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任何一个行业的兴盛发展都离不开一批精英人士的加盟，烟草业也不例外。与那些烟草大佬相比，无论是比实力、比资历、比声望还是比规模，沈维挺根本排不上号，但是论比勤奋、比口才、比思维、比才智，沈维挺绝对算得上是一位令人称奇的人物。
师桥沈氏是一个大族，以前曾有“十里不问沈”之说，可见其范围之大，人口之多。在沈师桥的小地名上，还有十个“头”的俗称，如以门命名的有厦门头、漏底门头、金鸡门头、八卦门头等；以桥命名的有东桥头、庙桥头、大桥头等；其他还有塘角头、檀树湾头等。沈维挺于1891年出生在大桥头，十几岁时孤身来到上海，进入一家烟纸店当学徒。在这几年的学徒生涯中，沈维挺发现上海的烟纸店多如牛毛，但规模大小却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一现象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何不将这些店来个大小区分呢？但限于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知道即便提出这一建议也不会有人理睬，于是只能埋在心底。时间到了1921年底，由虞洽卿、陈邦瑞等人发起筹备的三北旅沪同乡会开始招募会员。沈维挺闻讯后觉得这一民间团体对三北人在上海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密切，尤其是对那些无依无靠单打独斗的人应该是一个可依赖的组织，于是率先报名参加。不但如此，他还主动提出愿意为同乡会义务提供服务。沈难挺的这种举止得到了虞洽卿等人的高度赞扬，在招募会员并不顺利的前提下，虞洽卿对这位来自三北的小老乡更是青睐有加，委派他担任了招募队队长。1922年秋，三北地区遭遇水灾，大量的房屋桥梁被大水冲毁，1000余名难民甚至来到龙山虞氏大院要求施舍。为解决灾民的生活困难，虞洽卿召开了三北同乡会紧急会议，募集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就在这次紧急会议中，沈维挺作为代表列席会议，这是他首次以三北同乡会特邀代表的身份参会，也为其熟悉工商界头面人物开启了一条通道，更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比如在三北同乡会筹建新会所时指定其为筹款负责人之一。
如果说上述这些活动使沈维挺崭露头角，那么在1925年6月中国卷烟厂公会成立时，沈维挺则荣幸地当选为副会长（会长陈良玉）。在卷烟厂公会成立之初加入的仅8家烟厂，分别为南洋、华商、兴业兴记、中华、华成、中南、福新及启华。沈维挺既不是老板，也不是主要经营者，却被推举为副会长，这与他的工作能力与责任感有很大关系。陈良玉的大局把控加上沈维挺的勤快热情，使卷烟厂公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各烟厂也看在眼里，纷纷要求加入。几个月之后，会员增至40余名。卷烟厂公会的最初办公地在汉口路平乐里，因面积不大而无法满足需求，最后搬迁到新昌路凤阳路的祥康里，与此同时，欲将烟兑业分成大小两类的设想也得以实现。在沈维挺的建议下，上海社会局在核发执照时明确载明大型的烟兑业主可销售五洋，即洋烟、洋烛、洋皂、洋火柴和洋油（即煤油），而且还可兼营卷烟的批发业务，小型的则只能销售卷烟。如此一来，不但烟厂拓宽了销售渠道，烟纸店的业务也得到了较大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沈维挺的名字由此也随着烟纸店利润的增加而广为人知。
卷烟业的丰厚利润早为北洋政府所觊觎。为了获取更多更广的税源，政府于1926年初便规定凡烟厂出售之卷烟，必须缴纳印花税。具体的做法由卷烟厂向政府征税机关购买二五印花，然后贴在外包装上。但有的烟厂为逃避征税，采取欺瞒手段，如几十箱卷烟运往外地时，只在直接可以看到的一些包装上贴有税票，装在里面的则不贴，企图以此来蒙混过关，此现象被税务稽查部门发现后便把整车卷烟予以扣留。这还不算，当时的全国纸烟捐税总处下令，对所有卷烟厂进行检查，凡在仓库内已包装好的成箱卷烟没贴税票的全部扣留。这样一来，卷烟厂不但要停工停产还要接受处罚，其损失确实不小。更为严重的是，有的稽查人员借机勒索，致使卷烟厂无法正常运转。为抗议税务人员对企业的骚扰，几家烟厂联合起来一面举行停产罢市，一面还向卷烟厂公会作了书面反映。卷烟厂公会指派沈维挺专门调查，三个月后税务处见烟厂仍不愿复工，便与卷烟厂公会前来接洽。经多次磋商，公会业主认为这些税务人员作风恶劣，对待外资烟厂与民族烟厂的态度迥异，前后判若两人，如轻易复工复市势必助长不正之风，所以坚持不能复工。最后，税务处不得不作出让步，并承诺烟厂购买印花税票的资金可延期两个月支付，以利企业周转；印花税票以每籍五万支为单位，其制作税票的成本由税务处负担；香烟发生霉变后运回烟厂调换之产品，不得重复征税。经过这一番折腾，卷烟厂公会的声誉和协调能力再次受到各烟厂的认可。
1926年底，上海又诞生了一家新的烟厂——大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这家烟厂的投资者严惠宇是江苏省镇江人，系上海金城银行副经理，厂址在吕宋路修德里，初有卷烟机2台。因业务发展不错，第二年又增资5万元，购得卷烟机4台，厂址也迁到公平路769号的新厂房内。严惠宇有位朋友孙立山系宁波人，烟厂筹办之始由孙立山具体负责，严惠宇本人只当董事长而不参与所有事务。孙立山与沈维挺在同乡会事务处理时有过交往，觉得其是位人才，所以当严惠宇邀请孙立山管理烟厂事务后，孙立山立马想到了沈维挺并向严惠宇作了郑重推荐，经严惠宇同意后，沈维挺出任大东烟厂的副经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沈维挺虽只是副经理，但烟厂的日常管理与经营均由他负责，还多次代表大东烟厂出席各种社会活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在沈维挺的精心管理下，大东烟厂的业务一直处于平稳发展状态。到1931年，大东烟厂的卷烟机已增至11台，工人总数达460名，是除了南洋、华成、福新、华品等几家大烟厂之外的著名烟厂。
大概是看到烟厂的获利颇丰，沈维挺很想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烟厂。1930年秋，沈维挺与朋友王瑞麟一起组建了一家萃众烟厂，但规模不大，只有3台卷烟机，此后的几年也没有大的发展，至抗战爆发时关闭。
按照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规定，1931年1月，中国卷烟厂公会更名为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1932年7月，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举行换届选举，共选出执委15人，又从15人中选举常务执委5人，分别是邬挺生、戴耕莘、沈维挺、沈延康和沈星德。这5人中，邬挺生是奉化人（主席委员），戴耕莘是镇海人，其余3人均为慈溪人。凑巧的是，这3位姓沈的慈溪人都是沈师桥人，由此可见当年慈溪人在上海烟草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的章程中开宗明义地写着：“团结华商烟厂，同英美烟公司抗争！”其实旧上海的烟草行业自形成一定规模后竞争就从没中止过。这种竞争既有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公开性竞争，也有民族烟厂之间的秘密性竞争。邬挺生退出英美烟草公司后曾对民族烟厂所用原料作过分析，认为烟叶质量的优劣并不是烟叶本身，而在于土壤、播种、烘焙等环节。为使民族烟厂减低成本，他提出了一个烟叶改良计划，还成立了一个烟叶改良委员会。这个组织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首肯，并派税务总署署长谢作楷担任委员长，委员由各地大型烟厂派人担任。上海方面派出委员5名，沈维挺是其中之一。但这个组织存续时间不长，于1935年12月30日随着邬挺生在许昌遇刺身亡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上海烟草业为展开竞争，成立了中华国货卷烟维持会，沈维挺是执委之一，他曾在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年来华商卷烟营业，日在危险之中。自本年二月后更觉一落千丈，工人失业亦日增加，若不迅谋补救，后患何堪设想……”这就是当时受外国卷烟倾轧的真实现状。成立大会10天之后，沈维挺在卷烟维持会招待报界记者时再次发出呼吁：“设不幸华厂全部崩溃，非特将卷烟营业权断送以尽，抑使十余万工人同告失业，即烟农生计，亦感恐慌，瞻顾前途，不寒而栗，此国货卷烟之亟待维持又其一也。”从这些发言中似乎不难看出当时卷烟市场竞争激烈之程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的民族卷烟厂受到严重打击，有的因工厂被炸毁而停产，也有的迁往内地。在这国难家毁的时刻，沈维挺选择了留在上海。由于烟叶原料运输困难，大东烟厂不能正常运行，工人们也因无法正常上班而被扣除了工资。为了生计，工人们派代表与沈维挺谈判，最后达成一致：工厂每天生产卷烟不少于24箱，如不满24箱则由厂方每天每人补贴2角，不得开除工人。1943年5月，上海特别市华商卷烟厂同业公会成立，沈维挺当选为理事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也曾想垄断烟草经营，但因情况过于复杂而作罢。值此危难之际，为维持工厂的生存，大东烟厂不得不出售了部分卷烟设备，并以代客加工为主。抗战胜利后，严惠宇看到国民政府腐败的本质，不愿再次扩大投资，反而将资金逐步抽走，致使大东烟厂生产萎缩。尽管如此，沈维挺还是不离不弃地坚守岗位，直至1956年1月公私合营时与华成烟厂合并。大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沈维挺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