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陈文斌成为公益律师的第三年。此前，他还是一名外卖小哥，再之前，是药厂员工。
32岁那年，专业对口的他每天和药厂的生产设备打着交道。然而后来企业遭遇经营困难，被迫离职的他一边寻求法律援助追回补偿，一边想着解决一家人的“口粮”，怀揣“211”的毕业证送外卖，成了他不得已的选择。
“我知道自己不会送一辈子外卖。”即使遭遇命运突变，回忆起过往，陈文斌语调温和。果不其然，第二年，他成了一名公益律师。
播 种
4年前的深秋，或是陈文斌人生中的一段至暗时刻。他所在的药厂遭遇经营困难，被收购后迁了新址，每天骑电动车通勤，来回得花上近4个小时。“公司效益不好要裁员，又不想承担过多经济补偿，就拼命给我们排夜班，也不支付加班费，希望员工主动离职。”那时，陈文斌的大儿子四岁，小儿子还不到一岁。
他形容那时的自己像个机器人：每天6点多起床，到晚上9点半才能下班。回到家中，妻儿早已睡去。他向公司讨要加班费，却屡遭拒绝，最终闹成僵局。
为了维权争取补偿金，陈文斌和几个同事却请不起付费律师。他们偶然在劳动仲裁院的墙上看到法律援助制度的介绍，免费的公益律师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公益律师欧阳文华、李星交谈后，陈文斌感受到的是震撼，“以前从没想到，法律可以如此有力地保护我们普通劳动者的权益，能在一个人最困难的时候，扶起他的人生。”此时，陈文斌的声调略有些提高，眼神里多了些坚定。
让两位律师没有想到的是，正因这一席谈话，眼前这个而立之年的小伙暗暗在心中埋下了一颗法律的“种子”。
灌 溉
那时，陈文斌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赶在早餐需求的高峰时段，给附近两所大学的学生送餐，一直工作到中午电动车没电，每天能跑五六十公里。将就些午饭后，他先给电动车充电，再静下心来看书，有时是书店一处安静的角落，有时是便利店里的用餐小桌。他也爱看些法学讲解视频，最喜欢B站上罗翔老师的频道，李星律师也会辅导一些难懂的法条。就这样，沉浸在备考中的陈文斌，直到深夜11点才动身回家。
送外卖给陈文斌带来一天150块左右的收入，偶尔他还会找工地上200块一天的零工，养活全家。
回忆起这段“工读”生活，陈文斌反而觉得“每天充满了干劲儿”。唯有错题会给他带来挫败感，甚至在临近考试时，他还在担心自己考不过而浪费几百块钱的报名费。彼时妻子李萍也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两人便约定，看谁先通过考试。
法条带给陈文斌的，也不是只有为难。他说，自己背法条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亲切，觉得这些发条背后保护的是如自己一样的人群。
就在陈文斌全力备考的同时，他维权的案子也在积极地推动着。2020年4月，案件开庭审理，同年7月，陈文斌终于拿到了7.1万元的补偿金。
好事接踵而来。2021年1月8日，凌晨就守在电脑旁的陈文斌第一次感觉到时间的漫长。几个小时后，他终于刷出了考试成绩，108分的主观题及格线，他考了113分。此前，他就以185分通过了客观题的考试。陈文斌第一个给李星打了电话，“李律师，我们可以做同事了！”
发 芽
为什么这么坚定地想要成为公益律师？陈文斌答道：“为了社会公平，让像当时的我一样请不起律师的、相对困难的群众的公平。”
陈文斌打心眼里尊重当初帮助自己的律师，也希望成为那样的人。2021年3月，陈文斌加入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公益律师。
记得刚进律所第一天，同事们热情的称他“励志哥”。成为律师后，他既感到梦想实现的喜悦，也时常涌起因责任感带来的忐忑。
工作一年多来，陈文斌接触最多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女工等为了生活拼命奔波的一线劳动者。他说，在他们身上，总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王雷（化名）是陈文斌的受援者之一。一天下班后，王雷突然被告知被解雇了。她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家人疾病缠身，而孩子的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雷说：“那一刻觉得天塌了。”但陈文斌的正直、真诚与耐心倾听化解了她的不安与脆弱。每次去办事，陈文斌总是会提前等候，还贴心地提醒她天气炎热，要带一瓶水。
“以前从没想到自己的心声能这样被倾听、被尊重。”王雷说，从法院出来的那一刻，她看到了希望。
或许是自己淋过雨，便想为他人撑把伞。陈文斌接手的很多案子，实实在在地帮助受援人拿到了足够渡过难关的补偿金。
“陈律师进步很快，他在办案中对当事人的耐心令我印象深刻。可能因为他也经历过那种阶段，所以尤为感同身受。”李星说。
但陈文斌却说，除了宝贵的同理心，扎实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成为律师之后，他切身感受到了角色转变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