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百年附海，心头顿感震撼。
前辈生存之艰，吾代岂能忘怀。
说起毛爷爷，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但大家不一定知道毛爷爷与我们附海也有一定的联系。你说，我们附海伟大不？当年毛爷爷对我们附海发生的一起农民闹荒暴动的失败作过一段精辟的评述，也由这段评述孕育了我们浙东的革命火种。
大家先来看一看、读一读毛泽东主席的评述：
1926年《向导周报》第一百七十九期，发表了润之（毛泽东）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其中有一段评述了慈北农民的闹荒暴动，这闹荒暴动就发生在本镇。
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民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发，一些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地参加进来。9月13日上午，聚集2000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格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
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搜捕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以至于失败。
什么叫“吃大户”？是非偷非抢，到财主家打开粮仓，揭开镬盖，烧饭大家吃，但非主人所愿的强讨饭行为。
为什么会发生“吃大户”此类事件？这可要追溯历史渊源，处在这饥饿线上的附海农民。
灾难深重的附海人
这可得从附海这块土地的形成说起：
前附海，今附海，成陆三百年。秦汉唐明俱骇浪，满清雍正变桑田，千户得移迁。
附海近三百年来，由涂成陆，并非马上有人居住垦荒，因盐碱度过高的土质无法种植，是大古塘前后的盐民煮盐地，叫附场管、郑家管。又因淡水资源匮乏，不能让人生存。大约又过百年之后，海涂北移，土地盐碱淡化，开始种地。掌起的陈、樟树的岑、王家埭的王、横河孙家境的孙、潭河沿的余、白沙的胡、五里的韩、河角的罗等穷人迁移至此，或长年，或租地开始定居。据笔者调查：清朝道光年间（1820—1851年）来此的是这里最早的移民，现已延续九代、八代。所以在附海这块土地上，一无官宦世家，二无名门望族，比不得大古塘这一线的人家，故而形成了附海第一个特征：家底穷。
家底穷的原因，附海人很少有自己的土地。闹暴动时我们附海有多少人和地，已无法考证，但二十五年后，土地改革足以说明穷得丁当响。现境附海土改时人口9412人，土改前附海人拥有土地5819.7亩，现境附海土改时仅16户地主，共计家庭人员104人，占有土地251亩，平均每户地主仅有15亩地，是属于小小地主。土改后拥有土地18159.8亩，从其他乡镇划入了12340.1亩。当时是以区为单位调节分配的，可见附海人穷困的地步。
附海第二个特征：灾害多。
“海晏庙，讨饭塘，十年就有九年荒。若有一年收成好，土匪流氓敲竹杠。”附海，靠海地势低，灾害比观城、鸣鹤、师桥要多一倍以上。离海近，一有台风就受灾。因台风着陆，风势减弱，附海是着陆点上，相比之下大古塘以南风力小，灾害小。洪水多，水往低处流，一旦绵雨，除了本区降水之外，大古塘以南水往下流，还有西部地区地势比附海高，也会流入附海，所以同样绵雨，产生水灾多。1926年这一年从入梅开始到白露，约三个月时间，一直绵雨，发生了四次洪水。尤其是八月初一那一场大水，淹没了庄稼，冲走了草舍，附海成了一片汪洋，农民拖儿带女跑到它山岭逃难。当时有民谣传唱：“民国十五年，大水没舍檐。”“八月初一发大水，有灶勿能吃格煮。”“烧饭只好用缸灶，撑船勿用上河江。”还有咸潮入侵时常有。你想，同一天下，光是自然灾害就比其他地方多，农民是靠天吃饭的，这生活自然比其他地方的人艰难。
附海第三个特征：受剥削深。
重租。在附海，因土壤盐碱重，主要农作物一直以棉花为主。当时种的是本花，棉秆矮小，产量不高，即使是老天帮忙的丰收年，也只有三四十斤皮棉，最多可获得12块银元，可租金要交多少？7块！丰收年每年还能勉强过，可遇到灾害年，就无法过生活。闹荒暴动的1926年，已是连续三年的灾害年，可想而知，农民已是无法生存下去了。
高利。1926年，四次大水，朵棉无收。即使地势较高处种的植物，农民也割青充饥。这斩了猫尾巴喂猫，以后日子怎么过？农民只好去借债。但这时，那些财主趁机纷纷提高利率，借70斤棉花按100斤计量，而且每百斤渗水达6斤多。于是有人编顺口溜：“七十斤棉花当一百，捞来墙壁里好刮（粘住）。”米店行可以赊米，条件是赊8斤米要还12斤。面对如此高的利息盘剥，农民们借也不是，不借也不行。真是“借借出眼泪，勿借饿肚皮。”
铁租不减。遇到这样的灾荒年，老财主们还放出口风来：“租钱不减，新租旧租（原还欠的租钱）一起收。”这真把农民逼上了绝路。
为了活命“吃大户”
手握青柴叉，眼内含惶怒。试问敲锣去哪边？鸣鹤“吃大户”。
人多不畏寒，一起均贫富。倘若今天吃上饭，地主能饶恕。（《卜算子》）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地主的铁租不肯减，财主的高利贷追逼，三把刀同时架到了农民的脖子上，生活陷入绝境。“饿煞不如犯法！”他们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条横竖都要死的路。于是原本纯朴善良、本分厚道的人们“逼上梁山”了。1926年9月上旬，附海农民成群结队到观城、鸣鹤等地的财主家去“吃大户”。 “吃大户”也有领头人，陈金才负责大阴洞一片，沈连富负责海晏庙一片，陈仁海负责浦角里，潘阿茂负责太阳地……发起人一敲锣，人们都跑了出来。
大家准备了十多只河泥船，老人、孩子、妇女坐在船上，青壮年男丁拉纤摇船。船过村庄，高喊：“‘吃大户’去了！”“‘吃大户’去了！”沿途群众一起跟随，越聚越多，有三百人左右。到了鸣鹤林家桥叶氏四房，“吃大户”的人与守桥的地主帮办们争执起来。帮办中领头的是浦角里人徐某某，双方在推推搡搡的过程中，潘阿茂被徐某某推入河中。这下激怒了众人，大家一拥而上过了桥。因宅院大门紧闭，人们用“绞身带”抬起桥上石条子往大门上撞。随着“一、二、三”的喊声，发出“嘭”的一声。四房老爷怕门被撞破后这么多人进来不好收场，便派人与“吃大户”的代表协商。协商结果，每人发一升大米和十二个铜板。
附海农民“吃大户”的影响迅速扩展，观城、师桥、新浦等地的贫苦农民也成群结队到大财主家打开粮仓做饭吃。这使得地主豪绅们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雇用警察保护宅院，荷枪实弹的警察对农民辱骂殴打。被逼急了的农民“犯法”行为升级，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警察机关。
9月13日上午8时，附海、观城、师桥等地2000多名农民，手持锄头、扁担、铁耙、光棍等农具，来到警察驻地——道士宫，把警察所围得水泄不通。农民冲进去把警察一个个绑了起来，缴了他们的枪，捣毁了办公设施，烧毁了文件，扣了800多元印花和数千元支票。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害怕了，平时耀武扬威的神气不见了，他们纷纷表示，以后再也不做地主老财的帮凶了。在警察们一个个求饶后，农民们释放了他们，然后队伍散去。然而农民实在太单纯了，警察怎么会信守承诺？9月24日，慈溪县署便派了大批警察下乡抓人，将参与“吃大户”的太阳地农民王小玉、李阿高、胡长法、潘某某等四人抓去投进了监狱。由于各地受冲击的乡绅纷纷到县衙上告，检举“吃大户”的骨干，26日，县署再一次派军警扩大搜捕范围。于是，陈金才、陈仁海等农民骨干纷纷外逃避风，三北地区掀起的“吃大户”浪潮就此平息。
附海所发生的“吃大户”事件，毛泽东怎么会知道而写评述呢？因当时毛泽东正好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及教员。
农讲所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以国民党名义开办的。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共举办了六届农讲所，前后培养了754名农民运动干部。其中，第一届和第五届农讲所的主持人都是彭湃。第六届由毛泽东任所长，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任所长，学员327人，来自全国20个省市，毕业318名（根据建党百年电视史料连续剧《中流击水》说，学员127名）。为党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并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口号，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宁波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出竺清旦、金绍责两人赴广州参加讲习所学习，农讲所教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周恩来当时反抗蒋介石在黄浦军校限共，而辞职政治部主任，受毛泽东邀请做了这一期农讲所教员。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党部代理宣传部部长，共产党党内是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党内分工管农运。因宁波农运干部缺乏，竺清旦、金绍责于8月提前返回宁波从事农民运动，而慈北农民闹荒暴动却发生在9月13日，当时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经提前两天结束了。
关于《向导周报》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向导周报》先后由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担任主编。陈独秀，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他在出版了201期的《向导周报》上，共发表署名文章258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向导周报》上曾发表过文章6篇。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润之（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百七十九期）；
《向导周报》，刊行历时5年，共出版了201期，发行量三千至四万，最多时发行十万份。
《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自始至终向中国民众传递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组织农会救难友
大户缺脊梁，人散心疴恙。试问灾民何去从？共党心豁亮。
农会组起来，集体凝洪量。聚众慈城救难友，左公脚踉跄。
附海及三北地区农民“吃大户”的事件，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上海《申报》对此作了详细的报道。当时任农运所所长、研究农运工作的毛泽东，对发生在慈北的这些事件作了深刻剖析，并于10月25日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反抗运动》一文，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文章指出：“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于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毛泽东一评论，引起中共党内的关注，引起了中共宁波支部（1925年成立）的高度重视。宁波支部发现慈北农民痛苦反抗，是揭竿而起的好时机，便派李顺庆等人到慈北宣传革命。李顺庆到慈北后，于1927年1月在观海卫成立了党支部，由李顺庆、沈邦祺、沈孝绩三名党员组成，李顺庆任书记。党的支部成立后，便着手在观城、附海、师桥等地建立农民协会（简称农会）。
1927年正月末，沈维祥、沈康年等四人来附海筹建农会。因陈金才在“吃大户”事件中有较大影响，沈维祥等人首先找到他，与他商议建立附海农会的事。商量后决定，农会主要负责人选定为浦角里的岑品炎与太阳地的岑新吾。因当时附海没单独建乡，海晏庙跟、太阳地、山前等村落均属于鸣鹤乡。3月上旬，海妟庙跟、太阳地、山前等地的农民代表在海晏庙（大楝树下）开大会，成立农民协会。大会搭了主席台，沈维祥、沈康年、林定根三人受上一级农会委派出席大会。沈维祥主持大会，沈康年作重要讲话。大会选举了农会领导班子，在介绍候选人的相关情况后，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干事会组成人员：岑品炎、岑新吾、沈运才、陈金才、陈仁海、翁裕贵、潘阿茂等七人组成干事会。岑品炎为附海农民协会干事长，岑新吾、沈运才为副干事长。
农会成立后，农民的情绪高涨，纷纷表示要加入农会，凡种租地的农户几乎都入了会。
农会成立后，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办了几件实事。一是批斗了稻桶地的马某某、太阳地的张某某、五百里的何某某等几位高利贷者，揭露他们用大斗进小斗出、以秤杆作弊、棉花渗水等不法手段牟取暴利的丑恶行径，使那些原本盛气凌人的财主们变得唯唯诺诺，见了农会的人脱帽子点头致礼。有的财主托亲挽友向农会负责人讨好，表示服从农会管理，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敢再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二是与几家地主谈判，实行“二五减租”，使农民的租钱大幅下调。像胡家统这样的一等农田，原来每亩交租7—8元，后降了2元4角。三是请愿救难友。王小玉等四位农友因为“吃大户”和围攻警察所被慈溪县署关进了监狱。农会成立后，副干事长岑新吾向李顺庆作了汇报，李顺庆又向宁波支部作了汇报。宁波支部派沈邦祺、卓兰芳到慈北，发动观城、附海、师桥三地的农会会员在观城城隍庙开会。卓兰芳作动员，号召大家去慈城县署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难友。到会农友达3000多人，大家情绪激昂，表示坚决响应号召，去慈城请愿。最后确定抽800人，组成请愿队伍于第二天出发。3月27日凌晨，农民手持青柴棍、龙戳、鱼叉、大青刀等用具，举着纸质小彩旗，小彩旗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释放无辜农民”“还我难友”等口号。人们穿着草鞋，步行翻越长溪岭。到慈城县署，由沈邦祺、李顺庆、林定根三人作为农民代表，与县长左公潆进行交涉。县长左公潆不敢说不放人，也不敢说放人。沈邦祺推开窗户让他看看窗外，左公潆向窗外一望，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刀棍掩映，口号声此起彼伏。他早就听说过，三北人打大阵很出名，哪知今天打到县衙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头有点晕，说着就溜到后堂去了，并找了个商会里姓刁的人来应付。来人说县长老爷身体不适，有话他可以传达。农民代表问他放人的事，他说老爷正在考虑，这分明是在拖延，代表们警告别耍滑头，必须马上放人。其实县太爷到后堂后，暗地里观察请愿的队伍。请愿的人群高喊：“再不放人，我们冲进来了！”县太爷知道，观海卫人是原戚继光部下的后裔，打起架来不怕死，一个个都很枭勇。如果今天不放人，他们是不会肯息的，于是只好无条件释放了王小玉等四人。
人群一片欢腾。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救出了被关押的农友，放爆竹庆祝胜利。
这次救难友事件，因为四个难友均是附海太阳地人，故请愿队伍中附海农友占的比例最多。
农会被迫停止活动
白色恐怖弥三北，地方势力反狂扑。
四一二祸毒江浙，农会村头走末途。
先来说一下当时的中国社会：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起义成功，于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一年零两个月，让位袁世凯。1913年3月开始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止于1928年，长达16年。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互相倾耴，民不聊生。1926年，当时总统为曹锟，曾是袁世凯手下的战将，是北洋政府的第五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浙江隶属直系军阀孙传芳管辖。孙共管辖苏、皖、浙、闽、赣五省。与河南、湖南、湖北的吴佩孚，东北三省及京津地区的张作霖相抗衡。其余为各省军阀把持，只有广东由孙中山时任总理，由国民革命军管辖。
农会为农民办实事，受到广大农友的拥护。与此同时，其他不同阶层也建立了各种进步组织，如妇女会、学生会、店员工会、农会自卫队等。这些变化震撼着民心，使得一切封建势力胆战心惊。但他们不甘心成为落了毛的凤凰，不能容忍“叫花子”们的“胡作非为”，等待时机以图报复。
这一天来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搞了个大屠杀后，形势急转直下，浙江的反动势力纷纷仿效。慈北地区以吴启夏（东山头人）为代表的地主武装首先下了毒手。他们抓农会骨干，时任国民党六区党部的宣传部长林定根（此时是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党部工作，遵照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融共政策），把他的头朝下，脚朝上拖着前进，从观城东门拖到一公里外的东山头吴启夏家。林定根的头皮拖破，头发掉了许多。到吴家后把林定根覆在稻桶里，并点燃松枝用烟熏，要他屈服。
形势越来越险恶，各地的地主武装越来越猖獗，他们捣毁国民党六区党部，提出“捉到一个共产党（员），赏大洋五百”，而且所谓共产党的范围很大，即使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只要是农会、妇女会、店员工会的负责人，都作“共党分子”处置。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三北大地，农会骨干们纷纷离开本地，去外面避风。
林定根被吴启夏折磨得皮破肉绽后得不到治疗，头皮伤口发炎化脓，病情不断恶化，不久便离开人世，年仅20岁。
附海农会的干事长岑品炎跑到傅家路村，在朋友费德章家住了几天后，看看风声很紧，就不敢久留，不停地变换住址，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后因病于1928年去世，年仅42岁。
岑新吾和沈运才两位副干事长也不知去向，农民协会干事陈金才、陈仁海、潘阿茂等人也不敢留在本地，到外面避风头去了，因此农会便停止了运作。
农会的影响
农会不长影响深，火苗因此播民心。
春风一旦拂吴地，势似燎原匪寇擒。
农会组织虽遭到破坏，运作的时间也才一个多月，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是多方面的。至少有这么几点：
（一）建立农会是个创举，民众在共产党人的引导下，团结起来与封建势力争夺生存权。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日子里，曾经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土豪劣绅们，照样唯唯诺诺点头哈腰。这充分说明，泥腿子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形成改变社会现状的强大力量。
（二）农会停止活动后，兼顾农民利益的“二五减租”的做法得到延续。特别到抗战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得到稳定执行。
（三）由于“二五减租”的长期推行，土地不再像以前那么珍贵了，开始有人出卖土地，打破了土地垄断局面。
（四）在建立农会的过程中，附海农民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听到了许多新鲜的名词，其中影响最深的一个词是“共产党”。从那时起，他们了解到共产党是一个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组织，是这个党为农民实行了减租减息，这些非亲非眷的人为农友办事敢于两肋插刀，是他们带领农友救出了难友。所以尽管农会的活动被迫停止了，但是共产党播下的火种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要有共产党人来附海，便有人主动去接近，并积极响应他们的号召。以抗战时期为例，这里组织了一个中队三个班的战时服务队；有两个家庭成为秘密联络点；有三人担任秘密交通员，还有些人上四明山参加了“三五支队”。正因为有这些壮举，附海被认定为革命老区。
以上是九十多年前，发生在附海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它告诉我们：无论当时人们的生活多么艰辛，我们的先辈们并没有屈服，他们学会了抗争。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团结起来向邪恶势力作斗争，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让子子孙孙不再受饥寒，不再受欺负。如今，生活在附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衣食无、社会安定、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日的推进，社会将变得更加祥和、更加富裕文明。笔者想，要是林定根、岑品炎、翁裕贵他们若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