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士强
评小说，离不开人物、情节和环境。而环境起着突出主题、渲染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环境又分社会、自然环境。长篇小说《雾与石》依托的是明朝中晚期朝纲腐败、海禁与反海禁、低价进高价出的官盐与百姓为了生存铤而走险贩卖私盐、江南官商一体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萌芽、重赋造成生灵涂炭的社会大环境，具体刻画的是以“石街”为代表的浙东姚北一带的社会、自然环境。
一方水土一方人。姚北地处江南浙东沿海，民风开化早。而小说浓墨重彩写到的石街，与吾辈记忆中的“石堰街”有许多相似之处，与文人笔下相一致。
石堰街又称堰头、石堰头，分上街头、下街头和南堰头，居姚北平原，滔滔姚江支流——东横河江流经，距余姚城约10公里。姚江大闸（上世纪50年代初建成）未建时，每年海水倒灌到石堰闸才停滞。石堰街南边是翠屏山区，北靠庵东盐场，周边是稻区、棉乡，又建有堰闸，南来北往，水陆交通便利。在农耕社会，是盐区、棉区、稻区、山区、城区的交汇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宋元到明清，与“鸣鹤场”齐名的“石堰场”盛极一时，方圆百里百姓来此销盐购盐。后随着滩涂北移，风光不再。
小说描写的商铺林立的九廊柱街、热闹的河埠头、秀丽的琉璃（流亭）山，在四五十年前的石堰街都能找到影子。小说描写的“堰坝足有十来米长，最南边是窄窄的拔坝，中间一座九柱廊桥，桥下的节水坝挂着一道水帘，常年哗哗作响”这一场景，对曾在那里生活过的读者来说感同身受，觉得形象、逼真、典型。
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曾隐居在石堰耕稼，至今留有纪念他的虞山庙。南宋大诗人陆游盛赞过石堰的旖旎风光。陆游《游石堰村》诗云：木落山不蔽，水缩洲自献。寒日晚更明，村巷曲折见。小妇鸣机杼，童子陈笔砚。农家虽苦贫，终胜异乡县。《雾与石》所描绘的田园牧歌式的“石街”：“山岙里一股清泉溅出，到了断崖，垂成瀑布，奔泻而下。”“积雪的远峰，金色的山峦，疏朗的树木，清亮的水潭，几处炊烟，几声犬吠……”“清晨，山抹柔蓝，水泛冷波”，与陆游笔下的“石堰村”相媲美。“海里人鬼似的在堰坝对面的巷子里游荡，一群孩子尾随而来，嬉闹着朝他们丢石头：‘灶丁苦，灶丁穷，熬波又淋卤……’”这小说描写的底层百姓生活困苦的社会现状又与“石街”自然美景形成巨大反差。
小说不是历史，但读者常把小说当历史看。小说描写的“倭寇侵扰余姚，适逢大雨，沿路劫掠，十室九空”这一惨象，“眉山西南黄沙湖一带山贼闹得厉害，一个月内劫了六七个商队”令人心悸，则与《横河镇志》记载吻合：明嘉靖34年（1555年）倭寇入侵，所至之处，鸡犬不存。《横河镇志》还记载“成化十二年（1476年）涝灾，淹没石堰盐场官盐数十万引（一小引200市斤，一大引400市斤）”、“万历24年（1596年）秋大水伤稼，民多淹死”。这与小说写到的“最初八石粮食换一引盐，现在一般五石，碰到粮食歉收的年份，一石二石的价格都有”一致，也与张嵚的《明朝原来是这样》反映的明朝中晚期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相呼应。小说可谓是真实历史的再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恩格斯所说的“这个”。小说依托的总要与那年那月的社会大环境合拍。不至于暗无天日写成阳光灿烂，向阳而生写成风雨如晦。否则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
开国领袖毛主席曾说过“看明史最让人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长篇小说《雾与石》刻画的是中晚明“尽做坏事”皇帝当朝时的朝政。小说中的官商林家与世交伍家在动荡复杂的局势中，从生存到毁灭，铁与血、权与谋交织，壮志难酬，苍凉、愤懑。但更引发读者思考，每个人在历史大潮中很难独善其身，个人、家族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国兴民族兴才能个人兴家族兴。要珍惜新时代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担当有为，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这也是看了小说《雾与石》后的一大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