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华夏帝国时代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赵宋王朝推行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不抑制土地兼并，放松对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控制，鼓励工商业尤其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商业更是呈现出迥异于魏晋隋唐的风貌：坊市制度被打破，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出现，海上丝绸之路异常繁荣，商品远销到欧洲和非洲。这一切深刻地影响着慈溪地域的经济。
随着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耕作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棉花和粮食作物新品种小麦的种植，慈溪地域农业经济结构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随着大古塘的修建不断崛起的商业性集镇，则加速了慈溪地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内外的经济交流，为慈溪地域经济在元明清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清代晚期的近代化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业的发展
两宋时期慈溪地域的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劳动力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农作物新品种的种植，使慈溪地域成为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是两宋时期尤其南宋时期主要的产粮区之一。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两浙路在两宋经济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譬如，北宋王朝中央财政收入主要靠全年六百万石的漕粮，两浙路便提供了其中的四分之一。“两浙之富，国所用恃，岁漕都下米百五十万石，其它财富供馈不可悉数。”（《东坡奏议集》）。南宋王朝虽然失去了半壁江山，版图不及北宋的三分之二，但“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史·食货志》）。而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两浙路尤居首要地位。
慈溪地域农业在两宋时期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首先，慈溪地域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慈溪地域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属于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冬夏稍长，春秋略短，日照充分，雨量较多，复种指数较高。平原占很大比例，土壤为组合型平原土壤，土地肥沃，土层深厚，蓄水量足，生产利用率高，即使丘陵和山地，海拔较低，却也适宜于发展种植业，加之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富有鱼盐之利，堪称“江南鱼米之乡”。在生产力水平并不十分发达的两宋时期，慈溪地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农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和必要的条件之一，而且它无疑是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进程。”（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其次，劳动人口大幅度增加，是慈溪地域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自秦汉以来，慈溪地域一直是人口输入的重要地区之一，北宋时期慈溪地域进入了户数稳定增长的阶段。“靖康之难”后，尤其在宋孝宗乾道（1165—1173年）以后，慈溪地域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两宋政府为了控制户口便于征取赋税和摊派徭役，在户籍制度上推行户等制，将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主户指占有土地交纳赋税的人，客户则指没有土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宝庆四明志》记载：“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明州知州在奏疏中提到慈溪县共有主客户两万，计十五万六千三百口，户均七人多。”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宋始有人口记载，主客户通计大小口156380。”两者基本一致。当然，这个数据是不够完整的，因为军人及其家属、僧侣、道士、妓女、官员、某些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据《宝庆四明志》统计，慈溪县有寺观四十二所，僧尼道士数量可观。慈溪县有驻军近六百人，按照宋人胡宏《五峰集》所言：“被甲者无虑数十万家，家以五口为率。”那么慈溪县的驻军及家属人数亦不在少数。
慈溪地域人口的增长，除了本地土生土长的人口增加外，大量的则是由于北方长期战乱而导致从北方和西北地区迁入的流民，“辐辏骈集，数倍土著”，既有官僚地主、军队、文人学士和商贾，更多的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不仅为慈溪地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慈溪地域农业的进步。
再次，耕作技术的改进，推动了慈溪地域农业经济的发展。
精耕细作需要有先进的农耕工具。统辖慈溪地域的庆元府郡守吴潜有诗云：“小麦青青大麦黄，海乡风物亦江乡；篮铺蚕种提归急，肩夯牛犁出去忙。”说明隶属庆元府的慈溪地域已经普遍使用牛耕。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两浙路农民使用的曲辕犁有“銐刀”装置，“起发乃易，牛乃省力”，不仅灵活方便，而且功效大大增加。
慈溪地域的农民注重加大农业投入，提高生产技术，耕作十分精细，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产量，“虽其田之膏肤，亦由人力之尽也。”宋人高斯得详细描述了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两浙路农民耕田之精细：“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田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即搁田或烤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
此外，慈溪地域土地的大量开垦，推动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慈溪地域农民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开垦了大量的农业用地，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年），慈溪县田亩数已达四十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八亩，户均亩数在明州各县中最高。
最后，棉花、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对慈溪地域的粮食增产也有重大意义。
棉花，是锦葵科棉属植物的种籽纤维，原产印度和阿拉伯。两宋之前，中国只有可供充填枕褥的木棉，魏晋南北朝时期棉花传入中国边疆，南宋末年传入内地，由于棉花产量大、生产成本低，遂得以迅速推广。慈溪地域种植棉花开始于南宋末年，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南宋赋税制度规定：占有土地的农户每年都要按土地数目分夏、秋两季向政府缴纳田赋，称为夏税和秋苗。据《元典章》记载可知，慈溪地域在南宋末年已经把“木棉”（即棉花）作为夏税中的一项。可见，早在南宋末年慈溪地域的棉花种植就已经有了一定规模。
慈溪地域的农民为何在南宋末年开始引种棉花呢？
首先，慈溪地域的土质和水利条件有利于棉花的种植。其次，南宋时期慈溪地域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尤其慈溪地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使棉花有了较为顺畅的销售渠道。再次，棉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后，初始多在边疆西域种植，后传入内地的关陕地区，“关陕通西域故也”。随着北宋灭亡、北方和西北汉人大量南迁，带来了种植棉花的技术和经验。“使慈溪农民能就地得高师，迅速普及生产知识、技能。慈溪棉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迅速形成。”（《慈溪百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两宋时期的慈溪地域不仅普种水稻和棉花，还大量种植麦子。由于宋室南渡后北方汉人的大量南下，麦子的需要量激增。慈溪乡贤黄震曾动员百姓种植麦子，他在《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中云：“近世有田者不种，种田者无田，尔民终岁辛苦，田主坐享花利。惟是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麦秆，当初夏无人入山樵采之时，可代柴薪，是麦之所收甚多也。”（《黄氏日抄分类》）
二、制盐业、造船业和制瓷业的发展
慈溪地域濒临东海，有较长的海岸线，海涂和海水资源丰富，发展制盐业的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两宋时期的慈溪地域制盐业在唐朝制盐业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使慈溪地域成为重要的海盐产区，自东向西设有三大盐场：龙头场、鸣鹤场和石堰场。
慈溪地域的盐民制盐，先用刮泥淋卤技术制成鲜卤备煎，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记载：“自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鹻以淋卤，以分记之，十得六七。”
何谓刮泥淋卤？民国《余姚六仓志》（杨积芳总纂）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一曰摊泥，以咸泥置漏碗中，俟其咸卤沥出，乃掘土堆积漏碗四周，谓之淡泥，至堆积既多，遇天气晴和或西风发动时，挑至盐田间重铺田面，海潮来时由湾口迤逦而入沟渠，水中咸分即为砂土吸收，日晒风吹水汽蒸发，俗所谓盐花是也；二曰刮泥，田面既发盐花，将拖刀以两手压平倒退而行，使浮面咸泥刮起成片；三曰抄泥，刮起之泥干湿不匀，日晒使干，以两人曳操爬反复抄之，务使干松；四曰集泥，泥既干松，两人对引裁板，使泥土集成一直线形，大半由妇孺为之；五曰挑泥，咸泥既集成直线，乃兜入土箕之中，肩挑至土基中央，堆积如阜压使极坚，成尖锥形，使雨水不致渗入，以便随时入漏沥卤，是谓泥堆；六曰治漏，漏碗之底，先铺干篙一层，乃将泥堆中之咸泥放入之，使与口平，两足踏使坚实，更以爬覆平之，使光洁如镜；七曰淋漏，治漏既毕，乃自渠中汲取海水，倾诸漏碗，是谓淋漏，间亦有用尾卤淋漏者，尾卤亦曰漫卤，卤之渗水者也，隔数小时或一日，咸卤乃由竹管渐滴至卤缸矣；八曰藏卤，卤缸既满，用卤吊汲取倾入担桶，肩挑藏诸他缸，以便煎晒，缸上覆圆锥形之竹盖，即俗所谓将军帽也。”（《余姚六仓志》卷八“盐法”）
虽然两宋时期慈溪地域盐场的刮泥淋卤技法还没有如此成熟，而侯强在《宋元时期宁波盐业考述》一文中却认为，基本做法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
刮泥淋卤后还需要煎盐。煎盐分铁盘、篾盘两种，龙头场和鸣鹤场多用铁盘，石堰场多用篾盘。《宋史》记载：“石堰以东近海水咸，故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也就是说宋代慈溪地域的石堰等盐场已经使用篾盘煎盐，所产之盐质量上乘。
两宋时期盐业生产基本实行国家官有制。《宋史·食货志》记载：“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并推行丁盐钱：“宋制，两浙岁计丁口，官散食盐，每丁给盐一斗，使输钱百六十有六，谓之丁盐钱。”（《重修浙江通志稿》）具体落实到两宋时期的慈溪地域，食盐推行官卖法，龙头场、鸣鹤场、石堰场均改作买纳盐场，“添差监官并押袋官”。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北宋朝廷将唐代设立的余姚场改为石堰买纳场，场区自沿山至海岸。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余姚县令谢景初率众修筑大古塘后，石堰买纳场灶地移至大古塘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石堰场置仓设官，并分东、西二场（东场后来并入鸣鹤场），设买纳官、运盐官、催煎官各一名。
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年），北宋朝廷设鸣鹤买纳场，置场署于鸣鹤乡（今鸣鹤镇），场区在官塘（大古塘观城段）以南。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南宋朝廷将龙头场场署置于灵绪乡三都（今龙场乡），场区西至淞浦20公里界鸣鹤场，东至雁门岭7.5公里界清泉场，南至大蓬山麓，北至大海2.5公里。
慈溪地域的盐民称为亭户，两宋政府对他们实行特殊而严格的管理制度。
盐民依据家产、人丁和煎盐数量大致划分为三个等级，即上户、中户和下户。上户制盐每年可达五十万斤以上，价值七八千贯，中户据黄震《黄氏日钞》记载，只能提供“零盐”三斛，约二三百斤，而下户则深受封建盐吏及上户的剥削和压迫，黄震曾说：“场官之掩取分以充本司人吏之苞直。”也就是说盐场官员通过夺取官府支给盐民本钱的手段盘剥盐民下户，以致于下户常常沦为雇工或被迫流亡，甚至发生盐民大暴动。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余姚石堰场和慈溪鸣鹤场发生了盐民大暴动，遭到官府镇压后又大批逃亡，整个浙东地区震动。黄震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亲赴鸣鹤、石堰一带调查，认为盐民“相为盗挻”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于是，他革除盐场诸弊，宽缓盐课，发还官府所欠盐户晒盐本钱，“流散亭户（盐民）纷纷复归，生聚之气终于渐有所现。”
随着海水制盐技术的发展，两宋官府依据海盐场所临海水浓度的高低、得盐的多少等参数，测定盐场的出盐率，定出盐场的“分数”。宋神宗元丰初年，提点两浙、淮东刑狱的卢秉在议盐法时将慈溪地域的石堰场和鸣鹤场定为九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这其实也是慈溪地域盐场缴额盐的比例。两宋时期慈溪盐场的兴盛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据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鸣鹤、石堰二场产量宋时已占全浙60%以上。”可见慈溪地域盐场的繁盛景象，也据此可知慈溪地域制盐业在两宋时期地位之重要。
慈溪地域位于东海之滨，是长江、南洋和北洋三条水运干线的交叉点，又兼区域内河网纵横，海运和内河航运均较为发达，造船业历史久远且技术先进。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慈溪地域的先民就能制造和使用舟楫，出现了原始造船业。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大批造船厂在东南沿海的建立，慈溪地域所在的明州造船业迅速发展，并居于全国首位。《浙江通史·宋代卷》记载：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朝廷诏命温州、明州岁造船六百艘，这个数目在同时期的所有官营造船场中居于首位。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渡过长江，宋高宗逃至明州，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建议宋高宗登船入海，“乘还舟以避敌”，十天内竟然在明州地区筹得一千多艘船。宋高宗大喜，以为天助其逃亡，实际上是因为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明州造船业的发达。
1992年版的《慈溪县志》记载：“宋、元时，（慈溪）县内已能制造木质帆船。”两宋时期慈溪地域的船舶分为海舶和河舟两类。海舶体积巨大、构造复杂，主要用于远洋航行和载卤（卤担船），靠潮汐和风力行驶。河舟规格繁多、用途各异，主要有平底船、乌篷船和鱽鱼船等。”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淮东宣谕司言：“明州言平底船不可入海，已获旨准年例藉民间海船。”乌篷船又称脚划船，两头尖翘，船舱覆盖乌黑的半圆形船蓬。鱽鱼船，又称“钓槽”，头小、尾大、底尖，在浅海区使用。
明州所造船只中还有神舟与客舟，神舟是宋代出使外国的使臣乘坐的大船，而使团随行官员的座船称为客舟。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78年）安焘、陈睦出使高丽的“凌虚致远安济神舟”和“灵飞顺济神舟”，以及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徐兢出使高丽的“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和“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均在明州制造。慈溪地域的造船场和技术工匠是否参与其中，则需要有更加明确的史料佐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明州造船业，在规模和技术上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1992年版的《慈溪县志》记载：“宋开庆《四明续志》载：慈溪有船282艘，船宽1丈以上65艘，1丈以下217艘，主要用于运盐和捕鱼。”这和《宁波港志》对宋理宗宝祐五年（1257年）宁明州民的统计数字相符：鄞县、定海（今镇海）、象山、奉化、慈溪和昌国县的船幅一丈以上的各是一百十四、三百八十七、一百二十八、四百十一、六十五和五百九十七艘，一丈以下的各是四百八十四、八百零四、六百六十八、一千二百八十八、二百十七和两千七百二十七艘。可见，南宋时期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明州造船业规模之大。
慈溪地域越窑青瓷的烧制始于东汉，发展到中晚唐时期，开始进入成熟阶段，历经五代至北宋前期，越窑青瓷继续发展，精品迭出，传诸后世。譬如慈溪市博物馆所藏的青瓷三足蟾蜍砚滴，1983年出土于上林湖西的彭东乡寺龙村古窑址，出土地附近的窑址堆积里有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的铭文瓷片，与上林湖出土的北宋“太平戊寅”（978年）款的卧足盘形制一致，青瓷三足蟾蜍砚滴的烧制年代遂被鉴定为北宋早期。砚滴整体胎质细腻，釉色莹润，如冰似玉，造型为一只三足蟾蜍跃然于荷叶之上，蟾蜍后背微微隆起，背脊饰纹正中有注水圆孔，可将水注于蟾蜍空腹之中，待到需要用水磨墨或者调色时，通过蟾蜍之口将水徐徐倒出，如此巧妙的设计真可谓匠心独具。
而至北宋中期（1023—1085年），越窑青瓷的质量明显下降，就胎体而言，胎质粗糙，修胚潦草；就釉色而言，釉层较薄，釉面干涩，青灰色釉取代青绿色釉成为主流；就装烧方式而言，不再使用匣钵装烧工艺，而采用了既简便又能增加装烧量的明火叠烧方法；就生产规模而言，急剧萎缩，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里杜湖四个窑址区中的窑址有所减少。譬如上林湖窑址区至北宋晚期仅有窑址十四处。（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第二章《上林湖窑址》）
南宋建立后，由于北方国土的沦丧，官窑大多散佚，朝廷不得已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和绍兴四年（1134年）“袭故京（开封）遗制”，两次诏命越窑烧制明堂祭器。此时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三个窑区已基本停止烧造，承袭这一任务的是银锭湖窑址区的低岭头、寺龙口、张家地、开刀山四处窑场，几近衰败的慈溪地域越窑似乎迎来了中兴时代。然而好景不长，南宋王朝很快就在临安设立官窑专烧宫廷用瓷，不再征用越窑瓷器。慈溪地域越窑至南宋中期基本停烧。
关于越窑衰落的原因，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笔者举例如下，以备方家甄别。
有学者认为：“（北宋朝廷）不复需要如此巨量越器之贡进，益以赵宋诸帝戒奢侈，禁用金饰，恐怕越器就以这种情况而衰落下去。”
有学者认为：“两宋官窑颇多”“选瓷器或订货”“取于越窑者日少”。
有学者认为：“官窑的出现是越窑停滞、衰弱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认为：“越窑衰落的根本原因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缺乏创新，盲目转产。”
有学者认为：“北宋中、晚期日益缩小的市场已无法使越窑正常运转，更谈不上发展了，时间一长自然就衰落了。”
三、大古塘的修建和集镇的兴起
距今6000年前后，第三次海侵（卷转虫海侵）达到高峰，海水淹没了近海平原，慈溪地域成为浅海，境内的达蓬山、五磊山、栲栳山皆为海中孤岛。距今5000年，海水逐渐退却，距今2500年左右海岸线开始逐步向北推移，慈溪地域重新成陆。慈溪地域先民随着海平面的下降开始筑塘围涂，向海要地，扩大居住和垦殖的面积。
慈溪地域大规模地修筑海塘，开始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余姚县令谢景初率领民工修筑大古塘。
谢景初（1020—1084年），字师厚，号今是翁，富阳人。父亲谢绛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任太常寺奉礼郎。谢景初早年以朝廷恩荫制度承袭父职，但他没有沉溺于此，而是刻苦好学，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5年）考中进士，第二年以大理评事衔出任余姚知县。上任之时，范仲淹写《送谢景初廷评宰余姚》勉励：“世德践甲科，青紫信可拾。故乡特荣辉，高门夏树立。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贤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风为君来，绿波满平湖。乘兴访隐渝，今逢贺老无。文藻凌云处，定喜江山助。未能同迁舟，离樽少留驻。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随去。”（《范文正公集》卷二）。此诗成为谢景初勤政惠民的座右铭。在余姚知县任上，他做了许多造福百姓的事，世人将他和会稽知县谢景平、鄞县知县王安石、钱塘知县韩玉汝并称为吴越“四贤”。
谢景初任余姚知县期间的诸多政绩中，最为后世称道的是他率领民众修筑大古塘。《余姚六仓志》记载：“莲花塘俗呼后海塘，今人竞称为大古塘。宋庆历七年，县令谢景初自云柯达于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
慈溪地域地处杭州湾强朝海口，当天文大潮与热带风暴相遇时，高潮位和强潮流所形成的海患，冲击着沿海大地，造成许多“田将为壑，人其为鱼”的人间惨剧。谢景初到任后，亲自到姚北地区勘察地形地貌，实地规划。庆历七年（1047年），他组织数万民工开始修筑捍海塘堤，以“外障沧海之狂澜，内保桑田之物产。”修筑海塘期间，谢景初亲临现场，风餐露宿，指挥若定，一年后建成从杨浦到历山段，总长两万八千尺，穿过八乡、延绵一百四十里，慈溪地域百姓将这条捍海塘堤称为“谢公堤”。
王安石为此壮举撰写《海堤记》一文，认为谢景初文学卓越却“能不以才自负而忽其民之急”，尤其在修筑海塘时，“能亲以身当风霜氛雾乏毒，以勉民作而除其灾”，堪称官吏楷模。这时的王安石二十六岁，谢景初二十七岁，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曾相聚畅谈人生抱负。谢景初认为地方官应当体恤老百性，急民之所急：“通涂川，治田桑，为之堤防沟浍渠川，以御水旱之灾；而兴学校，属其民人相与习礼乐其中，以化服之。”当时慈溪地域豪强多侵占湖泊以垦田，谢景初奏请朝廷严禁豪强侵湖为田，以保证农田灌溉。他针对“民又争水泉”的实际情况，“创立规绳，簿记其高下、广狭，启闭晷刻，令各乡遵守，乃名曰湖经。”这部水利法规一直沿用到清朝乾隆年间。谢景初还整顿学宫，教诲子弟，使慈溪地域一时文风大兴。
谢景初不仅为慈溪地域留下了泽被后世的大古塘，传送千古的惠民政绩，也为慈溪地域留下了描写秀美山水的诗文佳作。譬如《寻余姚上林湖山》：“山水有奇秀，何必耳目亲。兹地世未知，偶游良可珍。平湖瞰其中，翠山献围四垠。青松千万植，落瀑如悬中。佛庙耸殿塔，装点绘画新。清溪与断崖，水石声磷磷。峰巅见沧海，日出常先晨。花草时节异，宁问秋夏春。陵谷千万石，岂无称道人。德微言不信，又恐远故灭。樽酒且乐我，醉来事事均。”
北宋中期慈溪地域重要的水利工程，还有嘉佑二年（1057年）慈溪县令游烈和县尉成立率领民工在鸣鹤乡一带修筑的海塘碶闸，“率民为闸，潴泄以时，民得耕稼，自是一乡无复水旱之患。”（《宝庆四明志》卷16《慈溪县》)
至北宋末年，谢景初修筑的大古塘已经颓圮摧毁。因为谢景初修筑的大古塘是土塘，常常被海潮冲坍，屡坍屡建，于是有人尝试修筑石堤，康熙《余姚县志》记述：“其后有牛秘丞者，又尝为石堤，已乃溃决，于是岁发六千人，役二十日，费缗钱万有五千，仅补罅隙，民疲而害日甚。”宋徽宗时期出任余姚知县的汪思温，器资精悍，居官任事，修水利，平狱讼，颇有政绩。他修复海堤，惠及慈溪地域。《雍正浙江通志》记载：“（余姚）县濒海，旧有堤六十里，除水患，岁久圮坏，民之垫于海者，呻吟相属也。公举重力复之。堤成，而七乡并海之田、桑麻之饶其故。”
南宋朝廷虽然在政治上偏安半壁，没有大的作为，但是在经济上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南宋时期慈溪地域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三项：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鸣鹤乡民众在慈溪县和余姚县之间构筑双河界塘，使姚北的水径自流入大海，慈溪北部田地不再遭受水涝之苦。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慈溪县主簿周常率领民众疏浚杜湖，修筑湖堤，“列东门、张郎、西碶、白洋诸闸潴水入湖以备旱，淞浦、淹浦、洋浦诸闸泄水入海以防涝，历千百年，世蒙其利。”
庆元二年（1196年），余姚县令施宿率民修筑大古塘。施宿（1164—1222年）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著有《东坡年谱》《嘉泰会稽志》，《施氏宗谱》称他“为政有方，抚民有法，凡利皆兴，凡弊皆革，同达治体，如恤水旱之灾，蠲虎蝗虫之患。”施宿任余姚县令后，立刻筹建庄田两千亩，招募农民开垦海边滩田，并以所得粮食为资本缮筑年久失修的海堤，这是继谢景初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修筑海塘。《雍正浙江通志》记载：“筑自上林（今慈溪市桥头镇）及兰风（今余姚市临山镇一带），为堤四万二千余尺。”其中石堤有四处，计五千七百尺。施宿致仕后定居余姚，今余姚和慈溪两地的施姓，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后裔。
随着水利工程的修建，尤其是大古塘的修筑，慈溪地域的商业性集镇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
大古塘以南以农业经营为主，种植水稻、棉花和小麦，大古塘以北以制盐业和捕鱼业为主，百姓以自产物品在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互市交易，逐渐形成集镇。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慈溪商业出现较早。唐、五代间，上林湖‘越瓷’远销海外。宋时，石堰、鸣鹤、龙头三场之食盐远销省内外。大古塘筑成后，沿大古塘先后形成集镇，以棉花为主的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山货、海鲜等商品交易活动逐渐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政府的赋税政策对慈溪地域集镇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两宋政府征收赋税以实物为主，也有一部分必须以货币支付的税目。“彼其初也，吾民之赋，止于粟之若干斛，帛之若干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数倍其钱之名矣。而又有月桩之钱，又有板帐之钱。”（南宋杨万里《诚斋集》卷六九）。这样的赋税制度迫使农民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运到集市出售，以换取银钱交纳赋税，促进了慈溪地域集镇农副产品贸易的发展。
两宋时期慈溪现境集镇主要有东埠头、宓家埭、鸣鹤、彭桥、横河、石堰等，它们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对于慈溪地域经济和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地域经济上，慈溪地域集镇沟通了区域内外的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宋时期慈溪地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乡村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了一定的剩余产品，诸如粮食、布帛、药材、家禽、家畜、蔬菜、水果和农具等。集镇为这些剩余产品的交换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服务机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强了农村居民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既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又推动商品货币关系对农村的渗透，使部分农村居民卷入了商业活动。慈溪地域集镇在频繁的商业交换中日趋繁荣，店铺林立，酒坊众多，“南宋初，（慈溪）现境东部地区已设立鸣鹤坊、杜湖坊、灵绪坊、黄杨坊、沈窖湖坊、凤浦坊、雁门坊等官方包税制私营酒坊7处。”（1992年版《慈溪县志》）
地域文化上，慈溪地域集镇是地域风尚的传播地，拥有诸多商业场所、娱乐场所、文化场所以及宗教场所，增强了慈溪地域居民对慈溪地域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增强了乡里观念和桑梓之情。
慈溪地域集镇形成和初步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有怎样的作用呢？笔者迄今没有发现确凿可信的史料阐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其意义是不容小觑的。正如著名学者方如金所言：“宋代两浙路（包括慈溪地域）镇市的勃兴，作为商品经济的重要阵地，它影响并促进农村居民进一步与市场的联系，从而使农副产品大量卷入市场，作为手工业者和经商者卷入市场的也多了。虽然它还没有力量能动摇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但它使两浙路（包括慈溪地域）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牢固性、严密性开始松动，为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东南两浙一带开始出现创造了条件，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宋代浙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探析》）
总而言之，两宋时期慈溪地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改变了慈溪地域农业经济结构，造船业的发展增强了慈溪地域手工业的竞争力，而商业性集镇的兴起和发展，提高了慈溪地域农产品的商业化程度，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在封建时代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这一切都昭示着慈溪地域经济新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