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热爱新诗，生前最引以为豪的，莫过于在锦堂师范就学期间，和同学们一起创办“田园诗社”的往事了。
父亲出生在仙居县乡下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少时聪颖过人，六岁起读私塾、小学、初中、简易师范，均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那时的中小学校有许多从杭州躲避战乱内迁来的教师，在教学中传播了许多“五四”新文学的知识，父亲对新诗的热爱就萌芽于那个时期。初二那年他写下了处女作《月夜》，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得到了众多好评。从此，对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热爱便终生不渝。
一九四六年年初，为了追求更高的学问和新生活，父亲不顾亲友们的反对和劝告，辞去了薪水丰厚的曹店小学校长一职，背了十几双草鞋，在金华和宁波之间翻山越岭二十多天，行程两千多里，考上了刚从缙云壶镇回迁到慈溪观海卫东山头的省立锦堂师范。
父亲说，当年锦堂师范校长郭人全先生是个十分开明的进步人士，学校集合了一大批优秀而进步的教师。郭校长还亲自去上海筹募资金，购置了《鲁迅全集》等许多进步书籍。这些教师和书籍，给学生们灌输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由于学校地处偏僻的东山头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连订阅的报刊都要在一周后才能到，加上经过多年的战乱奔波，学校百废待兴，师生的物质条件和文化生活非常贫瘠。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甘寂寞的师生们自娱自乐自学，先后成立了许多文艺社团，其中以父亲为主创办的“田园诗社”，便是其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文艺团体。
父亲笔名淡淡，因为经常在校园内和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成了同学们公认的“大诗人”。他曾暗暗立志，卧薪尝胆奋斗十年，一定要成为文学家。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文艺社团，为了体现自己的特色和方便活动，一九四六年年底，他和田村等几个同样热爱文学的同学商量，决定成立一个自己的文艺社。因为学校地处乡村，加上父亲一直有故乡情节，故取名为“田园文艺研究社”，还制订了详细的章程。一九四七年二月，“田园文艺研究社”正式成立，同学们一致推选父亲为社长。初期，社友以父亲所在的社科班爱好文学的同学为主。之后，因为文艺研究社声誉良好，社友扩大到其他班级。同时，又由社友介绍，吸收了一大批省内外专业或业余的文学爱好者。
“田园文艺研究社”成立后不久，便不定期地出刊《田园》杂志，出刊的费用由社友自愿捐献，有的出钱，有的买纸张、油墨、蜡纸、钢板等。杂志为油印，写字好的负责刻字，有美术基础的负责封面封底的设计和排版，父亲主要负责文字内容的把关和编辑，由心细的女社友负责装订。开始印数只有三四十份，之后，随着社友人数的增加和影响力的扩大逐期加量。刊登的稿件起初大都是同学们的作文和平时的习作，以纯文艺为主，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也有许多作品透露出对现状的不满。后来，社友们的写作水平逐渐长进，加上校外一些优秀来稿，刊物的质量显著提高，在校内和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一九四七年下半年，研究社征集了许多优秀作品，出版了一本刊印的诗刊《季候风》，在余姚一家小印刷厂印制。《季候风》的发行和传播量比较大，父亲还托赵景深、许广平等名人帮助推广，这更让诗社上了一个台阶。为筹集出刊经费，父亲还休学到镇海新碶头教了一学期书，所得薪金全部用于出刊。因为父亲等负责人的偏爱，《田园》和《季候风》的来稿以新诗为主，同时也感到研究社所包涵的范围太大，经过大家的商议，一九四八年年初，“田园文艺研究社”更名为“田园诗社”。为了筹集经费和扩大诗社的知名度，“田园诗社”曾和宁波商报商议，帮助他们办文艺副刊。诗社负责征稿和排版，报社付给一定的费用。待诗社完成了组稿和编辑任务，报社突然以内容和商报不很符合为由临时变卦。诗社还曾考虑过出一套丛书，也因时局和经费原因而作罢。
从一九四七年年初开始，大家在报刊上寻找到一些文坛前辈、著名作家的地址后，以父亲为主给他们写信。一是请他们为《田园》杂志写稿或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以扩大诗社的影响，提高刊物的质量；二是请他们修改并帮助社友的作品在高层次的刊物上发表。那时的文人大都比较谦和，也许是被这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子的精神所感动，不久便收到了许多回信，之后建立了联系的有叶圣陶、许广平、沙鸥、赵景深、范泉、胡山源、李斐、臧克家、巴人、吕漠野、赵清阁等许多名家。
名家们热情洋溢的回信，给了身处浙东海隅的青年学子莫大的鼓舞。叶圣陶先生在回信中指导如何办好文艺社，“写了东西，把稿子在朋友同学间传观，大家不客气批评”，作诗之事“大抵须求内外并美善”。叶先生还告知父亲“凡见我文均可转载”。当年，鲁迅先生在社会上有着极高的威望，其夫人会给大家回信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一直记得大家围看许广平先生来信时的场面，当时社友们都激动万分，决心成为鲁迅先生所希望的年青一代。沙鸥、赵景深、吕漠野等人还寄来自己的作品，在《田园》杂志中发表，有的还在他们的杂志上介绍和宣传“田园诗社”。据父亲的好朋友、当年的社友胡孟和先生回忆，当时许广平和赵景深是诗社聘请的指导老师，其中许广平先生是因为看了《田园》杂志中由社友改成剧本的鲁迅先生的《药》，才答应做指导老师的。虽然没听父亲说过，也没从父亲留下的资料中找到依据，但从父亲曾经寄去五十本《季候风》请她帮助销售一事，还是有可能的。
这些人士中，数父亲和赵景深先生的交往最深最久。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八五年赵先生病故，父亲前后收到过他的四十七封来信，且全部保存完好。在《赵景深日记》中，不少回信还有详细的记录。赵老给了父亲许多批评帮助和鼓励，推介了父亲的不少诗文在知名的报刊上发表。新中国成立后，他指导和鼓励父亲收集和整理民谣，还为父亲两千多句的长诗《岳祥传》进行了认真的校注。若不是文革，《岳祥传》是有可能出版或发表的。父亲及我们兄弟俩和赵先生的儿孙年龄相仿，他一再嘱咐我们要保持联系。赵先生去世后的几十年，父亲还始终和他的儿子赵易林保持着联系，为整理和出版赵先生文选做了很多工作。父亲和臧克家先生的联系也比较离奇。一九四七年，父亲给他去了第一封信，结果回信的是臧先生的夫人郑曼，告知因为政局不稳臧先生已经去了香港。文革结束后，父亲才和他们续上联系。二零零四年臧先生去世后，父亲和郑曼女士一直保持着联系，且在信上无话不谈。老一辈的认真诚恳非常值得后辈学习。还有件戏剧性的事，“文革”初始，造反派便盯住了父亲。有一天来抄家，发现了许广平先生的几封信件，抄家的红卫兵见是鲁迅先生夫人也和我父亲通信，顿生敬意，草草了事。父亲说，是许广平先生救了他，这话不无道理。只可惜大多数来信在历次变换工作和文革时期丢失或销毁了。那时叶圣陶和赵景深先生也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却斗胆地把他们的信藏了起来。
“田园诗社”时期，父亲的新诗创作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产生了许多较好的诗作。如《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那一天》《新的时代来到了》《夜、三更》《黎明前后》等，这些手稿至今还保存着。有不少诗作和散文在当年著名的报刊上发表，如《青年届》《正报》《春风》《铁兵营》《文艺战线》等等，极大地激发了父亲成为一名诗人的信心。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社友投身于革命工作，也有不少人成了作家、诗人和画家。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因形势趋紧，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父亲也听到“田园诗社”被省党部关注的消息，加上在大变革时期，社友们都开始担忧和考虑自己的前途，“田园诗社”便停止了活动。一九四九年六月，父亲投身革命，离校时把物品分寄在两户农民家中，后来有一家居然找不到了，那一家的箱子中就有《田园》和《季候风》全部的诗刊以及相关的资料。几十年来，父亲遍寻《田园》和《季候风》杂志未果，因为许多社友在几次运动中因参加“田园诗社”而受到审查，都不敢保存了，为此，父亲抱憾终生。
“田园诗社”是父亲一生中的骄傲，却也让他受了许多委屈。虽然每次审查的结论都是一般性的学生文艺团体，有的还认为是进步学生的文艺团体，但每一次波折都深深地挫伤着父亲的心。细细地翻看父亲的笔记本，查阅校友们的来信和回忆锦师的文章，可以看出，“田园诗社”是他们永远怀念着的一段宝贵的经历。
屋外春雨潇潇，我仿佛听见父亲在东山坡上诵咏着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作：
等那一天，
那一天日头笑上来，
天空像明镜般清澈。
三月的燕子翻着金翅，
和着晨升的礼赞，
在农人们顶上。
等那一天，
那一天蓝天画上眉月，
自由的风自由地吻着
这祖国的原野，
没有哭声——在这广漠里
漾开一波银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