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结束了自晚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民族政权并列的局面，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虽然元朝政府实行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元朝的统一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民族融合，加强了中央集权，为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归入元朝版图
在南宋和金朝对峙时期，蒙古高原诸多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南宋开禧二年即金朝泰和六年（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集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结束了蒙古高原长期混战的局面。蒙古汗国不断发动战争扩大疆域，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金朝和大理等政权，并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忽必烈登基成为蒙古大汗，引起了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蒙古汗国内部爆发了争夺权力的战争。
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南宋境域有了一个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
南宋咸淳七年即蒙古汗国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称帝，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忽必烈即元世祖。次年，元朝定都于大都。北方政局稳定后，元世祖诏命元军进攻南宋。南宋德祐二年即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宋恭帝奉上传国玉玺和降表。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等先后拥立赵昰和赵昺为皇帝，继续抵抗元军。至元十五年（1278年），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于大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从容就义。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在崖山大败南宋军队，陆秀夫背幼帝投海殉国，南宋灭亡，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南宋全境纳入了大元帝国的版图。
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多个民族政权分裂对峙的局面，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封建大帝国。
元朝在南宋地区的淮南东路首府扬州设置了江淮等路行中书省，又称淮东行省或扬州行省，管辖原南宋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西路，以及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两浙东路。《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立浙东西宣慰使司于临安。六月壬申，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鄂州、临安。”《元史·地理志》记载：“宋庆元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置宣慰使司，十四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领四县：鄞、象山、慈溪、定海（今镇海）。”
慈溪县在元朝初年隶属江淮等路行中书省庆元路总管府。
元朝地方行政制度既保留了部分蒙古旧制，又承袭了中原王朝的汉制，建立行中书省制度，即行省制。行省起始只是中央政府派遣在地方的临时机构，只管军事，也不是固定的正式地方行政机构。“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后来行省开始掌管地方政务，逐渐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行省长官也由中央官吏演变为地方官吏。元英宗时期，全国划分为一个中书省辖地（腹里）、一个宣政院辖地和十个行中书省，即岭北行省、辽阳行省、陕西行省、河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云南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其中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江浙行省设置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一年徙江淮行省治于杭州，改成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全省，江西东北部，下辖三十路和二十一州等。其中浙东道宣慰司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徙驻庆元路，管辖庆元、衢州、婺州、绍兴、温州、台州、处州等七路。庆元路辖鄞县、象山县、慈溪县、定海县（镇海县）、奉化州、昌国州。故而1992年《慈溪县志》记载：“元朝慈溪县隶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浙东道宣慰司庆元路。余姚县隶属浙东道宣慰司绍兴路，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余姚州。”
显然，慈溪地域在元朝隶属于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浙东道宣慰司管辖的庆元路和绍兴路。
元代慈溪县官署的设置不同于唐宋，而极具蒙元特色。依据元朝制度，慈溪县官署设有达鲁花赤、县尹、主簿和县尉等职。
达鲁花赤是蒙古语镇守者的音译，也是慈溪县最大的监治官，由蒙古人担任，位于其他县署官员之上，拥有最后的裁定权，以确保元朝中央政府和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元世祖时期曾任慈溪县达鲁花赤的有阿都蛮、太不花。
县尹负责统筹全县政务，一般由汉人担任，元世祖时期曾任慈溪县县尹的有述甲寿德、许庆祖、俞斌、张显祖、冯昱、富德庸、宋泽。
主簿主管户籍文书等事务，元世祖时期曾任慈溪县主簿的有茆琎、张真、女奚烈、皇莅。
县尉掌管治安捕盗之事，以“阅羽弓手、禁止奸暴”为职责。元世祖时期曾任慈溪县尉的有杨好信、茆琎（主簿兼）、周良、杨天辅。
华夏帝国时期，县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县下设有直接管理百姓的基层组织。从秦汉直至两宋，县下设乡和里，虽然稍有变化，大体却维持了这种乡里制度。而元朝改变了沿袭千年的乡里制度，推行乡都制度。在农村，将乡、都作为两级基层组织，乡设里正，都设主首，其职责为催办差税和维持地方治安。《通制条格》规定：“诸理民之务，禁其扰民者，此为最先。凡里正、公使人等，从各路总管府拟定合设人数，其令司县选留廉干无过之人，多者罢。”“今后凡催差办集，自有里正、主首。”同时，在基层组织中普遍设置社，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颁布劝农立社法令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村社，以是何诸不色人等并行入社，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令者为社长。”社长的职责在于“劝勤农业、不致惰废”“如有不肯听从教劝之人，籍记姓名，候提点到彼，对社众责罚。”
据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元朝在慈溪县设置了三十都四百一十四社，分别是一至六都七十五社（原德门乡），七至十三都一百零三社（原西屿乡），十四至十九都九十八社（原石台乡），二十至二十五都八十八社（原金川乡），二十六至三十都五十社（原鸣鹤乡）。元朝在定海（今镇海）灵绪乡设有三都、四都和五都，于1954年作为镇海县北部划入慈溪县。
慈溪县治所在地慈城设置隅，计二十八社。根据元朝制度，城市中的基层组织有的设隅、坊两级，有的仅有隅一级。慈溪县治仅有隅一级，设置隅正，“凡官府排办造作、祗应杂务、羁管罪人、递运官物、傶办课税等事务”，均由隅正负责。
元朝政府在慈溪县治所在地慈城的西南建立车厩站，这是慈溪地域重要的驿站（蒙古语称为站赤），作为传递公文的官员食宿和换马的场所。《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每隔二十五迈耳，或三十迈耳，必有一驿。无人居之地，全无道路可通，此类驿站，亦必设立。”“合全国驿站计之，备马有三十万匹，专门钦使之用。驿站大房有一万余所，皆设备妍丽，其华靡情形，使人难以笔述也。”慈溪县的车厩站是全国一千五百多处驿站之一。
元朝在慈溪地域的驻军也和唐宋不同。元朝军队主要由蒙古军（蒙古人为主）、探马赤军（蒙古诸部精锐组成的前锋、重役或远戍部队）、汉军（原金朝地区汉人和女真人、契丹为主），以及新附军（改编后的南宋军为主），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南宋故地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屯戍。
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元改军寨为巡检司，‘职巡逻，专捕获’，并在定海之灵绪乡（今甸山乡）增设施公山巡检司一处，驻弓兵20名。”元朝承袭宋朝和金朝旧制，在人烟相对稀少但是战略地位重要的慈溪县鸣鹤和丈亭，以及定海县施公山，设立了鸣鹤巡检所、丈亭巡检所和施公山巡检所，并在三处巡检所设置捕盗官性质的巡检和司吏各一名。
元朝的巡检所兼有驻军和地方治安的双重性质。由于慈溪地域濒临大海，巡检所不仅“拥裘函，持弓矛，逐捕奸诈盗攘于山区海聚之出没”，还要巡查海岸，缉拿走私盐犯。
虽然慈溪地域的巡检所职能多样，但是配置和设施却较为简陋。兵卒称为“弓兵”或“卒伍”，虽然有“并三十人”的员额规定，但是往往“额设”不足，譬如施公山巡检所仅驻弓兵二十名，故而巡检不得不使用“泼皮无名弓手提控人”“动计三、五十”。巡检所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简略，慈溪地域的巡检所“每处量给”三副弓箭，十个弓兵合用一副弓箭。慈溪地域巡检所均远离慈溪县治所和定海县治所，“荒郊林莽，山区海聚，幽昧旷绝之境”，巡检只能将寓所作为办公场所，弓兵则“散处墟落间”“缓急呼调，辄后会期”，极大地影响了公务的正常执行，以致于慈溪县鸣鹤巡检所巡检范文忠不得不“捐私钱购民地立官署”。
尽管如此，元代慈溪地域的巡检所依然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譬如慈溪县鸣鹤巡检所巡检范文忠勤于职守，“申明法令而去其烦苛”。有一次，鸣鹤巡检所辖区出了一桩命案，盗贼杀了一个僧人，“取其衣盂之资以去”，山溪幽阻，盗贼无迹可寻。巡检范文忠设下计谋最终将盗贼捕获，“人以为神”。
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元朝和南宋对峙长达四十余年，兵焚连年，给淮河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就慈溪地域而言，宋元战争进行得并不十分激烈。自元朝军队进入临安、南宋朝廷归降后，慈溪地域的抗元斗争很快就告结束，故而元灭南宋的战争对慈溪地域社会经济的破坏并不非常严重。元朝统一全国后，蒙元统治者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逐渐意识到，为维护政权的长期巩固，必须改变对征服地区“竭泽而渔”式的劫掠，转而扶持降附地区的社会经济。因此，元朝中央政府推行“汉化”政策，减轻赋税负担，鼓励商品贸易，劝课农桑，并在基层组织中设立了以劝农为主的社。
慈溪地域百姓凭藉相对较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利用元朝大一统时期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积极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海塘的修筑和浙东运河两岸商业的繁荣，使慈溪地域的经济实力在全国范围内依然居于领先地位。
其一，元代慈溪地域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工具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丰富和农业耕地的大量开垦。
王祯是元代农学家、农业机械学家，他在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撰写的《农书·农器图谱》记录了二百六十多种“天下农器”，有许多是元代新创制的农具，如耕作工具铁搭、除草工具耘荡等，主要出现在慈溪地域所在的江浙行省。
铁搭“始见于江浙”，有四齿或六齿，主要用于耕作时翻土、碎土和平田，兼有耙与大锄的功用，是一种高效率的农具。王祯曾看见江浙农户使用铁搭，“数家为朋，工力相传”，一日之内可耕作数亩。那么，为什么已经普遍使用牛耕的江浙地区会出现铁搭呢？王祯认为因农家缺乏牛犁，“以代耕垦”。近年来，有学者经研究后认为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江浙一带，稻田土壤粘重，排水不良，牛耕既浅又不均匀，而铁搭垦田便于深耕，既保证稻田排水良好，也便于大麦、小麦、豆类等早地作物的种植生长。
耘荡是用来耘田的农具，“江浙之间新制之”，主体为长一尺多、宽约二寸、形如木屐的木块，底列短钉二十余枚，上面贯以竹柄，长五尺有余。王祯《农书》记载：“耘田之际，农人执之，推荡禾垄间草泥，使之溷溺，则田可精熟，既胜耙锄，又代手足。况所耘田数，日复兼倍。”
虽然王祯没有在《农书》中提及慈溪地域，而铁搭和耘荡等新制农具大多“始见于江浙”，那么，隶属于江浙行省的慈溪地域使用铁搭和耘荡亦理所当然。
农作物品种丰富是元代慈溪地域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就粮油作物而言，水稻是慈溪地域的传统粮食作物，元代种植面积扩大，种类增多。大麦和小麦在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年）的《会稽志》中已有在慈溪地域种植的记叙，归入元朝版图后，慈溪地域种麦依然较为普遍，“君不见四明山下寒无粮，九月种麦五月尝。”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8年）的《四明续志》记载了荞麦在慈溪地域种植的情况。荞麦大多作为早稻、高粱的后作栽培，或作为伏旱救灾作物种植。《四明续志》记载了芝麻在慈溪地域种植的情况，有黑、白两种。其他还有大豆、豇豆、绿豆、赤豆等等。
就果蔬作物而言，杨梅作为慈溪传统特产，宋代已有人工栽培，元代继续种植。《四明续志》记载了柑橘和茶叶在慈溪地域种植的情况：金柑“出慈溪，饱霜者甘。”“茶出慈溪民山”“精择如雀舌细者入贡。”
棉花种植的逐步发展，最明显地反映出元代慈溪地域在经济作物种类上的突破。
如果说南宋末年慈溪地域的棉花种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那么至元代，慈溪地域便成了重要的产棉区，无论棉花的种植规模抑或棉花的质量在全国均较为领先。1992年版《慈溪县志》简略明了地记叙了元代慈溪地域棉花种植和生产的基本情况：“现县境植棉始于南宋末，元代后逐步发展，迄今有700多年历史。《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
元代诗人陈高曾任庆元路录事，后授慈溪县尹而不就。他的《种橦花》既反映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在浙江境内的进一步扩大，也描绘了包括慈溪地域棉农在内的棉花种植者的艰辛：“炎方有橦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结实吐秋茧，蛟洁如雪霜。结实吐秋茧，蛟洁如雪霜。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御寒类挟纩，老稚免凄凉。豪家植花卉，纷纷被垣墙。于世竟何补，争先玩芬芳。弃取何相异，感物增惋伤。”
元代慈溪地域农业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用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元代土地开发的方式多种多样，王祯在《农书》中归纳为井田、区田、圃田、围田、架田、柜田、梯田、涂田和沙田等九类，在慈溪地域较为常见的形式是圩田和涂田。
圩田在元代慈溪地域又称围田，就是筑造长堤短坝，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的水利田，“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好水势，故名曰圩田。（王祯：《农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慈溪地域由于河网密布、水流纵横，加之大规模的海塘建设，成为中国开发圩田最早的地区之一，先秦时期已有零星圩田出现，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圩田不断开垦，及至元末明初慈溪地域大部分地区的圩田开垦基本完成。
涂田是慈溪地域利用沿海优势而产生的土地开发利用形式。所谓涂田，就是待海涂干化后加以淡化改良而成的耕地。据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的《四明志》记载，慈溪县有赡学海涂田地六百多亩，同时期的余姚州开元乡和孝义乡有涂田二百四十多亩，大都用来种植菽、麦、瓜、蔬等作物（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版）。由此可见，涂田垦辟在元代慈溪地域已经较为常见。
其二，元代慈溪地域手工业发展主要表现为棉纺织业和制盐业的发展。
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清光绪《余姚县志》转引《元一统志》记述：‘余姚有小江布，今出彭桥’。可见元代彭桥一带已产棉织布。”其实生产棉布的岂止彭桥一处，构成今天慈溪境域的元代慈溪县北部、余姚县北部和定海县（镇海县）北部，均有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的生产活动。而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中央政府将浙东木棉提举司设在慈溪地域所在的绍兴路余姚州，更是可见慈溪地域棉纺织业的发展程度。明代后期，中国形成了华中湖北棉区（江花）、华北山东河北棉区（北花）和华东江苏浙江棉区（浙花）（徐光启《农政全书》）。慈溪地域依然是浙花的主要产地之一。
元代慈溪地域棉纺织业发展的基础是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尤其是棉花育苗和栽培技术的日臻完善。
元代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记载：“栽木绵法：择两和不下湿肥地，于正月地气透时，深耕三遍，耙盖调熟，然后作成畦畛……至谷雨前后，拣好天气日下种。先一日，将已成畦畛，连浇三水。用水淘过子粒，堆于湿地上，瓦盆覆一夜。次日取出，用小灰搓得伶俐，看稀稠，撒于浇过畦内。将元起出覆土，覆厚一指，再勿浇。待六七日，苗出齐时，旱则浇溉。锄治常要洁净。概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苗长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如此精耕细作需要种植者付出极大的劳动力，可以保证慈溪地域棉花种植的产量和质量，为慈溪地域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原料。
元代制棉技术的进步和制棉工具的改进，是推动慈溪地域棉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
自黄道婆在海南黎族那里学得纺织技术并传授给松江府妇女后，元代棉纺织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棉纱“纺络新丝细如发”，棉布“洁白如雪积，丽密过绵纯”。我们无从考察慈溪地域棉纺织技术是否受到黄道婆的影响，而《农桑辑要》简略记叙了包括元代慈溪地域在内的通用制棉工序：“直待绵欲落时为熟。旋熟旋摘，随即摊于箔上，日曝夜露。待子粒干，取下。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赶饼杖样；用梨木板，长三尺，阔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逐旋取绵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旋赶出子粒，即为净绵。捻织毛丝，或绵装衣服，特为轻暖。”纺织工艺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慈溪地域制棉工具在南宋制棉工具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有碾除棉子的铁杖，由铁杖发展而来的脱棉子工具绞车，弹棉花使之茸髯的竹弓，卷棉工具播筵，纺纱用的纺车，并纱成线的线架，以及最后织成棉布的织机。直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在慈溪地域的乡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元代制棉工具的影子，譬如竹弓。王祯《农书》记载：“木棉弹弓，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如弹毡毛法，务使结者开，实者虚。”褚华《木棉谱》的描述更为生动：“以槌击弦作响，则惊而腾起，花衣散若雪，轻如烟，名熟花衣。”
元代慈溪地域制盐业的发展，受到元朝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盐课是朝廷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元代盐课收入占“天下办纳的钱”一半以上，这既是制盐业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是元朝政府对盐业生产者和石盐消费者进行残酷剥削及掠夺的结果。
慈溪地域的制盐技术基本沿袭唐宋，而盐的生产规模则进一步扩大。
盐政方面，元朝政府调整管理机构以加强对慈溪地域盐场的控制。1992年《慈溪县志》记载：“元元贞初（1295年），鸣鹤场并入石堰场，大德三年（1299年）复设。时3场各设司令、司丞、管勾各1员。至正年间（1341—1368年），石堰场置盐课司于流亭山（今石堰乡）。”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经营盐业生产，不许民间经营，将制盐业作为官营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对盐业生产者实施严格的编制管理。
元代慈溪地域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户（元代因袭唐宋称作“亭户”）不同于一般民户，而是编入特殊户籍，世代相袭，不得改行。“亭户”管理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不统于有司”，除重大刑事案件外，“斗讼、婚、田、良贱、钱债、财产、宗从继绝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均由本管盐司裁处。“亭户”对元朝政府的封建义务，除了和民户一样负担赋役外，还要缴纳盐，并有固定的数额，称为“额盐”。每家“亭户”的“额盐”各不相同，由盐司“验其恒产，差为高下”。元朝政府为了使“亭户”能够维持生活和盐业生产，“依验多寡，俵付工本口粮”，以保证“亭户”按时完成对封建国家的额盐缴纳义务。故而，慈溪地域的“亭户”较之其他“诸色户计”所受封建压迫更加沉重，“尤为劳苦”。
元代慈溪地域盐场的产盐量在浙东名列前茅。元仁宗延祐年间，鸣鹤场岁煎二万八千引，龙头场年收额六千七百三十五引，庵东盐场在元朝初年产量为九千引。按照元制每引四百斤计算，数额可谓巨大。
三、海塘修筑和浙东运河
元代慈溪地域的姚北地区，由于杭州湾的潮沟活动而发生过多次塌涂灾难。所谓潮沟，是有明显潮汐周期作用的海岸坪地（海坪）上最活跃的微地貌单元，分为滩面水流冲刷型、潮流辐聚侵蚀型、陆源水流侵蚀继承型和渴湖广海间潮流侵蚀型等四种类型。慈溪地域的海岸坪地潮沟属于潮流辐聚侵蚀型，由潮汐流在区域上汇聚、集中而产生潮沟系统。它的常年活动逐渐掏空了慈溪地域近海陆地的下层，倘若潮汛袭来，成片的土地旋即没入海中，造成人畜财产的巨大损失，出现家毁人亡的悲惨局面。
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姚北海涂连续发生塌陷，历经两宋数百年修筑的大古塘毁于一旦，沿大古塘的八乡之地全部没入海中。元代著名学者陈旅的《海堤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盖海壖自宝庆内移，大德以来，复益冲溃。今壖去旧涯之垫海中者十有六里，岁楗木笼竹纳土石，潮辄齧去之。”慈溪地域百姓“殚民力、隳农工、与风涛抗而卒不胜，盖四十年矣。”同时，慈溪地域境内的汝仇湖、余支湖，因为潮水大量灌入失去了灌溉农田的功能，致使“田失美灌”“连岁弗获”。
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叶恒（生卒年不详）出任绍兴路余姚州判官。时年夏天，姚北地区海溢堤坏，自上林至兰风数十里悉遭水淹。江浙行省绍兴路总管府委派叶恒进行治理。叶恒不辞辛劳，实地考察冲垮的海堤，观察潮汐。他认为只有修筑石堤方能根除灾害，遂与当地父老商议此事：“用石筑堤，费用极大，求诸路府，则审批迟缓，当自筹之，费虽巨，而常年修堤之费则省，今后奠居可无虞矣。”闻者都说：“民志则然。”于是，叶恒一方面在民间筹集资金，一方面报请上级官府，要求允许余姚州百姓只按田亩缴粮，免除其他课徭，使他们全力以赴筑塘保田。在得到上级官府允许后，叶恒立刻组织民夫“浚河渠，复废防，蓄湖水，伐木于山，以舟致之。”，并亲自到工地巡视指挥。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年），大古塘修筑工程如期完成，共筑成石堤二万一千二百十一尺，下广九十尺，上阔四十五尺，高十五尺。1992年版《慈溪县志》认为：“（大古塘）自北宋庆历以来历300年之经营，至此始底定规模。”此后百余年慈溪地域再无重大灾害，百姓高兴地说：“余姚自今其有州乎！吾岁岁困于御海，自今其遂休乎！因运石以治川泽，遂得沃吾田，浮吾舟乎！”
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国人对于治水的英雄和能臣历来是敬仰的。姚北乡民感念叶恒修筑海塘之功，“立祠于大古塘上祀之”。叶恒也是唯一一位被1992年版《慈溪县志》详细介绍的元代历史人物。
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翠屏山南，有浙东运河横贯全境。”
浙东运河由杭州经绍兴流到慈溪县丈亭（今属余姚）后分为两支，一支沿着自然河段姚江流往宁波，另一支沿着人工运河为主的慈江流向慈城。据《会稽地志》记载，丈亭有石矶十七八丈，上筑方丈室，是古代军令尉的住所，故而称为丈亭。作为慈溪地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古镇丈亭，设有丈亭巡检司，是姚江和慈江交汇处，往来物资均由此上岸和发送。
元代过往船只经丈亭后驶往明州，一般不走“乘潮多风险”的潮汐江姚江，南宋陆游《发丈亭》诗云：“姚江乘潮潮始生，长亭却趁落潮行。参差邻舫一时发，卧听满江柔橹声。”可见姚江行舟需要依据潮涨潮落而定，十分不便，而且涨潮来势凶猛，往往有船毁、货失、人亡的危险。因此由丈亭再往明州的船只，大多选择相对平静安全的人工运河慈江。
那么，是谁主持开通了慈城至丈亭的慈江，使“鄞慈定三县俱蒙其利”呢？是南宋著名词人和水利专家吴潜。
吴潜（1195—1262年），字毅夫，号履斋，原籍宣州宁国（今属安徽），出生于浙江德清，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至开庆元年（1259年），吴潜以观文殿大学士授沿海制置大使，知庆元府（另一说认为吴潜于嘉熙元年和宝祐年间两度主政明州）。吴潜勤政爱民，曾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替贫苦百姓输纳赋税，“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奇”。尤其在兴修水利方面，政绩更加突出，《宁波郡志》记载“（吴潜）于民间水利尤为尽心，凡碶、闸、堰、埭皆为修改”，惠及慈溪地域百姓的慈江就是吴潜出资组织人力贯通的。他借用自然存在的沟、渠和沼泽等开凿慈江，使往来船只得以避走凶险的潮汐江姚江，改走相对安宁的人工运河慈江。
慈江流淌到慈溪县治所在地慈城附近的刹子港后一分为二，分流注入运河航道和姚江。
元代慈溪地域水运体系的完善，促进了慈溪地域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2014年慈溪市城区潮塘江排涝工程（宗汉街道新华村段）施工时，发现了元代沉船。这是一艘既可航行于内河又能航行于近海的尖头方尾货船，具有典型的浙船特征。沉船船体残长19.5米，宽5米，整船全长估计在23米到28米之间，主要构件有龙骨、桅座、隔舱壁板、抱梁肋骨、扶墙材、加强筋、纵梁、船底板、甲板、护舷木、舵承座等。船中遗物主要有龙泉窑青瓷碗、青瓷高足杯、酱釉瓷瓶、“崇宁重宝”铜钱等。
慈溪潮塘江元代沉船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和考古意义。《中国文物报》在《慈溪发现元代沉船，填补宁波市古船缺环》一文中认为：“该船作为目前国内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木船之一，对深入研究我国古代四大名船之一的浙船的船型结构、造船工艺，以及中国造船史、贸易史等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慈溪地域衍变史而言，笔者认为慈溪潮塘江元代沉船的发现，将有助于我们对慈溪围海造田历史、慈溪地域文化变迁，尤其是元代慈溪地域的航运业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元代浙东运河的疏浚和海运的全线开通，使得慈溪地域市镇经济日渐繁荣。譬如慈溪县文溪，“其地民富庶，商贾辏集，有酒楼三座，歌管之声不绝。其货多出西北诸山，麦、菽、茶、笋、果瓜、竹木之类为货甚多，市之西北，名曰贸里。”（光绪《鄞县志》卷三十一《物产》）。作为浙东运河岸边的重要城邑，慈溪县治所在地慈城因为运河而商贸繁荣，城中贯穿东西的骢马河，成为商贸货品和建筑材料经由浙东运河进入城邑的商业轴线。
总而言之，元代慈溪地域在相对安定的政治格局中稳步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地域文明。如果说海塘的修筑和浙东运河两岸商业的日臻繁荣，为慈溪地域的社会经济在元代近百年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那么棉花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不仅改变了慈溪地域的农业经济结构，随着元明时期棉布成为人们的主要衣料，也大大改变了慈溪地域的社会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