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作为统一王朝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九十多年，而元朝实际控制慈溪地域的时间更短，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灭南宋，至元惠宗至正十五年（1355年）方国珍占领慈溪，仅仅只有七十九年。然而，在慈溪地域归入元朝版图期间，由于元朝独特的政权性质和政治文化政策，使慈溪地域文化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书院在扩建和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学校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慈溪地域书院的发展方向。慈溪地域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前朝遗民群体，使慈溪地域文化在吴越文化、荆楚文化、中原汉文化、隋唐文化和两宋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遗民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慈溪地域文化的内涵。
一、时代背景
首先，元朝的政治措施和文化政策具有多元兼容的特点。
元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三百多年藩镇割据、各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局面，在“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广裹疆域内，建立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有效地管理如此广袤的国土，加强中央集权，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并建立了包括慈溪县治（今宁波慈城）西南车厩站在内的遍布全国的驿站（蒙古语被称为站赤）。大批汉人迁往边疆，边疆各族也来到汉地落户，加强了各地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由于前期大规模的西征，在客观上打破了长久以来欧亚间的壁垒，元朝和域外各国的联系不断扩大。陆路从大都出发，北至东欧，西到伊朗，海路从东南沿海港口直抵波斯湾和非洲东岸，“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元朝政府对帝国内的各种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中原儒家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在元朝境内得以广泛传播，丰富了元代文化的内涵，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对于已经成为慈溪地域文化主流和核心的儒家文化，元朝统治者实行了特殊的“行汉法”政策，接受儒家思想和唐宋政治制度。元朝将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南宋疆域归入帝国管辖后，元世祖立即下诏临安：“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鹵薄、仪卫、宗正谱碟、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在统治思想上，元政府推崇理学，将《四书》《五经》定为科举统考书籍，并由政府雕板发行理学著作，进一步确立了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地位。
元朝统治者崇儒学、重知识的思想和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对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元一代，慈溪地域出现了诸多文化大家，如思想家赵偕、黄玠，学者厉元吉，诗人岑安卿，书法家黄翔龙、黄翔凤、沈仲贵、应在等。据慈溪著名学者童银舫先生编著的《慈溪书画家》记载，黄翔龙、黄翔凤均为宋末元初慈溪县古窑（今慈溪县掌起镇）人。《四明书画家传》记载：“（黄翔龙）擅书法，楷书学晋唐，端遒方正，如虹龙老劲，今慈城镇孔庙中有王应麟撰文《至元重建慈湖书院本末碑记》为其所书。”清代光绪年间的《慈溪县志》称黄翔凤书法：“墨妙名一时”。沈仲贵（1302—1347年）为元代慈溪县师桥（今慈溪市观海卫镇）人，《师桥沈氏宗谱》称他“善书法，蚕头燕尾近紫阳先生（朱文公）遗格”。应为元代慈溪县人，擅长篆书，有《篆隶偏旁点画辨》行于世。
元代慈溪地域部分文人受元朝政府兼容并蓄政策的影响，或者参加元廷举办的科举考试，出仕官场，或者接受元廷赐号，尊奉元朝为正朔。
譬如慈溪鸣鹤人童金，以才能卓越被地方官举荐至元廷，被授予进义副校尉之职，岁督海运。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浙东灾荒连年，土地绝收，饿殍遍野，童金倾其家财赈济灾民。元文帝天历年间（1328—1330年），童金出资修漾塘，建车坝，造福乡里，元朝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因此表彰童金，题表其门为“义士童氏之门”。
再如昙噩（1285—1373年），元朝末年慈溪人，佛教临济宗僧人，俗姓王，字无梦，号梦堂，又号西庵。早年研习儒学时曾感叹：“攻书修辞，此世间相耳，曷若求出世间法乎？”于是苦读佛教经典，昼夜摩研，成年后依净慈寺雪庭传公削发为僧，受具足戒。后听说著名临济宗禅师元叟行端，自中天竺寺移住灵隐寺，“行端风规严峻，非宿学莫敢闯其门。（昙）噩直前咨叩，了无畏惧。（对答时）机锋交触，情想路绝。内外如一靡间，毫忽一转至六七，语愈朗烈。（行）端欣然颔之。”昙噩遂大悟而嗣其法，成为临济宗传人。大德年间（1297—1307年），昙噩住持天台国清寺，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象山瑞龙院改律寺为禅刹，请昙噩为开山第一祖。在瑞龙寺期间，昙噩与袁桷过往甚密。袁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路鄞县人，曾任元廷丽泽书院山长、翰林直学士、集贤直学士、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侍讲学士，卒赠中奉大夫、江浙中书省参政，封陈留郡公。他阅读了昙噩撰写的《叠秀轩赋》《骠骑山赋》及《慈照师行述》等诗文后，赞叹道：“余老矣（时年59岁），上人（精力尚盛）其勉之。投闲谢事，愿相与过从，将复见于（奉化）雪窦、（象山）玉几诸山，斯幸矣。”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昙噩驻锡四明咸圣寺，后移住慈溪开寿寺，接受元惠宗的赐号“佛真文懿”。昙噩著有《新修科分六学僧传》三十卷，该书成书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收录自东汉至两宋高僧传记，依六学、十二科分类，是收录僧传数量最多的著作。
其次，元朝的政治措施和文化政策又有歧视压制的特点。
元朝是一个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蒙古贵族封建王朝，是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对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民族的统治。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和民迫压迫政策，把居住在境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蒙古各部的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慈溪地域作为原南宋疆域，所居民众自然属于地位最低的南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备受歧视和压迫。同时，元朝政府轻视和戒备汉族文人，建国伊始就停止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才重开科举，文人不仅入仕无门，而且社会地位低下。
慈溪地域的大部分文人士大夫既有元灭南宋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又被列为第四等人，受到与其他三种人不平等的待遇，并一度失去科举仕进的道路。难以接受的屈辱现实和惨痛的亡国记忆，使他们原有的“夷夏之辨”观念更加强烈，成为拒绝与元朝合作、隐居不仕的南宋遗民。
元代慈溪地域南宋遗民群体的形成，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其一，两宋朝廷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厚待文人士大夫。两宋立国伊始就制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策略，历代宋朝皇帝均实行重用儒者、以文治国的政策。两宋科举取士人数之多，政治和经济待遇之优厚，大大超过隋唐两朝。这些通过科举考试从“孤寒之士”走上仕途的文人士大夫对赵宋王朝怀有感恩之心，并衍生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其二，两宋理学和心学的兴起。两宋王朝鉴于晚唐五代的教训，注重君臣伦理的建设，提倡忠君思想。司马光首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理学和心学兴起后，君臣大义更是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形成“下至山谷之儒，里巷之妇，亦皆秉义抱节，矢死不辱”的社会环境。
这种对两宋王朝的感恩心理和理学伦理思想在慈溪地域遗民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譬如慈溪地域著名理学家黄震。他于德祐元年（1275年）年底被南宋朝廷任命为侍郎官，不顾当时元军已逼近南宋都城临安的危局，毅然前往陈奏国事。次年正月，元军攻占临安，尚未到达临安的黄震便回到浙东，怀着对南宋故国的眷恋归隐乡里，坚决不肯出仕元朝。随着元军不断南下，黄震不得不多次迁徙，所藏图书文物散失殆尽。全祖望《句余土音》诗云：“会逢厄运丁九阳，渡江北骑惊飞涛。行都庙社且涂地，何况区区一寓寮。图书法物成敝屣，如醉如呓歌黍苗。”可见黄震的隐居生活是多么的无奈和窘迫。作为南宋遗民，黄震的内心自然是痛苦的，他不愿意异族统治华夏，痛惜山河沦丧，渴望恢复南宋王朝，这种孤愤而悲痛的心境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四明志》记载：“（黄震）日惟一食，仰天长歌，祈速死。”
二、书院：慈湖书院和杜洲书院
元朝统一后，慈溪地域社会安定，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加之两宋时期慈溪地域县学和书院的兴建，形成了较为浓郁的文化氛围，这一切为元代慈溪地域书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据史料记载，慈溪县所在的庆元路有十二所书院，即鄮县的东湖书院、鄙山书院、甬东书院、本心书院、鲁斋书院、鄞江书院，吕国州的翁洲书院、岱山书院，奉化州的龙津书院、广平书院，以及慈溪县的慈湖书院和杜洲书院。
慈湖书院位于慈溪县治所在地（慈城）普济寺东面的杨简旧宅，建于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书院是为纪念杨简而建立的，“负山面湖，创精舍，肖像而祠之。”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普济寺僧人依仗势力，“夺其地，毁祠像”，书院遂废，书院诸生不得不诉诸于官衙。胜诉后，慈湖书院在杨简故宅得以重建。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新的慈湖书院落成，无论“殷勤束带升堂日”，抑或“灯前夜雨读书声”，无不彰显着这座慈溪地域重要书院延续传统文化的意蕴。慈湖书院规模宏达，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有房屋七十二间，建筑规模超过了当时除慈溪县学以外的所有州县学，譬如同时期的甬东书院仅有房屋三间。慈湖书院外有台门，进入台门以后，就可以看见位于正中的礼殿和慈湖先生祠堂，“崇礼殿以奉先圣，严祠庭以殷毖祀。”礼殿后有学门，进入学门，正中是讲堂，两庑为四斋，讲堂后有藏书室。
袁九万、曹汉炎、胡宗器、徐勉之、李元昭等曾任慈湖书院山长，他们大多承袭两宋心学思想，以传播陆氏心学和杨简心学为己任。譬如曹汉炎，“杜洲之徒最称耆宿”，这里的“杜洲”即杜洲先生童居易，杨简的“世嫡弟子”，显然曹汉炎就是杨简心学的传人。袁九万是陆氏心学的传人，曾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的刘仁本撰《慈湖书院山长袁九万满任》诗云：“春满花香竹影间，慈湖水长绿潺湲。庙廷独祀扬夫子，道学还宗陆象山。博士寒无毡坐客，诸生业已管窥斑。五儿豚犬惭笾豆，珍重斯文受代还。”反映了袁九万悉心传授陆氏心学和杨简心学的情况。
杜洲书院位于慈溪县治所在地（慈城）西北三十里，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在杜湖畔，一说在东墟埠。”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慈溪县鸣鹤人童金说：“海隅人悍，非建学立师，俾明圣道，民罔有常也。”于是，为“祀其祖童居易，建义学先庐侧。”计屋五十五间，捐田二百亩，“以赡来学”，童金之子童桂也“添拔山田”，扩建书院。后人在此基础上又修建了杜洲先生祠堂。童居易是南宋著名学者，学宗陆氏心学和杨简心学，世人称为杜洲先生。清代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云：“书院之置，则先生之孙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于其子桂，嘉兴顾嵩之、吾鄞孙元蒙俱来为山长。杜其时甬上书院多设山长，而以杜洲为最盛，有先圣碑亭，有杏坛，有祀殿，有讲堂，有六斋，中为慈湖祠，旁为六先生祠。有书库，有祭器，门廊庖湢，纤悉毕备，有田租以资学者，盖仿佛四大书院之规制而为之。”
杜洲书院和庆元路的大部分书院一样，以朱熹理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刘仁本写给杜洲书院山长胡幼学的诗中有“紫阳夫子崇仪像，安定闻孙执豆笾”之句，紫阳即为朱熹，安定则是朱熹弟子胡瑗。元代杜洲书院影响最大的学者是孙元蒙，字正甫，鄞县人，他“申明朱子月试季考法，朔望读吕氏乡约”。儒士任存敬曾就学于杜洲书院，“受朱子《诗经传》，学成而归。”既反映了杜洲书院崇尚程朱理学的情况，也体现了慈溪地域哲学思想的深刻变化，即南宋时期在慈溪地域盛极一时的陆氏心学日渐衰落，而程朱理学则继之成为元代慈溪地域的主导思想。南宋时期“四明之学皆陆氏”，但是至元朝，“建学立师、设科取士、悉主于朱子之说，至是而鄞、慈溪之士于朱子之书莫不家传人诵之。”
慈湖书院和杜洲书院作为元代慈溪县最重要的书院，虽然由于各种社会原因，规模有所增削，但总体发展稳定。综合延祐《四明志》和至正《四明续志》可知：慈湖书院，在延祐年间有房屋七十二间，学田一百十二亩，收入谷物一百六十四石；在至正年间有房屋三十二间，学田一百二十九亩，收入谷物一百六十八石。杜洲书院在延祐年间有房屋五十五间，学田四百零八亩，收入谷物九百五十六石；在至正年间有房屋六十间，学田四百零八亩，收入谷物五百八十八石。
此外，建于南宋时期而在元代发展壮大的慈溪地域书院有高节书院、天香书院和湖山书院。
高节书院：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余姚州守张德珪重修，新建了供奉孔子的大成殿；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年），余姚州守汪文景再次重修，增建仪门和怀仁、辅义、尚德、著德四斋，渐成规模。
天香书院：元代虞曾瞻撰写《天香书院记》云：“去（余姚）州治之北四十里，兰室云窗，左图右史，弦歌之声四时不辍者，天香书院也。天香书院由胡公民则也，民则，烛湖孙先生外孙，依其家自柏山徙居于此，遂植双桂于庭。当宿雨初收，金风荐凉，丛阴结地，香气熏人，往来其间，莫不鼻嗅舌咋，而讶身在广寒宫也！少卿孙公因合而名命其里曰天香里，书院曰天香书院。”由此可见，天香书院不但在元代依然存在，而且环境优雅，弦歌不辍，书香气息极为浓郁。
湖山书院：清代学者全祖望撰《泽山书院记》云：“东发先生（黄震）晚年自官归，复居定海灵绪乡之泽山，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曰归来之庐。泽山本名栎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元中，学者建湖山书院以祀之，其去行馆十里，不久而毁。黄氏后人礼之复建焉。”民国《镇海县志》记载：“至正间毁，族孙黄礼之复建，并刻日抄遗书藏之院中。”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慈溪地域的书院和南宋慈溪地域的书院相比有了质的变化。南宋书院兴起的最主要原因，是南宋理学家们痛恨两宋官学注重科举功名而失去学问和德行道义上的追求，故而大办书院竭力传播程朱理学和陆氏心学，以实现维系世道民心、重振朝廷纲纪的政治目的。然而，元代慈溪地域的书院在元朝末年却出现了服务于科举制度的官学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元代后期慈溪地域书院的生员，无论研习内容抑或生活规范，已经同各路、州、县官学的生员基本一致，书院山长也由元朝政府任命，成为地方政府的学官，须向地方官员“白事”（即汇报书院事务）。譬如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年），杜洲书院向官府请额，至元二年（1336年）被江浙行省正式批准设立，遂由元朝政府任命山长主持书院日常工作（至正《四明续志》）。有的地方官员还直接参与书院的筹建，譬如慈溪县堂录桂应奎就参与规划了慈湖书院的重建事宜。
其次，除了慈湖书院还在传授陆氏心学和杨简心学外，元代慈溪地域的书院以程朱理学为主要传授内容，从而奠定了程朱理学在慈溪地域的思想地位。“我朝上自京师，下至州县，莫不有学，学有生徒，有廪膳，而又表章程朱之学，以为教于天下，则其养与教，岂不超乎唐宋而追踪三代欤？（鲁贞：《桐山老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元朝中后期，庆元府人程端礼编著的《程氏读书分年日程》由国子监颁行各地学校和书院。此书强调程朱理学与科举之学的统一性，从而明确了书院为科举服务的合理性。
再次，慈溪地域书院的建筑布局日趋学校化，失去了书院自己的本质特点和独特性格。譬如元朝末年的杜洲书院，其建筑布局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趋势，供奉孔子的礼殿重要性增强，而纪念先贤的专祠重要性则大大减弱。至正年间（1341—1368 年），杜洲书院的建筑布局和奉化州学的建筑布局基本一致。
奉化州学有棂星门一座，东西门两座，仪门三间，大成殿三间，东西从祀廊各六间，朱文公祠堂一间，三先生祠堂一间，彝训堂五间，六斋六间，养正堂五间，党后堂三间，参前碑亭一所，土祠一间，仓屋五间，堂后轩五间，公厨一间，小学二斋三间，共有房屋六十四间。
杜洲书院有门楼三间，仪门五间，礼殿三间，彝训堂三间，六斋十八间，宜圣加号碑亭一座，廊屋十二间，庖湢五间，山长厅三间，杏坛一处，共有房屋六十间。
两者布局何其相似，“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书院的官学化是主要原因。”（申万里：《元代庆元路书院考》）
三、不仕元朝的南宋遗民
元代慈溪地域的南宋遗民怀着对两宋王朝深深的眷恋，抱着不与元朝政府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廷。他们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过着各种各样呈现鲜明遗民特点的生活。有的隐迹江湖，远离尘世，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有的纵情书画，钻研学问，成为学术大家和书画名家。有的闭门不出，著述自适，从事学术著述，以保存汉唐传统文化。有的居家讲学，弘扬华夏文化和民族精神。赵偕、黄玠、厉元吉、岑安卿就是元代慈溪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南宋遗民。
赵偕（？—1367年），字子永，宋末元初慈溪人。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弃举业，不仕元朝，晚年隐居大宝山麓（今宁波市江北区），人称宝峰先生。学宗杨简，浙东陆九渊学派的主要代表。”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赵偕虽然早年曾经着意科举，但是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恢复科举制度后，他却认为科举“是富贵之梯，非身心之益也。”并表示自己不会出仕元廷：“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黄宗羲：《静明宝峰学案·隐居赵宝峰先生偕》中华书局1986年版）。赵偕不愿出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当时不是出仕的好时机，“自古以来，为政之难，莫甚于今日。”
其次，赵偕学承陆九渊和杨简的心学，是元代慈溪地域心学的巨擘。他在阅读杨简所著《慈湖遗书》后，开始接受心学的理念，“恭默自省，有见于‘万象森罗，浑为一体，吾道一贯’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为？’乃确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复，而百家之说可一也。”遂隐居大宝山麓，每日里只和朋友、弟子钻研经典，讨论学问，终于成为一代心学大家。 《宋元学案》将赵偕列为慈湖三传。
和慈溪地域大多数南宋遗民不同的是，赵偕并没有完全沉溺于学术，而是希望学以致用，自述：“偕虽不求仕进，恒怀忧世之心”，企望将心学融入到政治思想中，实现“行三代之政，一百家之言”的理想。他曾作诗曰：“一生虽不好功名，未尝一日忘吾君，何不上天陈良策？欲在青山看白云。”赵偕虽然终身未仕，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广收门徒，通过讲学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心学思想传授给门人弟子，借由弟子来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
曾任慈溪县尹的陈麟是实践赵偕政治思想最为典型的宝峰弟子。赵偕专门撰写《治县权宜为邑宰陈文昭设》，为陈麟治理慈溪县提出建议：“常下士无倦讲明，喜闻过以开言路，任忠直以为耳目，稽于众以采公论，用知识以为股肱，临以庄使人敬畏，奉上司宜忠而敬，御群下以礼止乱，处重事宜预修辞，各房事责有所归，明人伦兴古学校，彰善良以弭邪恶，义刑罚毋作好恶，考贫富以均赋役，制吏卒宜察行止，治诳官以杜妄告，谨勾销以考稽迟。”
陈麟运用赵偕的政治思想治理慈溪县，“慈溪之民，渐至有耻有格，说者以为自来慈溪第一循吏。”（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九十三《秘监陈文昭先生麟》，中华书局1986年版）。
《宋元学案》中记载了赵偕的三十三位门人弟子，合称为宝峰学派。他们是陈麟、桂彦良、乌本良、郑原殷、冯文荣、罗拱、方原、向寿、李善、乌斯道、王真、顾宁、罗本、翁旭、王桓、洪璋、徐君道、方观、裘善缉、李恒、翁昉、岑仁、王慎、童惠、王权、高克柔、顾勋、王直、叶心、裘重、周士枢、郑慎、茅甫生。
1992年版《慈溪县志》对罗拱和罗本作了特别说明：“弟子罗拱（字彥威）和罗本（字彥直，笔名贯中，即《三国演义》作者）兄弟曾居杜湖。”罗贯中（约1330—约1400年），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并州太原人，元仁宗延祐年间随父亲到江南做生意，并在慈溪县随赵偕学习经史。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曾随慈溪地域心学大家赵偕学习传统文化，此事堪称慈溪地域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桩美谈。
黄玠（1285—1364年），字伯成（或孟成），慈溪地域著名理学家黄震的后裔，据《黄震公世系（浙江四明慈溪古窑）》记载，黄震生有三子，即长子黄梦幹、次子黄叔雅、幼子黄叔英，黄梦幹生有一子黄正孙，黄玠为黄正孙之子。
黄玠自幼聪慧机敏，刻苦好学。元惠宗至元年间（1335—1340年），因为家中遭遇大火，不得不举家西迁至吴兴。戴光远聘请黄玠为白牛镇学舍之师，富家巨室仰慕他的为人和德行，也争相“为筑馆舍以居之”。黄玠喜欢吴兴的山水之胜，遂隐居弁山，自号“弁山小隐”，授徒自养，孝奉双亲。黄玠作为南宋遗民和元朝四等人中最末等的南人，不屑参与政治，不求科举仕进，纵情山水之余，常和文人雅士交游唱和，声名益著。他交往的人俱是当时名流，譬如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理学家、书画家黄溍，诗人钱惟善，文学家邵亨贞，画家吴镇等等。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年），黄玠以八十高龄辞世，翰林学士邹缉等人撰写行状和墓志铭，从祀嘉湖贤寓祠。
黄玠虽然长期寓居吴兴，但对故乡十分挂念，曾作诗感怀：“牟山非故山，怆然寄幽期。余生苟未陨，犹及尔东归。”浓浓的思乡之情氤氲其中。黄玠著有《弁山集》《知非稿》《唐诗选》《纂韵录》《弁山小隐吟录》等书，仅有《弁山小隐吟录》传世。《四库全书总目》评黄玠《弁山小隐吟录》云：“中多劝戒之词，其上者有元结遗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虽宏阔深厚不能及二人，要于俗音嘈囋之中读之，如听古钟磐矣。”黄玠作为慈溪地域理学家黄震的后裔，承袭程朱理学思想，企望政治清明，百姓乐业，有着理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正如其诗《慎勿买良田》云：“慎勿买良田，良田有豺虎。豺虎不汝食，官司推剥汝。公廪多急输，里正遭箠楚。肉尽即见骨，家破无死所。茹蔊何必辛，茹荼何必苦。伤哉浙水民，困此一犁土。”
姚北志士厉元吉，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进士，曾任乌程县尉。厉姓的厉元吉出现在《姚江励氏宗谱》中，牵扯厉姓和励姓之间的历史渊源。姚江励氏起源于山东，始祖励裳于两宋之际从安徽宣城迁到余姚，“姚邑风俗之美、山川之秀，遂卜居焉。”那么“厉”姓又何以改为“励”姓呢？有学者认为，厉元吉在南宋灭亡之后隐退乡间，拒绝出仕元朝政府。后来元朝皇帝诏命地方政府访寻前朝官员为朝廷所用，厉元吉干脆离开慈溪地域，浪迹湖海，直至年老方才回乡，他传世的十二卷本《半山文集》“多悲愤语”，深切怀念南宋故国。厉元吉的后人为躲避元朝政府的纠缠，故而将“厉”姓改为“励”姓。
而慈溪著名学者任永江先生持有不同观点。他在《慈北厉氏与姚江励氏》一文中认为，姚江励氏始于康熙赐姓，并引用《溪上遗闻集录》佐证：“初，（厉）讷既贵，慈之族人至京者踵相接，皆居其家，讷不胜其烦。一日朝见，面有忧色，问之，以实对。圣祖曰：‘既为汝族人，亦不便治于法，可在汝姓旁加一力字，汝自此便可与之分宗矣。’厉之为励，由此始也。”
拙文备载两种观点以待方家考辨。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厉元吉作为南宋遗民不忘故国，不仕元廷。厉元吉的遗民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岑安卿。岑安卿曾作《三哀诗》，分别悼念恩师厉元吉、三世之交高师鲁和乡里老儒李天锡，追叙三人遗事，诗语甚明，情真意切。其中最为感人也最能发人深思的是《三哀诗·其一厉》，诗云：“厉公予先师，侃侃国髦士。文词奋白屋，名识动丹扆。帝乡眷遇殊，曲宴锡丰侈。青衫何足云，倏忽期显仕。云何尉苕溪，露泣秋萱死。朔风撼南极，黄屋继隳圮。归栖从山云，松柯荫琴史。泪挥新亭悲，诗穷《黍离》旨。雪霜转侵凌，故里不可止。漂泊海东西，生计日彫靡。暮年赋归欤，幸遂首丘志。遗经惜无传，嗣续但耘耔。死别三十春，恨未致一慰。何当马鬣封，秋菊荐寒水。”
岑安卿（1286—1355年），字静能，余姚上林乡（今慈溪市桥头镇与匡堰镇一带）人，号栲峰，人称栲栳山人。幼习礼容，通经义，遍读《子》《史》，跟随厉元吉学习圣贤之道，也曾受学于黄震幼子黄叔英。虽然岑安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不屑于仕途，有人劝他参加科举，他答道：“以吾一日之艺，而决终身之出处，吾兹不为。”《余姚六仓志》称：“故岑氏多以科第显，而安卿独隐居乐道，以名节高天下”。
南宋灭亡后，岑安卿怀念故国，曾作诗“吊宋遗民之在里中者。寄托深远，有俯仰今昔之思。”（顾嗣立《元诗选》）。他筑室于栲栳峰下，慕名者循迹而至。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元朝政府下诏求贤，直省舍人刘孛兰溪、知州脱脱先后以其品行学术俱佳而向朝廷力荐，但都被他拒绝了。元惠宗时期（1333—1368年），江浙行省与余姚州均着力向元廷推荐，朝议置馆阁，岑安卿以年老为由力辞。
晚年的岑安卿每日携好友徜徉在上林湖畔和栲栳山上，吟诗作文，不求人知，并自称“我田仅足了饘粥，苦吟贻笑东西邻。”卒年七十岁，赵谦等私谥“贞元先生”。岑安卿著有《栲栳山人集》，《四库总目》赞叹道：其人“志行高洁，穷阨以终”，其诗“戛戛孤往，如其为人”。
著名学者张如东在《戛戛孤往、如其为人的岑安卿诗歌》一文中这样评述岑安卿：“岑安卿早年以‘寡言笑、慎嘻游’为人称道，又曾辑居敬、集义、修身、理家等格言，具有很深的理学修养，‘愿精学道旨，再使民俗忠’便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岑安卿一直保持着这种既有南宋遗民风采又具程朱理学意蕴的人格精神，即使在晚年亦复如此。
总而言之，慈溪地域在归属元朝的近百年间，地域文化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尤其是忠于南宋、不仕元朝的南宋遗民群体的出现，使强烈的民族情绪与坚定的忠君观念叠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着慈溪地域的文化发展，使其呈现出迥异于其他历史阶段的面貌，并对明末清初慈溪地域的反清复明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