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肖今年49岁，她从2003年年底至今，一直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任教。她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专家，也是2019年“科学探索奖”的获奖人。
扎进去
1998年，王书肖进入清华读博，开始在北京的生活。同样是这一年，北京消耗了2800万吨的煤。这个数字也意味着，它当时是世界上煤炭使用量最大的首都。当时北京二氧化硫的浓度是年均126微克每立方米，今天的数据是3微克每立方米——足足40倍的差距。
这对城市中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冬天，北京市民们能直接闻到空气中煤烟的味道、二氧化硫的味道。王书肖最直观的记忆是，当时如果她穿白衬衣出门，一天下来，领子会变成黄的，甚至是黑的，“这是一个很脏的城市”。
王书肖的博士导师郝吉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的博士，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家不能只关注一个烟囱的事，还要对大气污染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快，王书肖就有了体会。
1999年，郝吉明老师安排她为陕西渭河电厂做一个二氧化硫污染治理的方案。给企业做方案，不像在实验室里那么简单，只关注技术，而是要和复杂的现实交手。到了暑假，她就跑到电厂里待着，把电厂的里里外外摸透了。
最后她的方案，兼顾了技术、成本和现实。她的方案是，安装湿法脱硫的设备，随着政策变化，调整里面的参数。每个环节，都可以调整，使脱硫效果更好，这套设备也可以一直使用。
电厂最后接受了王书肖的方案。很快，2003年，国家电厂的排放标准就进一步加严。她的这套方案，被证明是有效且可持续的。她博士论文的工作，也为2002年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科技部发布《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撑。
那时，王书肖的思考走向更深处——他们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把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下来，但降了之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她博士毕业的时候，摆在面前的有几个选择，一个吸引人的选项出现了：哈佛大学和清华大学有一个合作项目，试图从保护人体健康的角度去推动大气污染的治理。这正是她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那还是本世纪初，她从“风尘仆仆”的北京起飞，落地美国。中美社会关心的环境问题大不相同——中国还在关注城市的二氧化硫问题，美国已经在关心细颗粒物，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PM2.5。而中国直到2012年，才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了PM2.5的指标。
学了一腔知识，与中国的现实深切相关，她也在那时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继续留在哈佛，她拿到了offer，同时还怀了孕。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亟待解决，那是一种真切而有力的召唤。“我做的这个工作，在中国更重要，有更大的舞台，或者说，我也更希望改善中国人的生存环境。”
2003年年底，她最终决定回国。当时她的丈夫已经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因此放弃了机会。2004年3月，已经怀孕7个月的她，踏上了回国的航班。
建模型
王书肖刚回国，一个任务已经在等着了——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需要做一套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当时中国承诺，奥运期间空气要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担子很重，时间很紧。
知道了来源，才能对症下药。环保是个系统工程，为了保障北京的空气，人们的眼睛需要看向更大的空间——不仅要关注北京，还要关注河北和天津，甚至山东、山西和内蒙，这是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物的协同控制。
王书肖首先的工作，是做一套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所谓清单，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排放地图，污染源在哪里、排了什么物质、排多少、随着时间和空间怎么变化……清单上都有。而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排放因子库，只有国外的数据，但不一定准，还是需要中国本土化的数据。
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也并非仅仅是北京奥运空气质量保障的“急就章”，之后的十几年，它都是王书肖的工作重点之一。她带着团队去往全国各地，测试过几十种家用炉灶、一百多家企业的大气污染物，也去到偏远的矿山，“除了工业企业，全国主要的煤炭、铅锌铜、石灰石的矿，大家都跑遍了”。这些数据是排放清单最踏实的来源。
她讲起与普通人最贴近的例子：家用炉灶。她出生在河北农村，了解农村，也一直关心农村的问题。在哈佛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家用炉灶在室内很小的空间里排放，污染物的浓度是惊人的，“过去我们去农村测，室内浓度经常达到几百微克每立方米，做饭的时候能到上千微克每立方米”——因为没有烟气处理装置，烧相同量的煤，家用炉灶的排放量，是工业锅炉或电厂的上百倍。再加上，炉灶和人的距离要近得多，对健康的影响也更大。这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从2004年起，她和团队持续在全国的农村做实验，去到河北、山西、上海、浙江乃至贵州的偏远地带。贵州大山里不通路，要徒步走过去，但老乡们热情，拿出最好的腊肉招待他们。她的学生甚至还去到西藏，测了藏地燃烧牦牛粪的排放数据。不同地区不同炉灶的实验，测试结果都证实了家用炉灶对室内外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有显著的危害。
2018年，这份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其中的一个结论是：在中国，由PM2.5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中，一半以上是由家用炉灶固体燃料燃烧导致。2013年，中国有36.6万例这样的过早死亡。
十多年来，王书肖还有一个工作，与排放清单一样重要，那就是建立一个“排放-浓度响应模型”。
这个模型模拟的是污染物在大气中变化的过程和环境空气质量对源排放变化的响应。
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模型在大气污染物浓度上的模拟已相对准确。到2018年上海进博会，排放-浓度响应模型已经和空气质量预报结合，可以预测即将发生的污染过程的来源，快速准确地评估应急减排措施的有效性，支撑了污染过程的精准应对。但这还不够，就像爬山，艰难的前半程爬升之后，还有漫漫的旅程。
服务社会
把目光从实验室移开，王书肖的工作，也深深介入了现实——她参与了《“十二五”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十四五”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等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后评估工作，用研究影响决策。我们生活的这片蓝天，与她和团队有真切的关系。
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工作之一，是她和同事们建议，国家不再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来做管理，而应该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导向。到了2012年，国家修订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相应的，各种防治计划里，不再只考虑排放总量，都设定了PM2.5浓度下降多少的目标。
在采访中，我们也多次谈到环保与人的关系，政策与人的关系。她说环境这门学科，如果说难，可能就难在，当专家抛出一个观点或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她特别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是，“本来是一个好的措施，结果产生了坏的影响”。
她也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了一些更粗粝的现实。
比如环境的公平性问题，更具体地说，一个相同的环保政策，是不是给所有人带来了相同的效益，让大家享受了相同的福利。
在某些地区，越贫困的人，他们享受的空气质量，尤其是室内的空气质量，往往是越差的。
她也开始关注农村城市、不同收入人群、不同受教育人群所享受的环境差异，并思考环境学家的工作——她始终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都是一种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有权享受。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