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在敦煌莫高窟，85岁的樊锦诗已工作整整60年。
人们都知道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事迹感人、荣誉等身，但她反复说，她没有三头六臂，只是尽了职责，陪了莫高窟一程。“国家把这么重要的遗产交给我们，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历史。能为莫高窟做事，是我的幸运。”
樊锦诗的职业曲线，化作一个闭合的圆。
出发与回归
60年前，我国近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苏秉琦，请即将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樊锦诗喝了一杯咖啡。忐忑中，她记下了先生的嘱托：做好莫高窟的考古报告，“就像研究历史必看二十四史，研究石窟也必看考古报告”。这一嘱托，同样来自樊锦诗的业师、我国石窟寺考古开创者宿白先生。
在莫高窟的60年间，樊锦诗的青春年华曾被耽误过，她也因其他工作奔忙过，但却从未忘记老师们的嘱托和自己肩上的责任。终于在73岁那年，她完成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两分册8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厚重分量。这也是我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
2009年，新版样书出来后，樊锦诗又带去给专家审阅。出差法国时，她没带几件衣物，只为在箱子里装下又大又沉的考古报告，请外国同行看看。
2011年，樊锦诗与团队合作完成的第一卷考古报告正式出版。
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在即。
与樊锦诗一并参与考古报告撰写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馆员王娇说：“樊院长有着做研究做到底的精神，大量搜集资料、反复比对研究才会提出自己的结论。但她不以权威自居，和我们讨论、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想着培养年轻人，为年轻人的发展考虑。”
“我相信事情是一棒接一棒地做。我做了我的这一段，现在能做一点是一点。我期待并且相信年轻人会做得更好。”樊锦诗说。
开创与坚守
从1975年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到2015年初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从事管理工作整整40年。
“当‘头头’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管理者，是个人写文章重要，还是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重要？当然是后者。为此，我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个人业务。”樊锦诗说。
赵声良说，面对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樊锦诗有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认为，针对敦煌石窟的具体问题做学术研究，过几年做也可以，交给下一代研究也行。但是莫高窟如果保护不好，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石窟保护是头等大事。
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带队伍的樊锦诗有一个共同评价：了不起。
“樊院长个头不高，但视野非常开阔。也正是常年在敦煌研究院领导岗位上，她对敦煌学有了更广阔的认识，对石窟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敦煌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多有前瞻性的设计。”荣新江说。
1985年至1986年，敦煌莫高窟开展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樊锦诗是申遗负责人。
“开始我也不太懂为啥申遗。填写材料的过程，给了我莫大刺激，世界文化遗产可是了不得的事儿！”一方面系统梳理莫高窟的地理位置、历史文献、文物价值、研究成果等，让她进一步看清了莫高窟的价值。另一方面，学习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让她了解了文物保护利用的先进理念。
“樊锦诗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先进做法与莫高窟实际结合，给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很强的指导。”苏伯民说。
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文化遗产有6项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一项即可。“莫高窟6项标准全都符合，价值特别高。我心想，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让莫高窟的保护管理真正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樊锦诗说。
莫高窟是旅游胜地，更是文化圣地。
上世纪90年代，莫高窟差点被“打包上市”；后来，又有人提出要将莫高窟与周边景点“打包”建成大景区……
“她对事情有着正确性的判断和坚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面对旅游增收冲动，她觉得不能这么做，首先要把莫高窟保护好。”苏伯民说。
博弈之中，樊锦诗一次次顶住巨大压力，到处奔走游说，去一遍遍向各方面解释莫高窟的巨大价值与唯一性，坚定地守住了老祖宗留下的、举世无双的宝藏。对这些，樊锦诗总是一语带过。极少有人知道，2014年的巨大压力曾让她焦虑到彻夜失眠，至今每天都靠吃安眠药入睡……
樊锦诗说，莫高窟的保护不能零敲碎打，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有全局的观念、长远的规划。为了莫高窟的长治久安，她持续推动法治化、制度化。
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标志着莫高窟的保护走向法治化轨道，这也是我国文物保护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
《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则科学评估了莫高窟的价值和现状，确定了原则、目标、措施、程序，对工作形成很强的指导。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甘肃省政府发文公布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至今已完成了95%的工作内容。
“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项实践工作。樊锦诗在对莫高窟长期的保护管理实践中，提出了很多富有前瞻性的宝贵看法，形成了依据法律法规进行遗产保护管理的思路。强调保护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可持续性、引进国际合作机制、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等思路，都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赵声良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