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采访”并不是指新闻记者对事件或人物的专业性采集和访问，而是我自发性的一种行为。之所以要去采访，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三个目的：一是出于对民间文艺的爱好，为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而进行的采访活动；二是为撰写文史资料，有针对性地向一些熟悉了解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人去作专门采访；三是为撰写文化志需要，对那些老同志老领导进行专题采访。由于此类采访活动次数较多，持续时间又长，现在只能就那些记忆犹新的采访对象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杨展大访问记
对于杨展大的访问，是由于撰写《洪允祥小传》一文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余麟年先生在搜集整理虞洽卿资料的同时，发现洪允祥先生是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于是就准备对洪允祥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这一设想向政协领导作了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也就在此时，洪允祥先生的嫡孙洪辉同志来到慈溪，经我姑妈方丽菊牵线，洪辉同志专程来到我工作的福山乡，介绍了他祖父的相关情况。洪辉同志是掌起镇洪魏村人，早年参加革命，在一次战斗中头部中弹，导致右腿和右手行动不便，只能用左手写字、吃饭。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慈溪县委组织部部长，后调到绍兴，任绍兴市教育局副局长，直至离休。对杨展大同志的采访，就是洪辉同志提议并联系的。
对杨展大同志的采访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85年的春季。当时杨展大同志是省计经委副主任，住在杭州市松木场路15号。当我和余麟年两人来到他家时，他因为身体不适正在家休息。我们敲门进去，杨展大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我的脑海中，一位老革命又是省计经委的领导，家里一定是宽敞明亮、摆设讲究的。然而，进门以后才发现，他的住宅面积并不大，而且一应的家具也都是十分陈旧，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豪华和气派。当我们说明来意后，杨展大同志说，洪允祥是一个有名的人，自己曾经听说过他的一些传闻，但没有见过他本人。杨展大同志提供的一些资料虽然都是零星的不成体系，但对我们撰写文章还是增色不少。尤其是杨展大同志所说的洪允祥在宁波四中任教期间的一些传闻轶事，可以与我们已有的资料相印证，极为珍贵。《洪允祥小传》这篇文章，后来收入慈溪文史资料第三辑“慈溪人物资料”中。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向杨展大同志顺便汇报了准备撰写虞洽卿相关文章的事宜。杨展大同志听后谦虚地对我们说，关于人物传记类的写作，他自己是个外行，这方面黄源同志是专家，可以向他去请教，还将黄源同志的住处告诉了我们，使我们有了拜访黄源同志的机会。
第二次去杨展大同志家是在两年以后的1987年，这次拜访的任务与第一次不同。当时我已经调入洋山乡工作，乡党委为落实上级的有关规定，要对一些在“文革”中被诬陷的老同志在政治上予以澄清平反。因为“文革”期间要给人扣上一顶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不需要任何证据材料，但是要将这些不实之词推翻，则需要有力的证据。所以乡党委决定派我和沈其芳同志一起，到杭州再次拜访杨展大。临行前，我还去县委组织部开具了一份外调介绍信。因为有过第一次的访问，这次可以说是轻车熟路。杨展大同志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情况。回来后，我把这次赴杭州调查的经过写成了调查报告，上交给乡党委。对杨展大同志的两次访问，虽然内容不同，但杨展大同志不摆架子、平易近人的形象和实事求是、没有虚伪客套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去年5月21日，杨展大同志不幸去世。得知这一消息后，两次去他家中采访的情景时不时地在脑海中闪烁，今天写下这篇短文章，以表我的哀思之情。
葛岭访黄源
因为有杨展大同志的推荐与介绍，于是我们就大着胆子去拜访黄源先生了。说句实在话，就在我们踏着葛岭的石步阶行进时，心头难免有点儿惴惴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贸然去拜访一位在文艺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在我的人生中还是第一次；二是当年的黄老已经八十岁高龄，他是否会接待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呢？好在有杨展大同志事先打了招呼，才使我们有勇气攀登这座据说是葛洪当年曾在此炼丹的小山。从山脚往上走，发现上方有一片紫霭色的雾霞在半空中漂浮，听人说这是小黄龙在修炼时所吞吐的紫色瑞气，人若有机会遇见这样的情景，肯定能带来好运。这虽然只是民间的一个美丽传说，但在我的心里还是希望这是真的。
穿过半山腰间的一座醉仙亭，便可看到一幢房子，这就是黄老的家。我们推门进去，还没有作自我介绍，黄老已经伸出手与我们握在了一起。面对这位没有一点架子的文化界长者，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我们对于黄源先生的了解虽然不多，但也知道他曾留学日本，后来在鲁迅先生的扶持下走上文坛，与茅盾、黎烈文等在译文社从事《译文》的编辑工作。由于年轻精力充沛，他同时又兼任了由傅东华任主编的《文学》杂志社编辑。除此之外，黄源先生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小说，发表在《文学》《申报·自由谈》及邹韬奋主编的《抗日三日刊》上。在此期间，他还为郑振铎主办的《世界文库》翻译过日本作家岛崎滕村的散文集，为生活书店选编过《普式庚研究》《外国作家研究》等著作。1935年9月，黄源受鲁迅指派，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负责人巴金和吴朗西联系，准备出版一套《译文丛书》和《戈果里选集》。孰料此事竟然引起生活书店的强烈不满，《译文》杂志也被迫停刊。直到1936年1月9日，鲁迅才有机会在上海宴宾楼请茅盾、黎烈文、巴金、吴朗西、黄源、胡风、萧红、萧军等人共同商议《译文》的复刊之事。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译文》于同年3月16日正式复刊，黄源仍任编辑。上海沦陷后，黄源于1938年离开上海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来到盐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后又任《江淮报》副总编。1943年受党组织派遣，到浙东行政公署任文教处处长。在浙东工作的这段时间里，黄源曾到慈溪观海卫等地开展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经历，才让他对慈溪的风土人情和地方名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等。1955年调至浙江省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局局长。黄源为了昆剧的发展，更是为了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亲自主持会议，对昆剧《十五贯》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专门指派编剧参与具体修改。所以，当《十五贯》进京演出大获成功后，人民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文章《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时，老一辈的昆剧艺术家都知道，这其中黄源先生的指导和引领实在是功不可没。所以，他不但是一位文化名人，也是鲁迅研究会的专家。
对于洪允祥先生，黄老说并不熟悉。这或许是因为洪允祥先生去世过早（去世日期是1933年4月18日），也或许是黄老在慈溪的时间太短。当我们提出想写一部虞洽卿的传记文学时，黄老便十分爽快地说，应该搞，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他说自己于去年5月份参加宁波市第二次文代会时就说过，宁波这个地方曾经出过一个虞洽卿，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又说他是一个买办，也是一个闻人，为家乡做过不少好事，也帮过蒋介石的忙，历史背景极为复杂。现在宁波是开放城市，是我们主动请外商来做生意或投资，与那个时代完全不同。虞洽卿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外国人来中国掠夺，这与今天的情形完全是两码事。黄老说他知道虞洽卿善于交际，头脑灵活，很会做生意，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希望我们能从虞洽卿身上看到新旧社会的变化，要鉴古为今，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要搞一部传记，首要的是应掌握大量资料。他还说我们生活在虞洽卿的故乡，对于三北地区的采访和搜集有便利条件，但这远远不够，还应该去上海等地查阅档案，所以任务是很繁重的。
对于黄老的这番讲话，我们心无旁骛地做了记录，因为这是我们自搜集整理虞洽卿资料以来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虞洽卿的客观公正的评价。临行前，我们向黄老保证，回去后一定尽己所能，完成这一工作。黄老听后很是高兴，他再三叮嘱：写人物传记，不但要有决心，而且要有恒心，因为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可急于求成，也不能追求在报刊上发几篇文章，而是要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个历史任务来对待。他还特别关照，写历史人物，一定要以史料为依据，切忌杜撰。他希望这部作品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学遗产。
从黄源先生家里出来，心中暗暗想，这哪是个年届耄耊的老人？他满面红光，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不凡，真是一位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的文化巨擘。当我们得知他正在参加省六届三次人代会的筹备会议，是利用会议的休息时间来接见我们后，心中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回来以后，我们一面搜集虞洽卿的口述资料，一面抓紧时间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这些资料先后在慈溪政协文史资料中刊登，并在省政协文史专辑中出版。之后，又由宁波市政协和慈溪市政协出了两本专辑，并在《羊城晚报·海外版》《呼和浩特晚报》等报刊以传记文学形式连载，1990年还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合刊（与另一位作者的作品合成一册）。这些成果与黄老的谆谆嘱托是分不开的。但回过头来看，这些所谓的成绩与黄老对我们的期望还是相距甚远。一段时间以来，把虞洽卿作为写作对象者大有人在，这些作品没有一部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今天写这篇回忆文章，一来是把黄老的那些谈话内容进行一些整理，二来也是我对自己从事虞洽卿研究作一个阶段性回顾。
池幼章访问记
1987年9月，因为撰写文化志需要，领导把我从洋山乡文化站借调到了县文化局。因为在1985年我曾参与过《慈溪群众文化史》的写作，所以对于慈溪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相关人物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再加上县志办负责文化教育编的王清毅先生推荐，局领导才决定把我借调到文化局（正式调到文化局是在文化志初稿完成后的1988年底）。根据县志的编写要求，第一步是阅览文化局的档案，然后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参加的对象有文化系统离退休老干部以及局属各单位的负责人，主要目的是通过回忆对慈溪文化工作的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梳理，以便从中发现那些可以写入文化志的素材。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文化局离休干部唐武声同志就提出，在慈溪的文化史上，曾经有很多刊物，但《杜湖》这本刊物是不应当被遗忘的。然而，令我茫然不知所措的是，在很多档案中，根本就没有踪迹可循。唐武声同志告诉我，《杜湖》虽然只是一本油印刊物，但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可小觑。为了这么一本小小的不起眼的杂志，主编池幼章被打成了“反革命”，为此还受了不少苦。池幼章——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唐武声同志说，池幼章的问题现在已经彻底平反，他是台州黄岩人，现在是利民皮鞋厂的厂长。为了能把这些不可忽视的文化事件记录下来，我打算专程去一趟黄岩，向池幼章先生求证《杜湖》的一些具体情况。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局领导汇报后，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那时从慈溪到黄岩没有直达的班车，所以必须到宁波北站后换乘公交车到南站，然后再乘坐汽车到黄岩的城关镇。虽说路途不是很远，但中途换乘车子很是费时，所以到黄岩时已是下午三时多了。当天在黄岩宾馆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去拜访池幼章先生。我记得池幼章先生创办的利民皮鞋厂离我所住的宾馆并不远，步行前去也就十几分钟。到了皮鞋厂后，我被人引进了池幼章先生的办公室。虽说他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企业家，但没有任何架子，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开始了访问。
其实在我去黄岩之前，唐武声同志已经与他有过电话联系，所以当我说明来意后，池幼章先生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向我讲述了当年在慈溪创办《杜湖》杂志的一些情况。他说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也曾有几篇作品发表在省级刊物，《杜湖》杂志的创办也是心之所想、兴趣所在。这是一本油印的刊物，从1956年的11月份开始筹备，1957年初出刊第一期，共出刊7期。当时我也曾问过停刊的原因，但他没有作任何说明，只是说因为有些难以预料的因素。至于有哪些投稿的作者，他说省内外的都有。池幼章还说自己是这本刊物的主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杂志的所有问题都与他脱不了干系。他可以享受荣誉，当然也应该背负责任。我说，现在已经拨乱反正，那些诬陷不实之词也被彻底推翻，应该重新拿起笔进行创作。他说现在因为办企业，每天都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确实没有时间去写作，但文学之舟会一直系在他的心中。从池幼章那些简短的话语中，我已经隐隐感到，当时的《杜湖》虽然只是一份油印刊物，其实并不简单。在交谈中，我始终感觉到池幼章先生有所保留，但又不能同他作更多的说明，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先生明确告诉我，虽然他的经历十分曲折而坎坷，但心中的文学梦想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也只有文学才能让一个饱受折磨的人在昏暗的时刻一直保持着不轻言放弃的决心与信心。我们总是说，爱好文学的人必定充满激情、热爱生活，这一点在池幼章先生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最近看到了李春雷长篇报告文学《橘香：打不败的浙商池幼章》一书，才大致了解到池幼章先生的命运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和曲折。曾经令我感到好奇的是，一个农校毕业生为什么会如此痴情于文学？也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时隔24年之后的2012年4月，在观海卫举办的第一届“池幼章·杜湖文学奖”颁奖大会上，我看到池幼章先生坐在主席台上，并发表了一番讲话，当时他的精神看上去很好。到了中午就餐时，我专门走到他旁边去敬了酒。当我说起二十几年前曾专程去黄岩拜访过他时，他似乎若有所思，像是在回忆。稍停一会，他说好像是有过这么一回事。虽然时隔长远，但他的记忆力还是十分惊人的。
池幼章先生出生于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使这个家庭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从小曾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读过不少古文古诗，这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虽然他自己认为在创作上并无成绩可言，但从他发表的作品以及以一己之力创办刊物来看，他在文学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农技干部，在工作之余努力朝着自己的奋斗目标勇往直前，这本身就是一篇励志小说。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不计较成败得失，这样的精神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实在令人钦佩。他可以承受种种苦难，但心中的一盏明灯却从未熄灭。这应该就是人生的真谛，不忘初心的伟力。
这次采访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从黄岩采访回来以后，我把相关内容写入了文化志的初稿中。1992年6月出版的《慈溪县志·文化编》第二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杜湖》，1956年由文学青年池幼章发起创办，1957年7月由县业余创作者联谊会接办。16开本，约2.5万字，共出7期，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共87篇。反右斗争时被批判，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