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并在右上角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从此，由城市居民到农村去，转化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性运动。
1975年的春天，我还在红锋小学任语文代课教师。有一天早上，施永棠表叔（阿棠叔）和一位青年人来我家磨刚装置好的新刮子（锄草），只见青年人眉毛粗黑、表情憨厚地站在旁边，看着阿棠叔磨刮子的演示动作。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生产队新来的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吃住在阿棠叔的家里。
他叫诸建设，19虚岁，逍林人，祖籍在慈溪潮塘（张家）。1945年，他的父亲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北撤，解放后复员到绍兴市公路段、粮食系统工作，成家后调回慈溪，曾任逍林粮管所所长，为离休干部；母亲是逍林粮站的职工，于是定居在逍林集镇上，家有四姊弟，都是居民户口。他的姐姐诸建英“支农”在杭州市乔司农场（建设兵团），两个弟弟还在学校读书，诸建设是三兄弟中的老大，逍林中学毕业后分配到我们红锋大队第11生产队。队长说他是诸葛亮的后代，他解释诸葛亮是复姓“诸葛”，而他是单姓“诸”，所以不是同一个宗族。队长狡辩说，同个“诸”字，管他复姓和单姓！生产队里都叫他“建设”，或以“支农青年”代称，去掉了文绉绉的“知”字。那时，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知识青年们怀着“建设新中国”“学习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将青春奉献给伟大祖国”的理想和热忱，义无反顾地离开城镇，把居民户口改为农业户籍，走向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来锻炼自己，并安家落户，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来农村，政府有稍许的安置奖励：每人0.1立方米的树票（木材供应证券）、一套《毛泽东选集》，还有铁耙、刮子、草刀等小农具。诸建设入住阿棠叔的家里（现成房间），不用新建住房，就把“树票”给卖了，铁耙、刮子等农具，也由阿棠叔帮助装配好。他刚来到农村，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就连最简单的拔草劳动，也需阿棠叔的辅导，教他左手抓紧草叶子，右手握住草刀柄，用刀刃对准草根去铲，然后把拔起来的草放入篮子。可是一转身，他就会先用右手上的草刀去铲草根，再用左手去抓草，搞错了操作顺序，影响了拔草的劳动效率。
为了教会诸建设削地劳动，阿棠叔在自留地里用刮子示范几次操作方法，先让诸建设在自己家的茄子地里练习，没想到竟然削倒了好几棵茄秧。队长考虑诸建设不懂田间劳作，就照顾安排到仓库晒场干活。有一天傍晚，晒场上装满筐（长篮）的麦子需要两个人抬进仓库储存，有个身强力壮的妇女与他合作，先用竹棍穿入长篮的缆绳，让他在前面（负荷相对轻松的位置），妇女躬身把光棍搁在右肩上，再挺身抬着往前走，谁知道诸建设居然用的是左肩，一右一左的两人，错肩抬长篮，步伐不一致，行走别扭还会就地旋转，看起来更吃力。
棉花是我们生产队的主要农作物，用喷雾机洒农药除虫是项手脚并用的技术活，也是棉花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工种。虽然诸建设从来没有接触过喷雾机，更不懂得怎样使用，但他却很坚强，想努力学会喷雾机的操作。喷雾机满载药液时重达30公斤，当手压拴杆下去的时候负荷更重，承担背带的肩膀会严重歪斜，一手拉压拴杆，一手用喷头向棉花枝叶上下洒射药液，同时又要迈动双脚一步步地向前行进，循环往复，从早晨到傍晚，一天天地劳作，其间的辛苦劳累可想而知。俗话说“换样农活，换副筋骨”，那时我也回到生产队参加农活劳动了，虽然我的年龄比诸建设大两岁，可是身材（力气）与他相仿，一天下来，不仅肩膀和腰部酸痛，而且靠背包桶的一侧大腿皮肤也会磕得红肿疼痛，第二天还得忍受着疼痛继续出工。生产队喷洒农药需要一个周期，得四五天的劳作才能喷洒完全部棉田。
挑担是男性正劳动力价值的主要指标，越是能负重担的人，在生产队越会被尊重，评足十分的劳动底分。每当七月中旬，气候进入夏季高温模式，棉花也进入了现蕾开花结果的生长旺盛时期，一方面水分蒸发量猛增，另一方面确需大量的肥水供需。此时，生产队都会出动所有劳动力进行施肥抗旱的劳作。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男性正劳力肩负粪桶担直接从河沟汲水，蹬坡上岸，挑进棉地，再由搭班的老少（妇女）劳力浇灌。这样的操作是最考验男人力气（负重）的工种。特别是从河沟汲满两桶水后，肩负重担直接从河坡一步一步蹬爬上岸，没有现成的台阶可踏，只能在又软又滑的自然坡岸的泥土上蹬踏，常常会出现一只脚未踏稳，另一只脚已塌陷下去了的境况。如若一个趔趄，身体失去平衡，就会人仰桶翻，跌落坡底，还得重新再来。这种经历是我们力气薄弱的青年经常遇到的事，诸建设也常会遭遇这样的一次次失败。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政府允许生产队在百分之三的耕地面积里（机动地）种植小杂粮，栽培除棉花品种以外的经济作物，所生产的农副产品，以实物分配给社员。因此，每个生产队都会种些西瓜（有缴售给供销社的指标）、脆瓜（菜瓜）、芝麻、玉米、番薯、黄豆（大豆）、麦冬等作物，社员享受分配。那时的脆瓜是农民最主要的夏季水果，有好几个批次的收摘和分配。有一次，诸建设的母亲来看儿子，正遇上我们生产队收摘脆瓜。当分得满簟笼的脆瓜之后，他母亲连连赞叹做农民的殷实。
工分是农民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凭证，也是年终分红（分配）结算报酬的依据，更是当年“按劳分配”的象征。一般在年终分配前，生产队要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评底分，就是为每个劳动力评定每天劳动的基本价值，随后以底分乘以每个劳动工种的工分标准，以全年的累计再计算每个劳动力的年终报酬。每天劳动的工分标准，按劳动工种的不同而不同。我们生产队每天的削地工种为12分标准，拔草为10分，除虫、施肥为14分，外出小工（兑料、运石）为16分等。例如：10分工男性削地劳动一天，标准工分为12分，就记12分。那么7分底分标准的妇女劳动力，同样削地一天的劳动，以七折计算，一天劳动所得的工分为8.4分。以此类推计算全年劳动工分之和，参加年终分配（分红）。
支农青年刚来的第一年，一切农活刚开始练习，应该是个学徒工，劳动技能不及一个妇女劳动力（7分标准底分）。生产队考虑到对支农青年的优待，给诸建设以9分的底分标准计算报酬，第二年马上给足10分正劳动力待遇。因此，他除了享受生产队基本的杂物分配之外，年终分红也能获得200余元的收入。这样的收入与他学生时代相比，家庭经济也丰裕了许多。生产队有农船去逍林集镇时，常为他捎带农副产品到家，他的家人也经常来农村做客，与社员们关系很好。尤其是作为房东的阿棠叔，几年来，不但没有收取诸建设分文的房租费，而且在生活上对他的照顾比待自己的儿子还要关心。割麦子时，起早为他磨好茅刀，如遇掘河泥、挑花秆等工种需要专业劳动工具时，为他提前借来河泥蔀、挑柴的长扁担等；凡是有外出劳动需要带饭，也会为他准备好饭菜。有时诸建设衣服划破或掉了扣子，阿棠叔也会仔细地为他缝补好，可谓是无微不至的体贴。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诸建设被抽调到胜北公社信用合作社工作，从此告别了农活劳动。1979年12月，通过文化测试，诸建设被国家粮食系统正式招工回城，安排到胜山公社担任粮食专管员，户粮关系脱离了我们的生产队。
择浦公社大会堂放映戏曲电影《红楼梦》时，诸建设抢到了电影票，邀请我们共同观看。我用自行车特地带上未婚妻赴逍林镇观看，晚上还留宿在他们家里。那时，能在电影院内看上越剧《红楼梦》，未婚妻的小姐妹们羡慕无比，同时也让我赢得了无尚的荣光。
诸建设结婚比我迟，作为好朋友，我们的婚宴相互参加。当时，提倡婚事简办，他的婚礼更简朴，喜酒控制在五桌以内。我们青年朋友一张八仙桌，只有八个席位，我们夫妻俩都参加了。他的妻子叫周燕飞，胜山供销社的营业员。婚宴上新娘子筛酒（倒酒）是传统的习俗，既是新娘子作为新主人对客人的热诚招待，又是客人们认识新娘子的机会。因此，新娘子首先要确定对客人的称谓，然后由客人出题让新娘子解答（俗称“拷糖”）。当新娘子来到我们桌筛酒时，大家以长者为兄的理由，推荐我为首席。由于熟悉，新娘子叫了一声“万国哥吃酒”，我立即用手挡住酒杯，示意不答应这个称呼，让她改换称谓重来。她问改称什么好？我解答，诸建设是我的弟弟，你就是弟媳妇，应该称我“大伯”。她辨解“大伯”称呼太老式，现在是新社会，得用新称谓。我反驳：“那你为什么要遵守新娘子筛酒的旧习俗呢？你不用筛酒了，我们自己筛吧。”新娘子被“将军”了！我身旁的妻子以目光支持，在场的客人们赞同我的观点，开始热闹起来，形成了啦啦队。新娘在众人的喝彩声下，终于唤出“大伯吃酒！”这样的氛围和场景，我至今印象深刻。
后来，诸建设的二弟诸建平招工到了地方国营慈溪县第一棉纺织厂，姐姐诸建英也回城分配到绍兴鉴湖税务所工作，之后成家，我们也替他们高兴。再后来我调到胜西乡人民政府工作时，遇到胜西乡的粮食专管员，居然是诸建设的小弟诸建立，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真是我与“知青朋友”家人的好缘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