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与横河七星桥大约相距一里多路的东首，在沿河的边上有一个东湖村，村的西首仅与一条小河相隔有一个东湖祠堂，范畴较大，当时已改作学校，名曰“横河区校”。
1964年，我被抽调到该校工作，仅仅为时一年，在我人生之旅中却成了难忘的岁月，这区校，也成了我难忘的地方。
抚今追昔，一别已快六十个春秋、六十个寒暑，但有些往事如风，可以转眼散去，有些往事如烟，总是凫在我记忆的天空。
最近，我去横河女儿家做客，在女儿的陪同下，特地去寻觅我在1964年工作过的横河区校旧址。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来的区校已不复存在，在原址处已建造起一座小型的祠堂，名为“东湖祠堂”，旁边是新建起的村落。我默默地伫立在祠堂面前，多少旧景浮现在脑海。然后，我一转向，看着原来区校门口南面的横河水还在静静地流淌着，似乎水也有情，也在诉说起当年的往事……
旧址，离开了它这么久，岁月的沧桑已悄悄地爬上了我的额头。蓦地回首，我的梦依旧，我的情依旧，当年的情景在我心头摄下的底片都留下了永恒，抹也抹不走。
1964年，在工作后的闲余时间里，我一门心思埋头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那时，我的住宿安排在原来祠堂一间厢房的阁楼上，我美其名曰“斯是陋室”，惟我有幸，任我独进独出。特别是在星期日，我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里成了我潜心写作的小天地。
白天，我忙着教学；入夜，万籁俱寂，我独坐楼上，挥笔写作。可是，那时还没有电灯，我要么秉烛夜读，要么点亮一盏装有灯罩的煤油灯，在昏暗的光线摇曳下进行着艰难的写作，有多少诗文、小戏、曲艺在小阁楼里诞生，成就着我孜孜不倦的追求。而今时过境迁，但这小小的阁楼在我心中仍占据着一定的地位。
难忘啊，小阁楼，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从小阁楼里走出了姚剧小戏《小保管上任》。
《小保管上任》原是业余作者吴高水根据马正太的同名故事改编而成。在1964年春末，由余姚文化馆创作干部邹松寿老师转交给我，说这小戏有一定的基础，嘱咐我再深度加工修改。我怀着对创作的爱好，乐于“惟命是从”。我看了后，剧中四个人物减少了一个。人物一少，在情节上必然要作适当调整。在唱词上我是作了较大的改动。在将近一个多月工作之余的时间里，在这小阁楼里几易其稿，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在当时完全靠笔涂鸦的日子真是谈何容易。小戏一出，名噪一时，全县农村俱乐部都争着搬上舞台演出，形成了一股演《小保管上任》热。声名鹊起，连《浙江日报》副刊部编辑黄云澍同志闻悉也赶来采访、索稿。后来，在1965年1月10日的《浙江日报》上用大篇幅版面刊出，为尊重初稿作者，以吴高水、余长飞合署发表。这张报纸我至今还保存着，尽管纸质已经发黄、破碎，但对我弥足珍贵，一直珍藏着。事后，《小保管上任》又作为县里优秀的文艺节目，参加过浙江省农村俱乐部的文艺调演。
当时身为《浙江日报》副刊部负责人的刘耀林先生为此也特地赶来看望我、鼓励我，令我受宠若惊。他还送我一本《龚自珍诗选》，后来他因病逝世。至今，这本书还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常常见书思人、掩卷念情，他的一片热忱、一片关爱，早已化作我写作上的动力。
由于1964年创作的小戏《小保管上任》产生了深远影响，《慈溪县志》已把它载入册。2012年，李道一先生又把《小保管上任》编入慈溪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的《慈溪戏剧述略》，再现重光，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难忘1964年，我在工作中见缝插针挤时间，在节假日的日子里，在寒暑假休息期间，笔耕不辍，纵然有万种缱绻，惹得我茶苦饭淡，仍锲而不舍，坚持下去。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继《小保管上任》后，我又编出了小戏《编篱笆》，次年4月7日刊登在《浙江日报》上。
这一年，应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之约，我先后改编过两出小戏《王铁匠下乡》和《满月》，采用过多篇唱词在专题文艺节目中播出。1964年年终，我还荣幸地被评为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创作积极分子。
这一年，我早年写的唱词《算盘响》，经作曲家曹四才编曲后，有幸参加了1964年5月23日到6月8日举行的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作为男声表演唱演出，后又灌制唱片。
这一年，真是喜事连连。我写的人老不服老、一心为集体的唱词《老来红》，被甬剧团编剧张天方老师以《老来红》为范本，作为“作品评注”在1964年9月上海的文娱材料丛刊《小舞台》第14期上刊出。张老师恰如其分的评注，给我也上了生动的一课。
“墙内开花墙外香”。在1964年3月间，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钟女士秉着我会写民歌、诗歌、唱词有一手，特地赶到横河区校与我商榷，约我写一本《农事节气三字经》。该书是给初识字的农民兄弟姐妹们读的。里面讲的是一年二十四节气的主要农节。说着，钟女士交给了编写该书的提纲，并交代这本书内容不能太深，句子要通俗易懂，生僻的字尽量避免。接着，她提出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初稿，又说“这任务确实有些艰巨，但也是我们出版社对你的委托”。耳聆听着钟女士的话，面对着钟女士信任的目光，我只好勉为其难。
这一年，我无法让时光留步，只得挤时间踏浪而歌，奋勇挥笔搏击。我满怀深情，多少次坐在小阁楼里，亲亲我的小阁楼，入夜，我梦枕小阁楼，突发奇想，横河的山一定会给予我睿智，横河的水一定会托起我的聪颖，在这横河山水相接的小阁楼上，我怀着一个理想，做着一个多彩的梦。随着时光的一天天流逝，我终于如期交稿。
钟女士看了我的初稿后，甚感满意。并再次约定时间来到横河。那时，正值暑假期间，我有充足的时间陪同着她。她建议要召开两个群众座谈会，征求一下群众对该书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分别深入农村和山区，趁群众在夜间纳凉的机会开座谈会，真是受益匪浅。
事后，钟女士与我又进行了研究，在她对该书润色的基础上，我又作了细致的反复推敲，最后上交编辑部定稿。一切很顺利，《农事节气三字经》于1965年1月出版，第一次印刷五万册，发行量相当可观。
那年那月，恐怕个人写书出版的在我市不多吧？多么难忘的岁月！
1964年这一年，我还写出了不少其他文学作品，如民歌、诗歌、儿歌。1964年10月3日发表的民歌《万水千山共太阳》：“千座山，万条江，万水千山共太阳，太阳就是毛主席，太阳就是共产党。”一经刊出，便有画家作画，画面上画着红太阳，照耀着山山水水，又配上这首民歌，由上海出版的《儿童时代》作为封底彩色画刊出；我的诗歌《公社书记的手》刊登在1964年9月6日的《浙江日报》；我的儿歌《捞猪草》刊登在上海1964年第22期《小朋友》，能够发表在全国性的刊物尚属第一次。这真像我在1958年第一首儿歌《牵牛花》刊登在湖南文学期刊《新苗》一样，都成了我至今写了六十多年儿歌的原动力。
1964年，在这不平凡的岁月里，我在横河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天，我面对着横河区校旧址，岁月轻轻地敲开了我记忆的门。瞬间，有不少好友浮现在我的脑海：有当年横河卫生院悬壶济世的中医师、人称杏林墨客的胡嘉春向我走来；有民主公社中学教书育人，又是一位多才多艺、善写民歌的华引峰老师向我走来；有彭桥联兴村朴实无华、两手长满老茧握笔常写小戏、歌词的农民作者胡渭丁向我走来；还有龙南寺下村的胡银灿、龙南东畈村的孙传根、横河横江村的骆贫侠等等，他们都一一向我走来……
那一年，我已记不清他们有多少次与我相互谋面，围绕着对写作的共同爱好而促膝细谈。我在他们身上也吸取了不少营养，增长了不少知识，促进了我的写作水平，结出了不少成果。今天，我要再说一声，应该深深地感谢他们。
1964年，距今快六十年了，我翻阅岁月，点击记忆，多少往事还是一一清晰如昨。
难忘的1964年，难忘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日日夜夜。莫道而今已耄耋之年，我仍要放声为难忘的岁月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