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12时31分，由全球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执飞的东航MU9191航班，由上海飞抵北京。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C919总设计师、中国商飞首席科学家吴光辉院士也出现在首航乘客名单中。
在中国大飞机和C919的研制之路上，每位参与者都是一部鲜活的历史书。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这本书，开篇很早，也更加厚重。
不会把问题推给别人
随着C919首飞成功，吴光辉的名字逐渐为公众所熟知。其实在此之前，他已担任过多个飞机型号的总设计师。担任预警机总设计师时，他切实体会到，“总设计师，就是要承担责任”；担任ARJ21支线飞机（后文简称ARJ21）总设计师时，他更是以“能解决问题”闻名于整个团队。
2008年5月11日，为了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中大型客机项目，中国商飞成立。吴光辉被任命为C919总设计师，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更是层出不穷。
C919是一个全新的机型，除了大量的核心技术攻关外，还要进行飞机总体的顶层设计，要“无中生有”地设计出一架飞机。“现在回过头看看，哦，很简单，C919就是那个样子。但在最初阶段，没有人知道。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探索。”吴光辉说。
作出每一个决策都很艰难，因为每一次选择不仅关系到大飞机的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关系到它的成败存亡，还决定着中国民航工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的发展，决定着民航飞机“以后往哪个方向走”。
“如果我们一味追求技术的先进性，那么研发费用肯定要水涨船高，研制周期也要变长，最后可能并不划算。如何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平衡，形成一个‘恰到好处’的组合，对主制造商来说是最困难的，也是最大的考验。”吴光辉说。
他甚少对媒体谈及责任背后的压力，但头发颜色的变化已说明了一切——从2008年被任命到2017年C919首飞，他的一头黑发几乎全白了。
“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
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文简称南航）及飞机设计结缘，对吴光辉来说实属意外。
1977年，17岁的他高中毕业，到武汉蔡甸区的农村插队当知青。在队长的劝说下，他开始认真复习备考高考，并在次年收到了来自南京航空学院（南航前身）的录取通知书。
吴光辉从小喜好钻研电子设备，本想读电子类的专业。看到学校有飞机设计专业后，他改变了主意——他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出访，租用的是外国飞机，不仅要花费有限的外汇，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学飞机设计，将来可以当总设计师。”
回忆大学时光，吴光辉感慨颇多：“我刚进校的时候，学习基础不是特别好，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还行，但是高数明显感觉吃力。”为了赶上其他同学，他把大量课余时间花在高数题目上，有时做完题一抬头，发现整个教室只剩下自己。
1982年，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找到南航飞机设计专业教授魏志毅和同事钱智声，请他们协助开展强-5定寿工作——强-5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中国第一种强击机；所谓“定寿”，就是确定飞机的使用寿命。
南航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吴光辉围绕着强-5定寿展开了毕业设计。他和另外6位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其间还到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参观学习。“看到真实的强-5飞机，他们很受鼓舞，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将对祖国的国防起到作用。”魏志毅说。
吴光辉毕业后，仍和魏志毅保持联系。每隔几年见面，魏志毅都觉得吴光辉又稳重了不少，“越来越有总设计师的风范”。他也发现，担任C919总设计师之后，吴光辉的头发渐渐地全白了。
从南航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航空工业部第603研究所（后文简称603所），成为一名技术员。
上世纪80年代，整个航空工业发展并不景气。身边的同事或是被调走，或是下海创业，年轻的吴光辉渐渐成了设计小组的主力。在“飞豹”飞机的研制过程中，他测算出飞机的15种典型状态，描绘出飞机重心的变化曲线，还能自己画各种图……
时值603所攻关气动力项目，吴光辉通过计算机独立算出的研究成果很快被应用于项目中。领导看了技术报告，又欣喜又诧异，欣喜于“所里有如此踏实能干的年轻人”，也诧异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还能沉得下去”。
凭借着这份耐力与坚韧，吴光辉慢慢挑起了飞机设计的大梁。
“省出了几亿元”
从2014年开始，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吴光辉会赶往湖北襄阳，到蔚蓝航校参加飞行员驾照培训。
这一年，吴光辉54岁，担任C919总设计师已有近7年时间。航校里多是年轻人，绝大多数学员不知道吴光辉的身份，只觉得这个“老头”性格和蔼又热爱飞行，理论水平极高。渐渐地，大家遇到疑难问题，都喜欢找吴光辉请教。
吴光辉的目标，是拿到“商照”（类似于车辆的A驾照，持照者可以驾驶飞机取酬）。驾驶舱的布局、设备的安放、程序的操作，甚至是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及其大小……每个飞行员提出的要求不尽相同，作为总设计师，怎么判断这些要求的合理性？“这个迫使我要去学。”
在航校，能一次性通过所有考试拿到“商照”的学员比例不高，吴光辉正是其中之一——由于只能在节假日断断续续地学习，整个考证过程花费了吴光辉两年时间。赵川记得，拿到“商照”那天，一向稳重的吴光辉流露出纯粹、天真的快乐。“他考完试从飞机上下来，笑得双眼眯成了缝，开心得像一个小朋友。”
更重要的是，凭借那些飞行经验，吴光辉为C919省下了真金白银的研发经费。
按照惯例，C919设计了5套地面导航台信号接收器——在进近着陆（向机场方向下降接近）阶段，地面导航台会对飞机进行定位和测距，指引飞机准确前进。
这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设计思路。然而，吴光辉在实际飞行中发现，现在的飞机主要依靠卫星导航，已较少使用地面导航台。最初的设计方案到了案前，被吴光辉压了下来。他和团队成员反复磋商、论证，觉得保留3套已经足够。
有人对此持不同意见，包括试飞机长。吴光辉反复做大家的工作，逐一解答试飞员们的疑问。“最终，我们的试飞员都心悦诚服地和我达成了一致，这或许是我的飞行爱好发挥的作用了。”
撤下2套设备，首先就省下千万美元的初装更改费，其次是省下每套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的设备费——这样的精打细算，最终将转化为C919的市场竞争力。东航C919飞机交付的目录价格为9900万美元，而空客A320、波音B737的平均目录价格通常为1亿美元以上。
（据上观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