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杨苡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活着，就是胜利。
2023年1月27日，她以103岁高龄离世。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没几个人比杨苡更长久。所以假如以活着作为胜利的标准，她无疑是一个大赢家。
走出“金丝笼”
说起杨苡，就不能不提巴金。
杨苡和巴金亦师亦友的关系堪称文坛的一段佳话。
她刚开始写信给巴金的时候，才17岁，当时看过巴金的《家》，非常欣赏其中的进步青年觉慧，她说要像觉慧一样走出家里这个“金丝笼”。
觉慧对封建家族的叛逆像是一声嘹亮的鸣叫，直抵杨苡心头。让她有了许多共鸣，她也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族，这样的家族以它特有的仪式和特征，予人一种难以拨开的压抑感。
杨苡的母亲是姨太太出身，她管亲生母亲叫“母亲”，管父亲的正室叫娘。在她的《一百年，许多事》里，对娘有很多的描述。
娘是小脚，有一个脚趾裹到了脚底下，上下楼梯都要人抬着，每天都会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慢条斯理地穿衣、洗漱、弄裹脚布。
杨苡说，裹脚布很长，不但要一层层地裹，还要撒上粉，防出汗。
娘起床之后就吃午饭，吃完午饭之后，就和一群姨太太们一直打麻将，打到晚上12点，足不出户，哪儿也不去。日复一日，无不如此。过去旧时代的一切似乎借着娘的身体，一个一个地展现在了年幼的杨苡面前。
精致、重复、死气沉沉。
娘生过8个孩子，只活了两个，后来二女儿（杨苡称她为“二姐”）染上了肺病，久治不愈，娘请来一个神棍，那神棍当着二姐的面，划开了一只黑色公鸡的脖子，让带血的公鸡扑腾到二姐床前。
当时的场景，杨苡回忆：“二姐躺在那里，满脸死灰，挂着两行泪，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惊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不久后，二姐还是死了，那日杨苡听到前院传来了娘凄厉的哭声，一个大红锦缎做的棺木，在众人的吆喝下被抬进了大门，宣示着大院里又死了一个人。
在大家族里，能见到的类似的事情多。
大家族的规则也多。
很小的时候，母亲（亲娘）就告诉杨苡吃饭的规则，吃菜只能夹自己眼前的菜，吃鸡得等哥哥姐姐吃完才能吃，下人、佣人给的东西无论如何不能吃，吃了是要挨骂的。
杨苡这样出身大家族的人，家庭的管束比平常人家更严，这种管束在1935年终于让杨苡觉得自己的家像个牢笼。
那一年，反对日本的一二九运动爆发，许多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游行、呐喊、办营火晚会、唱救亡歌曲，一切热烈如火，可此时，杨苡却被母亲要求必须待在家里，绝对不许出门。
她的境遇和当时能够上街的闺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闺蜜能够自由活动令杨苡异常羡慕。但没有办法，母亲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杨苡开始了和文学偶像巴金的第一次通信，她宣泄自己的苦闷，并坦言向往如同觉慧那样的生活，走出禁锢自我的金丝牢笼。
那个时候的杨苡，有几分像现实版的娜拉，关于“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我们同样可以从杨苡后来的经历中得到答案。
不久后，杨苡赴昆明入读西南联大外语系，正式走出了“金丝牢笼”。
此后，她才明白外头的世界绝对不是原来设想的那般美好。
抗战中的杨苡
高中毕业后，杨苡入读西南联大，在云南这样的山明水秀之地，她嗅到了自己期望的自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后来巴金的夫人萧珊，一到晚上，她和另外两个女生就开始写信。
各种自由、浪漫和八卦，洋溢在友人之间。这段时间被杨苡称为青春时相当愉快的岁月，但是很快，这种愉快就被打破了。
日本人的轰炸机来了。九二八轰炸那天，杨苡回忆，一颗颗炸弹落下，地动山摇，天上传来刺耳的响声，好像在做梦，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昆明一带被炸得一塌糊涂。
后来杨苡认识的一位前辈，被日本人逮捕，之后惨遭杀害。
炸弹的轰鸣声以及身边人的遭遇，应该说惊醒了杨苡，也惊醒了很多和杨苡相似的年轻人。旧式大家族虽然禁锢人捆绑人，但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代价常常是难以承受的。
歌谣可以唱得极响亮，理想可以喊得极大声，但当枪炮声在耳边响起的时候，那种巨大的恐惧是切切实实的。一个人在炮火中化为灰烬，只是眨眼之间而已，理想很美好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且日本人来了之后，过去的一切已被击碎，回去，已不可能，继续往前走就是唯一的选项。
随后，时代的压力继续逼近杨苡。
日本人开进天津租界之后，被杨苡视若珍宝的十多封与巴金先生的信被母亲扔进了火炉，化为了灰烬。8年时间杨苡搬家十余次，日本人造成的阴翳始终盘旋于头顶。
有一回日本人轰炸波及到了杨苡住的房子，房顶直接被震掉了下来，家具全部被震坏，热水瓶也翻倒在了地上，杨苡无奈搬离了那个住所。
从大家族千金，到“流亡的天津学生”，离开金丝牢笼后，竟是无处可归。
这样的境况，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
一记耳光
60年代特殊时期来临时，《呼啸山庄》因为“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与《红与黑》（这本书的第一个译本就是杨苡的先生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起受到批判。
调查的人跟杨苡说，三本书，有两本是出在你家里。
自此，杨苡的命运可想而知。她被批“靠边站”，频频需要做检讨，6年时间，杨苡形容“受尽了诬蔑与侮辱”。与此同时，她所景仰的巴金也受到了不公待遇，出版的书被批为“邪书”。当时的杨苡手头还保存着一批与巴金来往的信件，因为日寇和流离昆明的缘故，只剩下23封。
当时杨苡烧掉了很多信件、照片以及两本纪念册，但巴金的信件却不舍丢弃，因为当时杨苡与巴金的关系已经类同兄妹，巴金又是杨苡的灯塔，巴金的夫人萧珊更是共度青春的好友。
所以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杨苡意欲保存下来，因为担心被抄家，杨苡就将信存在了友人那里。后来由于不肯交代与巴金的关系，杨苡结结实实挨了一个巴掌。
那一刻杨苡说，我痛彻地清醒地感到我本不该如此胆怯得听任家人烧毁了那么多珍贵的信件、照片和记录着那么多青少年时代美好记忆的两本纪念册，到末了我仍然躲不过这场羞辱。
那段日子，杨苡惦念巴金，也惦念萧珊。后来，她知道萧珊因为延误治疗去世了，消息传到杨苡这里，已过去一段时间了。
后来在《青春回忆》里她这么写道，我所有的老朋友几乎一下子全消失了，每个人都在洗涤灵魂，也许就此化为灰烬。
老友们会化为灰烬，但那一个巴掌、那一段岁月，却永远不会。
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在封建家族的遭遇可以归于家族的“旧式”，求学时的流离颠沛可以归于日本人的野蛮，但这场遭遇，却似乎没有明确缘由就重重地扣在了身上，无处可逃。这样的“没有缘由”使得这场遭遇的悲剧色彩愈发浓郁。
后来在压力下，杨苡还是把这23封信上交给了有关人员，在上交之前，她小心翼翼地抽出了几封对巴金不利的信件，并特地嘱咐有关人员，这批信件有重要作用务必好好保管。
直到1972年，杨苡终于得以脱身，23封信件也被全部归还，这些信件后来集结成了《雪泥集》。
1980年，杨苡退休，同年，她的《呼啸山庄》再度出版。
晚年的杨苡，生活得相当平静，据说她很少社交，偏爱在家里给老友写信，如果老友过世，她就会把老友跟她的信件寄给他的子女。
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麦片，一勺蜂乳和一杯浓可可，每逢有访客到来，必郑重梳妆，并留对方喝下午茶，出门前一定要洗脸、画眉。
这样的习惯一直坚持到2023年1月27日，她以百岁高龄辞世。
2月11日，杨苡遗嘱公开，她将自己位于鼓楼二条巷53号的一套面积74.8㎡的个人房产无偿遗赠给南京市作协，并指定南京市公证处作为遗嘱执行人。
据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