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指示新四军统一整编军队，独立自主坚持华中抗战。同时筹建中共中央华中局，于5月完成组建，刘少奇任书记。同年2月1日、4月3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曾给刘少奇、陈毅等发出过关于开辟浙东、单独成立战略单位的两份电报，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作出了战略决策。
华中局筹建至成立期间，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快速作出反应：一面命令新四军六师师长、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领导江南各地的党组织；一面物色合适人选，协助谭震林落实开辟浙东的战略部署，选派军政干部赴浙东。是年5月，华中局命令谭启龙接受新任务。6月，谭震林在无锡寨门约见了谭启龙。谭震林向他详细分析了浙江的形势，介绍了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等组织同两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情况，并代表江南区党委，把路南特委、浦东工委及工委领导的新四军地方部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了谭启龙。自此，谭启龙着手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谭启龙接受任务时，中共浦东工委已根据谭震林的部署展开行动。1941年3月至4月，我党控制的浦东小股武装南渡杭州湾，两次到浙东侦察。通过统战工作，与国民党在三北活动的宗德指挥部负责人薛天白取得联系。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浙东地区相继沦陷。余姚地下党以姚北逍路头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转入地下。谭启龙按谭震林的指示与中共路南特委接上关系后，与路南特委共同研究，派出浦东工委领导的淞沪五支队和浦东工委控制的原伪五十团陆续南渡杭州湾，至9月，浦东武装900余人，以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和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等国民党部队的番号，灰色隐蔽，先后分七批登陆三北。其间，以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于姚北相公殿伏击日寇，各毙伤日军8人，打出抗日部队的旗号，振奋了三北民众的抗日信心。
1941年9月，谭启龙回到上海。随着我党控制的武装分批南渡浙东三北，为进一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根据谭震林的指示精神，谭启龙与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等同志研究后，决定成立中共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分会（简称“浙东军分会”）。根据谭震林的指示，1941年9月，路南特委先派特委委员、军事部长吕炳奎前往浙东领导浦东南渡部队。同月中旬，吕炳奎到达浙东，来领导浦东南下部队。接着，谭震林亲自找苏南抗日根据地无锡县县长王仲良（今慈溪市匡堰镇王家埭村人）谈话，叫他“打回老家去”。10月上旬，王仲良回到了余姚县逍林乡王家埭村老家。
1941年10月，经江南区委批准，浙东军分会在姚北逍路头成立。吕炳奎任书记，王仲良和蔡群帆任委员，统一领导党在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不久，谭震林又派出六师师部机要员康志荣和电台台长王平经上海转浦东，渡杭州湾到慈北古窑浦登陆，然后经龙头场和筋竹岙，于12月到达姚北逍路头。康志荣与王平建立了浙东三北抗日根据地电台，随浙东军分会机关行动，加强浙东部队与上级的联系。
浙东军分会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统一领导，在暂三纵和五支四大分别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暂三纵中共工委由王仲良任书记，朱人俊、方晓和吴建功为委员；五支四大队中共工委由蔡群帆任书记，林有璋和夏治行为委员。这样，浦东南渡部队纵向党的领导体系建立起来了。1941年11月，浙东军分会吕炳奎书记和蔡群帆委员与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交谈；1942年4月，吕炳奎书记与中共绍属特派员杨思一面叙，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党与部队党的联系。浙东军分会在逍路头成立后，积极宣传党的宗旨，扩大党的影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来。
浙东军分会为了加强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互相默契配合工作，针对日军控制三北主要城镇但未深入农村的情况，利用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及国民党留下的基层政权，先后组建了部队联络站和办事处，并逐步完善其职能。五支四大于1941年9月在洞桥虞家设立总办事处，加强了对慈北和镇北各办事处的领导。1941年10月，暂三纵分别在逍路头、长河市和临山建立了三个办事处。三北地区的这些办事处担负着征收税款、筹集粮棉、给养部队、宣传抗日、传递情报、接送人员、医治伤病、动员入伍等职能。1941年12月，五支四大还在逍路头天主堂建立了收集情报和交通联络的办事处。我抗日部队在三北地区立住了脚跟，标志着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成，而逍路头作为浙东军分会的成立地，成为了浙东（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起源地！
浦东南渡各部队，来自不同的部队系统，互不隶属，对军事行动的互相配合带来一定的困难。浙东军分会成立后，加强了对部队的统一领导，将暂三纵和五支四大这两支主要抗日武装划分了活动区域：暂三纵部队活动于逍路头与新浦沿一线以西的余上地区，五支四大部队活动于逍路头与新浦沿一线以东的慈镇地区。这样，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可以在划定的区域内更有针对性地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和打击敌人。
1941年9月和10月，奉中共宁属特派员王文祥之命，蒋子英在慈东组建的敌后抗日武装“慈溪县庄桥区战时工作大队第一中队”和谢仁安、王忠孝领导驻柴桥的“浙东青年突击队”先后并入以王博平为中队长的江南独立中队。同年11月，江南独立中队70余人枪在镇北潘岙村附近采用“假缴枪方式”，与浙东军分会领导的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教导队一部合编为“五支四大新四中队”，融入到浙东敌后抗日部队之中。
1941年10月和11月，浙东军分会还在部队中建立了教导队，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传授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通过一系列的授课或培训，提高了部队和地方干部的素质。另外，浙东军分会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在双桥乡上岙何家村创建了修械所，维修枪支。
浙东军分会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重视做好张志飞、朱祖燮和虞家芝等地方政界人士、乡村士绅和商贾名流的统战工作，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引导他们支持抗日，为抗战出力。重视对三北薛天白、陆安石、孙云达、顾小汀和魏显庭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争取与其所带部队搞好关系，共同抗日。浙东军分会领导的部队以灰色隐蔽的掩护，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苏鲁战区名下淞沪游击队五支四大和暂三纵的番号迷惑敌人，壮大自己，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三北抗日根据地。又如同孙云达部打交道，得到孙云达的同意，将其部管辖的相公殿、一灶、下闸口和新浦沿四个税卡，移交给暂三纵逍路头办事处管辖，并进行管理收缴税款，收来的税款一部分交给孙云达部，保障海上游击第一大队给养，其余的都上缴给“暂三纵”。重视激发三北宗教界人士抗日救国的热情，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那些宗教人士都积极支持我们地下党和抗日部队，寺院、庵庙、道观和教堂都成为我军的活动场所和驻地，并经常为部队提供宿食，如上林湖的普济寺、逍路头的王河庙和基督堂等。
浙东军分会在地下党的配合下，发动人民群众，组建地方武装。1941年11月，朱之光、赵瞻、周曼天等在“暂三纵”的支持下于朗霞乡横江村（今朗霞街道朗霞村）吴德铭的四合院里成立了余姚县“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朱之光任队长。1942年5月，五支四大把镇海县警察大队缴械的20余枪支和弹药送给当时任龙山区区长的中共党员戚铭渠，组建成了具有一个排兵力的龙山自卫队，戚铭渠任队长，潘克敏任队附。
浙东军分会在五支四大和暂三纵开辟的海上交通线的基础上，加强了海上通道的建设。浙东军分会在逍路头成立不久，谭震林便派出机要员康志荣和电台台长王平经上海转浦东，南渡杭州湾海到慈北古窑浦登陆，将电台送达浙东军分会。1942年6月下旬，谭启龙、连柏生和张席珍等领导也由上海转浦东南渡杭州湾到慈北，浙东军分会吕炳奎书记等领导在古窑浦迎接。同月，五支一大队王荣桂中队100多人，由此海上交通线南渡到达三北。不久，中共路南特委书记顾德欢也经海上交通线到浙东。1942年7月至8月间，从新四军第一师和第六师抽调的何克希、张文碧和刘亨云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也相继经海上运输线到达浙东三北。通过海上运输线，还不断地将武器弹药、医疗器械药品以及机器纸张等运送到浙东三北。
浙东军分会建立初期，三北大地及近岸海域匪患猖獗，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百姓深受其苦，影响了全民一致抗日和创建根据地的顺利进行。浙东军分会领导便作出了平息匪患的决定。1941年10月下旬，姚北大土匪陈阿二强抢民女作妾，长河市群众请求暂三纵去打土匪。向导带领队伍直捣匪巢，击溃了土匪，长河市民杀猪宰羊来慰劳暂三纵官兵。徐文达部是被群众称为“烧毛”的土匪部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渡部队将此匪在姚北的一部予以歼灭，群众拍手称快。1941年11月，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称霸杭州湾海面，抢劫商船和渔船，引起海边居民的极大愤恨。一天，有几艘匪船拦截商船抢劫，五支四大三中队（海防中队）在队长夏筱塘的率领下驾船出击土匪船队，打得海匪转向而逃；同月，暂三纵张大鹏和何亦达率部在段头湾以西海域歼灭海匪冯殿宝部20余人，缴获步枪13支，狠狠地打击了海匪的气焰。12月，何亦达率战船去五洞闸，到庵东北面海上，遇顽敌陆安石部，发生激战，毙伤顽敌12人。浙东军分会领导命令我军消除匪患，深受三北人民群众的夸赞！
在浙东军分会成立后，南渡部队战士浴血奋战，在三北地区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打了好几仗。例如：1941年12月10日，五支四大三中和新四中队在长溪岭设伏“扫荡”的日军，毙敌20多人后，跳出包围圈转移。12月12日，暂三纵在梅园丘与出扰的日军激战，迫使敌人丢下尸体，狼狈逃回五夫。1942年4月23日，五支四大三中和新四中在镇北施公山宿营，深夜遭前往宁波的日军突袭，因不明敌情，交火后迅速转移。1942年4月26日，在宓家埭全歼顽固的国民兵团第五大队。1942年5月，五支四大应甸山乡群众要求，缴了大肆抢劫民财的镇海县警察大队的枪支，公审了队长翁楠森和副队长黄毅，并枪决了首恶分子黄毅。浙东军分会领导的这些军事行动有力地打压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为创建三北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浙东军分会立足三北，同时也向周边发展。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蔡群帆和黄明等率部先后三次进入四明山了解地形和敌情，并开展群众工作，为日后挺进四明山，建立四明山根据地作准备。1942年6月初，浙赣战役爆发，浙东军分会决定抽调部队，组成200多人的南进部队，由蔡群帆率领挺进会稽山，与绍属特派员杨思一回合，在诸暨和枫桥俘虏悍匪徐文达部200余人后，转战诸暨、东阳、义乌、嵊县和浦江等地，并在枫桥建立了办事处，为创建会稽抗日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局面。
1942年5月中旬，日寇为了发动浙赣战役，撤出观城、樟树庙和周巷等据点，减少了驻余姚和慈溪两县城的兵力。浙江东部为：甬江至曹娥江东西约100公里，四明山余脉（翠屏山）至杭州湾南岸南北约30公里的三北大地，除观城、周巷和庵东等伪军据点外，都是浙东军分会领导的抗日部队活动区域。杭州湾南岸近海东起伏龙山下，西至曹娥江口，长约150公里海域，也都是浙东军分会领导的抗日部队活动区域：盛坤为中队长的海防中队(三中队)活动于镇海和慈溪北面的海域，何亦达率领的第二中队活动于余姚和上虞北面的海域。浙东军分会在成立后的9个月中，其驻址也是随着南渡大部队的转移而迁址的，先后在姚北逍路头、姚东游源村、镇北的伏龙山和龙头场等地活动。
浙东军分会成立以后，华中局领导非常关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后续发展。1942年3月15日，华中局致电谭启龙，决定将长江以南的沪宁和沪杭路以东地区建立一区党委，任命谭启龙为书记，并由谭启龙书记与谭震林师长研究后提出委员名单，交华中局批准。在研究赴浙东干部名单时，谭震林根据当时日寇攻占浙赣线之后的形势，于6月15日致陈毅、张云逸和饶漱石并报中央的电文中提议：“……何克希有即刻随谭启龙迅速赴余姚之必要。”华中局采纳了此提议。
同年七八月间，从新四军军部、第一师和第六师抽调的何克希、张文碧和刘亨云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先后到达浙东三北地区。7月28日，华中局正式批准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和顾德欢四人组成的浙东区党委在慈北的宓大昌成立。8月3日，由新四军和浙东区党委领导的江浙边区抗日游击联合指挥部（后改名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任司令、谭启龙任政委）在慈北的金仙寺成立。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先后成立，标志着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和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标志着在余姚县东北部逍路头成立的浙东军分会已完成了其初创浙东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