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打基础的地方是小学，我对融进我血液的浒山小学总是念念不忘。
我是1954年从浒山小学毕业的。当时，家乡方圆几十里，只有浒山小学是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离浒山五里路的白沙路人也来浒山读小学，所以在浒山小学读书的人有近千人。第一批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选了又选，也有一百多人，我是第一批戴红领巾的人。学校有支浒山独一无二的乐队，有大鼓、小鼓和军号，小鼓有四只，我是小鼓手。学校有活动，或参加镇上组织的活动时，乐队一出场，总能吸引一大批人。浒山小学还有一个合唱团，《黄河大合唱》多次在校外演唱，影响颇大。
我入学读一年级，在改建过的潘家祠堂里。桌子凳子全是新的，上过桐油，没有上漆，散发着木香味。长方形的桌子凳子都是矮矮的，一桌坐六个人，阿娣是我同桌。班主任老师是个高个子瓜子脸小嘴巴，非常漂亮的美女。她大概不到二十岁，短发齐耳，额前留一丝刘海，穿阴丹士林天蓝色斜襟盘纽旗袍，脚穿方口黑布鞋，清新脱俗，落落大方。她教语文，兼教音乐，我至今仍会唱的《渔光曲》，是她教会的。她很严厉，记不起因何事，一次，我们全班同学都被她用竹尺打了一记手掌，叫“满堂红”。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满堂红”，但它使我牢记，错了是要受惩罚的。“教不严，师之惰。”我儿时，老师打学生手掌是平常事。竹尺比裁缝量衣用的尺子宽一点厚一点，犯错了，小手伸给老师，给老师在手掌上打一记，就是处罚。重的要打五六记。老师打人会区别对待。有的学生偶尔犯错，轻轻地打一记；有的常调皮捣蛋，就要多打几记，甚至打得重，手掌火辣辣的，叫你记住下次不要再犯。等回家给父母说被老师打手掌了，父母会呵呵笑着说：“该打，老师打得好。”但这位女老师教书时间不长，大约只半年便离开了，所以，我也想不起她姓啥，叫什么名字。
那时候，浒山小学几十位老师大多是外地人，全部住校，吃饭有许多桌。校长姓张，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稍胖的白脸书生。刘肇衡老师镶一颗银牙，是湖南人，曾当历史老师，也当过班主任。两位陆老师是父子，离浒山几里路外的马家路人。体育老师金怀仁是金华人，金怀仁老师与王翠芝老师结婚，留在浒山，八十来岁了还光荣入党。我读六年级时的班主任王传维老师是余姚人，五十多岁。我们自习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坐在讲台上批作业，总是双手托着两侧的太阳穴，把脸拉得长长的，我们常常偷偷发笑。我数学不好，王老师不嫌弃我。有一次写作文，我用“大家都知道”开头，他表扬我写得好，给我鼓励。他还到我家家访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背井离乡，把浒山小学当作自己的家，把浒山当作自己的故乡，尽心尽力教育学生。
我读五、六年级的时候，是在学校最东面的房子里。学校很注重环境美，东面的教室用长廊联接，有三排屋。顶头一排屋，中间是老师办公室，两边是两个大教室，隔了花圃；第二排屋走廊两边也是大教室，教室后面又是花圃；第三排屋中间是老师办公室，两边也是大教室。最后是一块狭长的走廊，从边门出去，往前就是临潘家池塘的厕所间。学校用长廊联接，下雨天，下课了我们在长廊里活动，不会淋到雨。浒山小学一年四季像花园一样，教室前的花圃种着一排排矮矮的冬青树，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硕大的月季花，一丛丛耀眼的美人蕉，丰腴艳丽的鸡冠花，显出遗世独立的美。
小学还有远足。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爬过乌山，到施家山头采映山红，在溪坑里翻石头捉小石蟹。后来稍大一点，带着被子去过鸣鹤场的金仙寺和余姚的阳明小学。还远足参观余姚中学、余姚老县衙、余姚仁和铁镬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浒山小学有个可爱的伯伯，我们称他“顶健”伯伯。他六十来岁，瘦瘦的，人较矮，背微驼，管着一只闹钟，是全校的“总司令”。开始时，他用摇铃通知上下课。后来，操场篮球架下吊了一段钢轨，他便用榔头一下一下地敲击，通知上课下课。一下代表下课，二下代表上课，声音清脆洪亮，有风的时候，几里外都能听到。老师学生都听他指挥，学校次序井然。钢轨敲击次数多了，被敲的地方溜光发亮，还瘪进去一大块。我小学毕业时，他仍在学校里。
小学生口渴了怎么办？往学校门口右边的厨房跑，在水缸里舀水喝。给老师烧饭的厨房里，有一口七石缸，缸水总是满满的，清澈见底，缸边摆着许多带柄的小竹筒。我们体育课后满头大汗，或者天热实在渴了，就跑到厨房里用带柄的小竹筒往七石缸里舀水喝。烧饭师傅三四十岁，个子高大，十分健壮、和善，从不骂小朋友。
东门医院路医生的儿子，中科院院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路甬祥，曾在浒山小学读书。他年龄比我小，我们不在一个班级，但下课休息的时候常见到他。
现在，浒山早已今非昔比，有了许多小学、中学，它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国家的发展与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