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数学研究五十多年了。在我看来，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是通过有系统、有逻辑的方法，找出大自然的真理，与实验科学相辅相成。通过实验科学，我们可以发现真理的走向，但仅靠实验科学，我们无法探索出真理。真理必须要经过逻辑的方法，有次序的证明，才能被发现——这是数学家的工作。
邂逅卡拉比猜想
1969年，我人生首次搭乘飞机，口袋里装着不到100美元，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我一生研究学问的开始。刚到伯克利，我一心渴望竭尽所能吸纳数学知识，在图书馆花了不少时间读数学书，如饥似渴地学习代数拓扑、微分几何、微分方程、群论，还旁听了一些其他课程，如广义相对论。对参加各类讨论班，我也有兴趣，包括偏微分方程、数论、复几何和代数几何、调和分析、遍历理论。任何学科，只要跟我的研究有一点点关系，我都去涉猎。养成这个习惯，对于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UCB图书馆，我邂逅了卡拉比猜想，心弦一下子响起共鸣。卡拉比猜想与众不同，联通着几何学的某一区域，深入而宽广。然而，我知道研究拉比猜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持之以恒。在起初3年，我一直试图找到反例，证明该猜想是错的。就在众人以为我真的推翻了这个猜想时，卡拉比的一封信如暮鼓晨钟，把我惊醒了。我很快做了180度的转变，倾注心力去证明卡拉比说的没错。我又花了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对卡拉比猜想的证明。这不仅是几何分析的第一场重要胜利，而且解决了一些代数几何的重要问题，后来还对弦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9年，我与我的学生孙理察用几何分析解决了困扰物理学家50多年的一个问题——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我们证明了物质结构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框架下是稳定的。这是数学、物理与几何结合的经典例子，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影响。
我与朋友、学生一起，进一步将几何与分析融合，与现代其他学科联络，为几何分析学科的完善和现代化作了不少贡献。这个学科发展至今，仍然很有威力，足见其深度。我很荣幸见证了一个学科的成长。二十世纪，几何在很多学科中有重要的作用。我的研究就是以几何为核心，拓展至微分方程、代数几何、拓扑学、数学物理，理论物理的广义相对论、高能物理的弦论，及应用数学中使用共形理论、最优传输解决图像处理的问题等。
父亲的言传身教
我的父亲学问很好，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先后教授过中国上古史纲目、中国近代史、经济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等。困苦之中，他始终最感兴趣的是学问，并不抱着什么功利的目的。这一直让我敬佩有加，引以为傲！
从差不多十岁开始，我就见父亲埋头著书并时常与学生在家中交流。当时我还小，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交流研讨的内容很丰富，包括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的比较等，这些话题于我而言虽然比较难懂，但开始激发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培养了我的抽象思维能力。父亲对诗词颇有造诣，经常为我讲解相关知识，要求我努力背诵其中的名篇。小时候免不了贪玩、偷懒，但我还是认真学习、背诵了一点。
11岁那年，我按照父亲的要求，开始读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新原人》，翻阅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先生的著作。当时的感觉是，他们的作品很深奥，大部分看不懂。14岁那年，父亲不幸辞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和收入来源，我们兄弟姐妹与母亲相依为命，家境十分艰苦，一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那样的困苦环境中，我有时自然而然地背诵起父亲教过的诗词。我开始广泛阅读父亲的藏书，努力走进他的文学和哲学世界，回顾从他那里获得的谆谆教诲，思考、探索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路。就这样经年累月，我不仅培养了哲学、国学素养，而且变得更加自信、成熟。
父亲有浓郁的家国情怀，生前常常教导吾辈，作为中国人，有机会要为国家多做点事。我一直铭记于心并倾力而为。作为华人科学家，我40多年来矢志不渝推进中国科学尤其是数学迈向世界前沿。为此，我充分利用自己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汇聚国际高端学术资源，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先后成立了8个研究所。
父亲有崇高的学术追求，写了大量学术手稿，但英年早逝，生前没有条件付梓出版，直到20年前，我才有机会找人帮忙辑录。我反复研读书稿，对父亲感佩不已！最近，我终于把父亲关于中西方哲学的思考整理完毕并出版，这就是《丘镇英先生哲学史讲稿》，以此作为对父亲的纪念。
追寻大自然的奥秘
父亲虽非数学家，但我能成为数学家，现在又专注数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影响。自我童年开始，父亲就经常教诲我，追求并发现大自然蕴藏的真和美。这让我从小就在内心深处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之后不知疲倦地研究探索并走上数学教育之路。
2021年，我在清华大学牵头成立了求真书院，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者。我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我希望数学学科能在中国更好地建立起来，培养一批对学问有纯粹看法的年轻人并希望他们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求真书院的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我父亲撰写的一幅对联，我稍作修改而成。“寻天人乐处”是要在追寻大自然奥秘的过程中，找到其中最有意义、最有乐趣之处。所谓“拓万古心胸”，是说要心胸广大，容纳万物，做学问不能只为了高考、为了拿奖、为了做院士，而是要追求在科学史上留下重要的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
求真书院目前有200多名学生，是我们从全国各地找到的最优秀的孩子。八年制“通才”培养方案，是让他们不受外界干扰，沿着数学研究的道路走下去。在求真书院，学生们一方面接受数学、物理学基础知识的严格训练；另一方面要学习数学史、科学史、文学等通识课程，养成对科学、数学的宏观看法，拥有深厚的人文修养。
瞄准一流的学问
为了成立求真书院，我们准备了十多个年头，这其中包括为书院聘请世界一流的大师。我请来了菲尔兹奖得主考切尔·比尔卡尔、数学物理大师尼古拉·莱舍提金等。与大师在一起，学生逐渐会被他们的学风所感染。看着一位重要的、有学问的大师，不断思考、构造、尝试、前进、失败，学生的体会完全不一样。我在读数学史、科学史时，看到很多伟大的数学家都是由大师教导而成长的，比如，20世纪初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希尔伯特就培养了赫尔曼·外尔这样的大学者。
当年，我随父亲一起去见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虽然不懂他们探讨的内容，但受到那种气氛的熏陶。父亲的看法很宏大，与学生谈儒家哲学、西方哲学等，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感觉思考的过程很奇妙。父亲喜欢斯宾诺莎、康德的哲学，当时我念小学，对这些人名并不熟悉，只留下一些印象，但对我后来的学习帮助很大，以后翻看哲学书时，我就知道哪些是大家，哪些是重点。父亲也会批评、比较一些哲学思想，让我明白了做学问不能迷信权威，必须培养自己的批判思维能力。
培养一批一流的数学家是我的专长和梦想。我在努力办好求真书院的同时，还在各地中学培养初中生，让孩子们可以早一点发挥所长。让十三四岁的学生开始接触深厚的数学文化，学习一流的学问，不是揠苗助长，也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涵养数学文化。求真书院每年招收100个学生，过了五六年以后，就有几百名学生。如果他们将来能够成为基础科学领军人才，那么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走向将因他们而改变。这并非主观臆测，而是基于现实得出的结论。以美国为例，最重要的数学家也就一两百位。美国能不断实现基础科学的突破，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拥有的这一两百位全球顶尖的数学家。
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不累积到一定程度，伟大的、基础的学问不会绽放出来。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从基础做起、从点滴做起，让数学文化的种子在一批优秀的中国学子心中生根发芽。我如今带着求真书院的学生到各地举办数学史讲座。这样一点点做，中国的数学文化能够慢慢建立起来。
我希望国家和社会能够接受这样培养本土领军人才的思路，让我们能够走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路！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