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钰领导了我国核试验基地的建设，参与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洲际导弹、潜射导弹、通信卫星等重大试验的组织领导工作，为新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打了上甘岭，一个是搞了核试验。”张蕴钰之子、北京卫戍区原装备部部长张旅天回忆了父亲的往事。
聚少离多的父子相聚在马兰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马兰基地的任务也随之公开。“有一次我问父亲，原子弹那么厉害，怎么才能只打坏人又不伤及老百姓呢？”张蕴钰的回答让张旅天至今难忘：“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永远也不要使用它。”
红船编辑部注意到，张蕴钰后来在他写的《战争与和平的台阶》一文中说“以核武器进行战争，就必然央及非交战国的和平人民，核战争是大恐怖战争。广岛、长崎的死难者不能复生，人类对自己的未来应做出积极努力，当今比以往更有条件实现和平共处的世界”。
1975年，张蕴钰重返马兰基地工作，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同年11月，主持了我国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张旅天则在1978年因参加核试验效应工作，也来到了这里。聚少离多的父子俩相逢于马兰。
“在试验场，父亲检查工作时腰病复发，无法直着腰，但他仍坚持弯着腰在一个工号、一个工号地走，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看。”聊到这段往事时，张旅天眼里闪起了泪光，似乎这一幕仍发生在昨天。“晚上我请假去指挥部看他，看见他因为腰直不起来，只能趴在桌上休息，很让人心疼。我给他按摩腰部，看着他那曾经宽阔、厚重的脊背，明显消瘦了下去，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那天夜里我给父亲按摩到了很晚……”
程开甲称其为“最好的朋友”
正当新中国核试验捷报频传的时候，十年动乱波及到了基地，基地中很多人受到了冲击，程开甲院士便是其中一个。为了保护尚在建设的核试验事业，保护科研专家，张蕴钰以开会和研究工作的名义把程开甲派到了北京，之后又亲笔给程开甲去信，让他“站稳立场，遇事多同党委同志交换意见”。程开甲心领神会留在北京，暂时避开了那场纷乱。这封信，程开甲生前一直珍藏着。
令程开甲深受感动的还有这样一件事：1976年，地下核爆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坑道临近出口处的封堵问题成了争执的焦点。程开甲认为出口过宽，如果不进行封堵就有泄露的危险。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再多增一米，就是修正主义”。张蕴钰再一次站了出来，坚决地说：“这个问题，听老程的。”
两次经历，让程开甲后来每每谈及此事时，都会留下热泪。程开甲曾说：“张蕴钰是我最尊重、最敬仰的领导，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1988年，张蕴钰因我国核武器大气层试验的总体设计和组织实施与程开甲一起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张旅天回忆说，父亲深知科研人员的重要性，所以一向尊重、信任科研人员。“基地职能不同于作战部队，定位至关重要。父亲组建基地时，就提出基地要为科学实验服务，为科学家服务。他说，党和政府讲为人民服务，部队讲为打胜仗服务，我们试验基地为科学试验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
在张蕴钰的带头下，基地养成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传统。他反复叮嘱基地的同志，一定要把研究所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重视科技工作，基地的事情不能只是打石头（工程）、蒸馒头（后勤）。
张蕴钰的这些话在基地后来的历任领导中心口相传，成为基地建设的一条金科玉律，基地研究所先后涌现了十位院士、三十多名科技将军，涌现了一大批年轻的高素质、高层次科技人才。
父亲的心情都在他的诗里
张旅天告诉红船编辑部，父亲张蕴钰出版过多部诗文集，还曾担任过解放军《红叶》诗社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父亲是一位儒将，爱写诗，他的心情都在他的诗里。”
张蕴钰的诗词中，马兰基地是他永远离不开的话题。“他离休后，经常回忆、整理和创作一些文章和诗词，字里行间描述最多的是马兰。对我来讲，马兰也有我幼年的童趣，父辈的自豪。”
面对着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张蕴钰作诗“玉关西数日，广洋戈壁滩，求地此处好，天授新桃源。”一个荒凉之地成为了他心中的桃源。
“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立龙，飞笑融山崩。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又蕴含了他对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兴奋之情。
摘自《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