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祥
最早了解方孝孺是少年时读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他（指柔石）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宁海今已属于宁波管辖，所以方孝孺已是宁波名人，也可算是我的老乡了。应方东邀请，我执笔写成《宗汉方氏》被编入《范市·河头方氏史迹遗闻》，2007年7月该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我几次阅读，了解到传说河头方氏系方孝孺后裔，有前庙后祠堂特殊格局，是因为方孝孺平反后被追谥奉祀于大成至圣先师孔庙内；据说河头方氏每年正月十二上灯祭祖，会在祠堂中堂悬挂钦赐方孝孺真像一幅，上面盖有御玺，飨以极品祭典。可以说，方孝孺对慈溪的方姓族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一直关注着方孝孺的史实。
为了全面而理性地探究方孝孺的心路历程及其历史地位，我到市图书馆去搜索相关著作，借到了《读书种子——方孝孺传》（连晓鸣、徐立新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系“浙江名人研究大系·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种，参考了宋濂、刘基、李贽、黄宗羲、钱谦益等古人的重要典籍，吸收了今人所撰的《方孝孺年谱》《方孝孺史迹考》《宋濂、方孝孺评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等大量文献，是一部可信度较高的方孝孺传记。我一次一次续借，认真研读，收获颇丰，厘清了“千载一人”方孝孺感天动地的光辉一生。
父亲和宋濂培育其成真儒。方孝孺在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二月十五诞生于宁海溪上方村，七岁丧母，十二岁继母又去世。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岁开始读书，六岁能写诗，九岁能记五经，十岁每日读书超过一寸厚，十一岁读书专心致志，即使钟鼓鸣响、风雨大作也不理会，十三岁就善于作诗了，一下笔千言立就，人称“小韩子（韩愈）”，十四五岁写下《幼仪杂箴》二十首、《杂铭》四十五篇，内容涉及家庭教育，多言简意赅的警句，发人所不能发。方孝孺父亲方克勤，是浙东程朱理学复兴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洪武四年被征召至京师，授为山东济宁知府。方孝孺有机会“侍父宦游”，遍历齐鲁，博览理学诸子之书，结交士人，明确了“圣人之学，皆在用世”的道理。十八岁便写出洋洋数千言的《释统》上中下三篇和《深虑论》十篇。二十岁时，方孝孺负笈远游投师明朝开国文臣宋濂。可惜，方孝孺之父方克勤横遭诬陷，谪役江浦又因“空印案”蒙冤一病不起。父亲去世后，方孝孺与四方士子一起继续跟从宋濂学习，一直到二十四岁。宋濂称赞他，就诗文而言，从唐代以后除欧阳修、苏轼外没有人超过方孝孺的，还手书近千字长诗《送门生方孝孺还乡》，谆谆嘱咐：“宁无赠别言，有志须当遵。真儒在用世，毋徒滞弥文？”不料，两个月后，宋濂受胡惟庸案牵连，次子、长孙被杀，一家械至京师，因太子朱标以死相抗才免死罪，发配四川，含冤卒于途中。方孝孺闻讯肝肠寸断，先后作祭文八篇。
朱元璋赞其为“异才”。二十六岁时，方孝孺因东阁大学士举荐被朱元璋召见，让他作《灵芝甘露论》，赞“异才也”。朱元璋让方孝孺觐见太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又说方孝孺是个有才华的君子，但现在不授予官职，再历练历练，将来可以辅佐太子。回家后，方孝孺勉强靠教书度日，三十岁时，疾病缠身，卧床不起，家中断炊，仍“不改其乐”，渴望建功立业。三十一岁时又遭劫难，邻居被捕后信口胡编，使方家数十人械送京师，朱元璋见到方孝孺姓名特准开释，令其携妻儿回家侍奉祖母。在生病居家的日子里，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书、著述为主，在学术思想上继续探索形成自己的体系，还服了一年“里长”的徭役，体悟到民生之艰苦。朱元璋因太子早逝，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开始为他物色继位后的重要辅臣。三十六岁的方孝孺已名垂天下，“世咸以为程朱复出”，被廷臣不断举荐，再次获朱元璋召见。朱元璋承认：“尔父无罪，为奸臣所陷耳。”朱元璋对方孝孺的道德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是两人治国理念相左，方孝孺主张仁政，反对暴政，认为君主也要尽其职，朱元璋“心在赏罚，未遑教化”，认为“今非用孝孺时”，因此只给了汉中学府教授一职。方孝孺每天黎明即起，“为诸生讲解文义至着，淳淳无惰容”，数月之后原来默默无闻的汉中学府名声鹊起，旁听者多时竟达两千人之众，盛况为汉中有史以来所未有。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献王朱椿千方百计请方孝孺兼任了世子之师。这是方孝孺心情最为愉快的时期，也是他著书立说极丰富的时期。朱椿非常敬重方孝孺，特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并亲自题写匾额“正学”“以风蜀人”。
建文帝与其君臣遇合。坐了三十一年皇帝宝座的朱元璋带着不尽的遗憾和不安走完了七十一年的人生旅途。二十二岁的朱允炆成为明朝第二代天子，即惠帝，或称建文帝，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四十二岁的方孝孺调往京城，先授翰林侍讲，获颁“朝参牌”，兼文渊阁大学士，后升任正五品文学博士，成为建文帝的近臣。方孝孺终于可以一展宏图了，他要“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以儒家仁义礼乐治国理念悉心辅佐建文帝实施新政。方孝孺和建文帝君臣遇合，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朱棣将其磔诸市、诛十族。但一年后，新王朝祸起萧墙，靖难之役爆发，燕王朱棣面对建文帝削藩之举，以“清君侧”为名，打着“靖难军”旗号起兵南下。三年间，南北双方胜负相当。然而建文帝“仁柔少断”，竟然下旨“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使朱棣终于攻破京城。一场金銮殿大火后，建文帝不知所终。然后，就有了朱棣召方孝孺上殿拟即位诏书一事。姚广孝是朱棣的少师和最依赖的谋士，认为方孝孺是元末明初江南士人——读书人的杰出代表，对朱棣说，城破之日方孝孺是决不会投降的，但万万不能杀他，否则会灭绝了天下的“读书种子”！朱棣点头答应，有意借用方孝孺的威信来收揽人心。朱棣命人把笔墨投到方孝孺面前，强迫他写诏书，方孝孺挥笔写下“建文四年，燕贼篡位”八个大字。朱棣令手下用刀割方孝孺的嘴刺方孝孺的舌，在登上皇帝宝座的第八天起，开始在方孝孺面前杀害方孝孺的宗亲、朋友、门生——所谓十族，杀到第七天，最后对方孝孺处以磔刑，并下令有买方孝孺肉者赐金。方孝孺十族八百七十三人死于此案，数千人被捕入狱及充军流放。方孝孺被认为是中国受刑最残酷、株连最广的士人，也被认为是骨头最硬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离世了，天下的读书人闭上了嘴，再没有人敢说朱棣一个“篡”字。但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儒生的决绝抗争也震慑了朱棣，促使开创了“永乐之治”。方孝孺冤案一直到明万历初年才被正式平反，此时距方孝孺之死已经一百七十年。
但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不会灭绝！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六百多年来，方孝孺被认为是天地间一股永不磨灭的正气。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把方孝孺列为《明儒学案》“师说”之首，称他“与紫阳真相伯仲”“有明之学祖”。现行部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说：“语文教师应该要成为一颗‘读书种子’，一颗引领学生爱上阅读的‘好种子’。”袁隆平也说：“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学习正学先生方孝孺，努力读书，发奋学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