葬江陵瓦官寺。”又曰：“……世祖徐妃之无行，自致歼灭，宜哉。”姚氏虽说徐妃无行，并无举证无行事例。“行”指行为，行为诸多，并非单指“淫”事。
《南史》中的《梁朝》卷十二，后妃传中，李氏添入了徐妃详情及死因，传载：“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齐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绲，侍中、信武将军。妃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还房，必吐衣中。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酷妒忌，见无宠之妾，便交杯接坐。才觉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季江每叹曰：‘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虽老犹尚多情。’时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爱，未几而终，元帝归咎于妃；及方等死，愈见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杀。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以尸还徐氏，谓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听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后果不终妇道。”
可见，徐妃传中李延寿像写小说一样地增加了许多绯闻和凶杀情节，还宣扬了徐妃出嫁时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天象。我们必然要问：《梁书》未录之事，李延寿采自哪里？答案是肯定的，出于塑造或民间野史。作为严肃的正史，确实不够严正。
徐昭佩出身于名门望族，天监十六年（517年），出嫁湘东王萧绎，成为湘东王妃；太清三年（549年），萧绎怀疑徐妃害死王妃，赐白绫逼徐妃死。徐妃知难免，偏不以白绫自缢，而自投于井，向皇权及夫权作出最后的反抗。
萧绎仅仅怀疑徐妃害死王妃，并无实据，正妻便被处死，君权的残酷暴露无遗。她的死因，有待我们分析。
徐妃，出于名门。祖父徐孝嗣尚公主刘明修为妻，为齐朝四代元老，官至宰相。父徐绲，官至侍中，梁侍中掌有宰相之权。弟徐君蒨，博学多才，为秘书郎。徐妃娘家祖上自东晋后世代为官，而多居中枢，门第显赫，门客千余。还有近支徐摛，为戎昭将军、太子左卫率。徐摛子徐陵，梁武帝时，任东宫学士，常出入禁闼。当朝徐氏家族，侍郎、太守等官员更有许多，从刘宋朝至陈朝，光公主嫁入徐家就有十人之多，可想当时徐家势力之大。我认为萧绎找理由赐死徐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为打击抑制徐氏政治集团的考量。
徐妃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文化熏陶，懂得礼义廉耻。由于政治原因，她无奈地嫁给了只有一只眼睛的梁武帝七子萧绎。这桩婚姻，无感情基础可言，一开始便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徐昭佩有较高的精神追求、独立的性格致使她恃才傲物，洒脱奔放，甚至目空一切。虽然萧绎也是一代才子，但生于皇家，造就了唯我独尊的性格，又因从小一只眼睛失明，较为自卑，张扬与自闭的矛盾交汇，造成了性格偏执、多疑，甚至残忍的行为。
由于双方性格锋芒毕露，互不妥协，致使情感失调，矛盾尖锐，这是必然的结果。
徐妃由于婚姻失败，挽救无望，伤心之余，以酒浇愁是可能的。李延寿把萧绎不进绣房的原因怪罪于徐妃酗酒并经常吐在萧绎身上。李延寿说萧绎作为丈夫两三年才进一次徐妃房间，那么即使双方把盏，也只点到为止，不可能喝得酩酊大醉，吐在丈夫身上。又曰化“半面妆”讽刺丈夫独眼，我认为，徐妃可能化妆至一半时，萧绎突然而来是可能的，至于为讽刺丈夫独眼而化半面妆，试问谁有这个胆量？除非活得不耐烦了。
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对女人而言，受男人欺凌、作残只能忍受，不许反抗。当时有钱人都可以三妻四妾，何况皇家，更是三宫六院，粉黛三千。后宫女流，只是皇帝的玩物与生育的工具而已，无感情可言。尤其上了年纪的皇后妃子，已是明日黄花，冷落在所难免。后宫的女人，只有认命，方可度日，稍有反抗，便会被皇权砸得粉碎。试问这种境况下徐妃敢化半面妆讽刺萧绎，故意呕吐在丈夫的身上泄愤吗？
《南史》更荒唐的是，说徐妃与和尚、萧绎的侍从等人私通，当时萧绎为江陵太守，又是王家公子，实为当地土皇帝。和尚根本不可能进入后宫，那么徐妃是否有去寺院与和尚私通的可能呢？我们知道，妃子轻易不许出门，即使去烧香拜佛或春游等，也有太监侍女一大群人跟着，怎么可能与和尚幽会？即使徐娘有心，萧绎是弑兄杀侄弃父王的残忍之人，路人皆知，和尚怎敢冒着生命危险与徐妃做苟且之事？
再论徐妃与萧绎侍从季江私通，李延寿说是季江自己与同僚说的，同僚再外传。我们想想，一个帅小伙子，即使有此事，与四五十岁的女人有染（当时平均寿命很短，这年纪已算老人了），说出去多损名声，怎么会向人说呢？况且，萧绎疑心较重，杀人不眨眼，作为他的侍从，心里十分清楚，怎敢与徐妃私通？
《南史》载，时有一王姓妃子，萧绎十分宠爱，因突然死亡，萧绎便怀疑是徐妃害死，于是赐死徐妃。从现代刑事学的角度看，应通过验尸，有人证、物证、口供并获，方可定案。然而，萧绎仅凭自己怀疑，便逼死正妻，史官也不加思考，把此事写作徐妃无行，我认为都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
纵观《南史》对徐妃的贬记，通过思考与分析，我认为甚属无稽之谈，仅李延寿在编故事。
当时史官的骨子里，也一样被封建思想浸润。当时编史修志，均为政治服务，即使换了朝代，也都以封建制为准则。贬损女人仿佛是历代史官的嗜好，王朝的灭亡，往往归罪女人乱纲，为男人开脱。他们不可能，也不能站在人性的角度，为女人代言。
我认为，徐妃并非死于“无行”，而是政治斗争的无辜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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