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历代宋朝皇帝均采取崇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国策，致使边疆武备松弛，军队战斗力低下，常常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和威胁，加之冗兵、冗费和冗官等问题，形成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然而在思想文化上，北宋却是华夏帝国时代的辉煌时期，出现了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诸多思想家，诞生了体系完备、哲理深邃的理学，文人画兴起，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将中国传统书法推向了新的高度，曾推动西欧社会由封建时期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也均在这一时期成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慈溪地域以北宋初年县令李昭文创建慈溪县学为契机，经过林肇、杜醇和杨适等文人士大夫的努力，以及王安石知鄞县的影响，学风日渐浓郁，文风开始昌盛，学术成就斐然，成为慈溪地域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归入两宋版图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改元建隆，建立北宋王朝，赵匡胤即宋太祖。吴越王钱弘俶遵循开国君主钱镠遗训，奉北宋王朝为正朔，倾国之所有以事贡献。《宝庆四明志》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改望海军为奉国军，授钱亿节度使，持节明州。”
吴越国疆域内的慈溪地域遂在名义上归属了北宋王朝。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采用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方针，先后消灭南平（荆南）、后蜀、南汉三国，开宝七年（974年），北宋军队进攻南唐，吴越王钱弘俶拒绝南唐后主李煜的支援，南唐于次年被宋军攻灭。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归降北宋，南方割据政权中仅剩疆域包括慈溪地域的吴越国。
吴越王钱弘俶审时度势，决定“重民轻土”，纳土归宋。他取消吴越王尊位，祭别钱镠陵庙，奉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版籍归降北宋。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不仅开华夏和平统一之先河，也使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吴越故地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正如苏轼所言：“其民（指包括慈溪地域先民在内的吴越国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慈溪地域从此正式归入宋朝版图。
北宋初年沿袭唐朝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道、州、县（军）三级，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宋）太宗平诸国后，因唐之旧置13道，慈溪县隶属江南东道明州奉国军。”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各路设地位平等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四监司”。路、州、县官员均由中央官兼摄，“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加强中央集权。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宋仁宗分天下为十八路，元丰年间（1080年—1082年），宋神宗又分为二十三路。其中两浙路辖杭州、苏州、润州、常州、秀州、湖州、睦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处州、衢州、婺州等十四州。明州下辖鄞、慈溪、奉化、象山、翁山、定海等六县，越州下辖会稽、山阴、嵊县、诸暨、余姚、上虞、萧山、新昌等八县。
显然，慈溪地域在北宋时期隶属两浙路管辖下的明州和越州。
县是两宋时期最基本的行政机构，下设基层组织乡、里。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慈溪县分设四十乡。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改设五乡，下辖十二里和十村。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德门乡在县东，辖清水里、黄山里、鄞水村、雁门村。西屿乡在县东南，辖上午里、石剌里、安仁里、飞凫村、德星村。金川乡在县西，辖云山里、太平里、大川里、求贤里、太平村、招义村、千金村。石台乡在县南，辖望江里、孝顺里、句余村、光德村。鸣鹤乡在县西北，辖小山里、西村。”1954年以后归属慈溪县的镇海北部，在两宋时期属定海县灵绪乡，包括伏龙村、筋竹村和东墟埠村。1954年以后归属慈溪县的余姚北部，在两宋时期设七乡，即上林乡、梅川乡、云柯乡、孝义乡、开元乡、东山乡和兰风乡。
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军队攻入北宋都城开封，俘获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归，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慈溪地域归属南宋。
南宋初建时，金军时常南侵，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率臣僚南逃至慈溪地域所在的越州和明州，经定海漂泊海上，旋即逃到温州。慈溪民间流传着许多和宋高宗有关的传说：宋高宗南逃至慈溪横河，御马累死，后人把高宗埋葬死马的地方称为“埋马村”。失去御马的宋高宗躲进旁边的一座古庙，恍惚间骑着庙内的白龙马，游到了河对岸，安全脱险。这就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宋高宗为表彰白龙马救主之功，重修庙宇再塑白马，封为“猛马庙”。
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迁都临安（杭州），南宋政局逐渐稳定。就在这一年，南宋朝廷分两浙路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慈溪隶属两浙东路明州。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次年改元庆元。宋宁宗曾任明州观察使，故以明州为潜邸，遂以年号为名，升明州为庆元府，慈溪县遂隶属两浙东路庆元府。
两宋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历史教训，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对军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两宋军事指挥系统由枢密院、三衙和兵部组成。正规军禁军由枢密院调动，由三衙统领，直接对皇帝负责。隶属尚书省的兵部掌管诸如民兵、土军、蕃军等为了边防安全和治安稳定建立的准军事化部队。在慈溪地域驻扎的宋朝军队主要是土军，也有少量禁军。此外，慈溪县设有县尉，管理地方治安，又设巡检，掌捕事，诘奸宄。
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唐开元建县以后，推行募兵制。宋于现境设鸣鹤、向头、三山、眉山等海防军寨，共驻土军约四百名，均系就地招募。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出于北濒杭州湾的慈溪地域为海防要地的考量，在鸣鹤乡白马岙口建鸣鹤寨，驻土军九十名。
南宋初建时的建炎年间（1127年—1130年），战事频仍，社稷不安，金朝继续大举进攻，逼得宋高宗乘船出海避难。为了加强军事防备，南宋朝廷在姚北上林乡、云柯乡建立三山寨及眉山寨，分别驻土军一百名和两百名。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合灭金并乘机出兵河南，但遭到蒙古军队的伏击而全线败退，蒙古由此开始了进攻南宋的战争。为了抵御蒙古军队，进一步控制海道并加强对京师临安的防卫，南宋朝廷于宝祐六年（1258年）在鸣鹤乡海口向头山下组建水军、土军两寨。水军寨属禁军，由明州水军分拨一百五十人戍守。土军寨属地方乡兵，由鸣鹤土军移屯。
二、慈溪县学的兴起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时期是华夏帝国时代的鼎峰时期，不仅超越了秦汉隋唐，也为元明清所不及。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两宋时期的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科技、艺术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成就斐然。两宋文化昌明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高度发达的教育则为较重要的因素。从皇帝到州县官吏都十分重视学校教育，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塾的学校教育体系，“学校之设遍天下”。
慈溪县学应运而生。《宝庆四明志》记载：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慈溪县令李昭文在县治（今慈城）创建县学。李昭文，福建莆田人，生卒年不详，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有《李推官诗集》传世。所谓县学，就是供生员读书的学校，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准入县学读书，以备参加高一级的考试。
慈溪县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北宋时期的基本国策、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以及一次次的兴学运动相关联。
北宋开国之初是宋代县学的初创时期。北宋代后周而立，中央朝廷的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新政权，无暇顾及教育，而且多年战乱后经济萧条，朝廷也没有财力来兴办各级学校。北宋初年社会风气因袭晚唐五代的尚武精神，世人鄙视文人学子，士大夫子弟是以入国子学为耻，更何况县学。直至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诏天下诸郡咸修先圣之庙”，许多县开始应诏建学，以至于南宋之人竟以为“国初未有学，天下惟四书院”。而慈溪县令李昭文，却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在慈溪县署西四十步创建县学，真可谓“有贤守令，学校必兴”。此时距北宋开国仅仅二十多年，当时在整个北宋境内的县学数量可谓寥寥，而且大部分是北宋政权所承袭的原五代南方诸国的县学。
因此，慈溪县令李昭文创建县学不仅开了慈溪地域县学之先河，亦可谓两宋县学之滥觞。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是北宋县学的勃兴时期。
北宋经过宋太祖、宋太宗和宋真宗三朝，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土地大量兼并以及辽和西夏威胁边疆的局面，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主张整顿吏治、限制冗官、节省钱财，欧阳修等纷纷响应，宋仁宗采纳了他们的谏议，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下诏：“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到官僚体系之中，加强北宋王朝的统治力量。虽然“庆历新政”仅仅维持了一年多，就在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下失败了，但由此而掀起的兴学运动促进了县学的迅速发展，到仁宗末年北宋境内已建县学近一百五十所，“州郡不置学者鲜矣”。
据慈溪县志记载，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慈溪知县林肇徙建县学于县署东南一里，聘请慈溪县大隐（今属余姚）人杜醇为师。而慈溪地域的文风蔚然、学风兴盛正是由林肇、杜醇开始。正如王安石所言：“（慈溪）以小邑得贤令（指林肇），又得宜为人师者（指杜醇）为之师，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进美茂易成之材，虽拘于法，限于势，不得尽如古之所为，吾固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
林肇，字公权，湖州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庆历三年（1043年），林肇出任慈溪知县。庆历贡举新法规定各县“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慈溪县因为达不到规定人数，故而“慈溪之士，不得有学”。宋初慈溪县令李昭文所建的县学此时几近停办，慈溪孔庙也因年久失修而荒废。前任慈溪知县刘在中曾向明州申报，发动乡民集资修缮孔庙，但还没有动工他就调任他县，工程搁置了三年多。林肇到任后，感叹道：“古之所以为学者吾不得而见，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虽然，吾之人民于此，不可以无教。”随即用所集资金在县署东南一里修建孔庙，在孔庙四周附建县学，召集县中子弟，聘请县中饱学之士杜醇等为师，慈溪县学得以复兴。鄞县知县王安石为此事撰写《慈溪县学记》，纪录林肇迁建慈溪县学的过程，并称赞道：“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无变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实，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为，其几于此矣。”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林肇以尚书省工员外郎官衔出任吴江知县，在吴淞江畔建鲈乡亭，赋诗云：“脍鲈珍味是吴乡，丞相曾过赋短章。新作水斋堪寓目，旧停桂棹有余光。
满前野景烟波阔，自后秋风意气长。莫待东曹归忆此，分悭居在碧州旁。”有如此才华横溢的文人曾任慈溪知县，实在是慈溪地域文化发展史上的幸事。
杜醇（生卒年未详），字石台，慈溪大隐（今属余姚）人。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杜醇）学问道德为人敬重，但不求人知，隐居乡里，耕桑钓牧，以养其亲。”他曾作《过董孝君祠》以明心迹，诗云：“湖环阚麓任清涟，古庙尘埋自汉传。剑吐寒芒愤已雪，碑刊轶事墨犹鲜。芳名百世留青史，至行千年启后贤。爵禄可辞甘海曲，富春耕钓与骈肩。”庆历八年（1048年），鄞县知县王安石和慈溪知县林肇先后致书延聘杜醇，遂就教两县县学，“二邑（慈溪、鄞县）学风，自（杜）醇始盛。”。
杜醇与王致、王说、楼郁以及另一位慈溪贤士杨适，被世人合称为“四明庆历五先生”。
杨适，字安道，慈溪大隐（今属余姚）人，据《浙江通志》记载：（杨适）为人淳厚忠介，议论持平，行义闻名乡里，自署慈川逸民。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和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明州和钱塘地方官举荐他出仕朝廷，均不就。杨适无意仕途，与楼郁、杜醇、王致、王说讲经说史，传授学问，开慈溪地域讲学风气，学者尊为宗主。杨适享年七十六，地方官特命称为“大隐先生”。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以太常博士管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的大学者张峋为文表之。
故而，北宋时期慈溪地域的文风始盛除了林肇和杜醇外，杨适亦是功不可没。
北宋时期的慈溪县学规模如何？
笔者遍阅相关史籍，不见记载。北宋县学的规模没有定制，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实力以及构筑的房舍多少。慈溪地域所在的两浙路在北宋境域内经济较为发达，学生数量也较多，县学普及程度高于其他各路，据统计，两浙路的县学普及率达98.8%，而荆湖北路仅为51.8%，成都府路为48.3%，由此推算，县学规模也应当大于其他各路。宋人张方平《乐全集》记载湖州州学：“论堂邃如也，书阁屹如也，皆相次东西。序分十八斋，治业者群居焉。入门而右为学官之署入门而左有斋宿之馆。又为牢道，距闽挟阁，构二亭，凡溪山之胜眺望悉会。危圃有次，磨藏备设。”规模可见一斑。一般而言，州学大于县学，那么慈溪县学的规模自当小于湖州州学而又略大于其他各路县学。
王安石《慈溪县学记》记载：“（林肇）即因民钱，作孔子庙，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为学舍，讲堂其中。”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北宋雍熙元年（984年），县令李昭文于县治（今慈城镇）建县学，在县署西40步；庆历八年（1048年）徙建于县署东南1里；历宋、元、明、清各代，重建、修建、扩建54次。规模宏敞，至今还是浙东唯一保存完整的学宫。鄞县令王安石撰有《慈溪县建学记》。元时学额，定府官子弟2人，民间子弟30人。明、清两朝学额，计廪膳生20名、增广生20名，附学生则无常额。县学内设教谕1人，训导1—2人。”我们可以根据慈城孔庙窥见当年慈溪县学的办学规模。慈溪县孔庙自林肇徙建后，屡毁屡建，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南侵焚毁孔庙，淳熙四年（1177年）复建，清朝同治十一年（1862年）太平军焚毁孔庙明伦堂，翌年重建，遂形成今天的规模。慈城孔庙建筑面积三千八百平方米，共有殿、堂、祠、阁以及斋庑屋宇一百三十七间，主要建筑有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梯云亭、魁星阁、文昌祠、崇圣祠、教谕署、尊经阁、训导署、广文祠等。徜徉慈城孔庙之中，我们似乎隐约听见北宋时期慈溪县学里莘莘学子的朗朗读书声。
北宋时期慈溪地域县学兴建、文风始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济因素：慈溪地域地处江南，土壤肥沃，水利发达，自然条件优越，除元灭南宋战争外没有大的战乱波及，相对安定，农业、制盐业、造船业和制瓷业取得长足发展，富裕起来的慈溪地域士绅百姓纷纷投资教育，“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文教政策：北宋王朝推行“右文政策”，优待文人，抬高科举地位和扩大取士名额以鼓励学子，大大刺激了县学的发展。同时北宋皇帝多次掀起兴学运动，要求地方官员以劝学为重，大振文风，慈溪县学正是在“庆历新政”期间出现的兴学运动中得以迁址复建。
重教风气：慈溪地域自古文化昌明。自商周秦汉以来，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和中原汉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交汇融合，形成了极具地域色彩的慈溪地域文化。隋唐开科举重考试，崇儒好学的社会风气在慈溪地域逐渐形成，而两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兴文教，抑武事”，致使“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尤其县令李昭文创建县学之后，慈溪地域好学之风亦由此开始日渐繁盛。
印刷业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就有雕版印刷，至北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印刷业已经十分发达。王朝的各级官署和私家刻书作坊，甚至家塾、寺院、道观普遍经营刻书印刷，形成了庞大的印刷网络。专业印刷书籍的书坊、书肆、书籍铺、经籍铺等遍布东京、四川、福建，尤其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两浙路。印刷业的发展加速了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教育。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之后，中央朝廷经常赐书给地方州县，各县令也从书商处为县学购置书籍。发达的印刷业为北宋时期慈溪县学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王安石与慈溪地域
北宋时期慈溪地域的发展与王安石出任鄞县知县有很大的关系。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因主持熙宁变法而名垂青史，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被封为荆国公。王安石自幼聪颖，文采出众，高深奇丽，有移风易俗之志，曾得到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参加壬午科殿试，本为第一名，因考官见其考卷中有犯忌之言语而列为第四名。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放弃通过京试进入馆阁的机会，出任鄞县知县。他在知鄞县的四年间（1047年—1050年），兴修水利、倡导文教，直接影响相邻的慈溪地域。“特别是邻县越州余姚、明州慈溪，王安石与这两县知县过从甚密，相与讨论天下事，谋划地方发展大计。而余姚、慈溪两县经济、人文的发展与鄞县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庆历时大兴水利，兴办学校，之后经济逐步发展，人文逐渐昌盛。”（岑华潮：《王安石治鄞方略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王安石知鄞县时的余姚知县是庆历七年（1047年）“自云柯达于上林为堤二万八千尺”的谢景初，而慈溪知县则是林肇。三人几乎同时任职于两浙路的三县，他们不仅在文学上都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在行政理念上也有着同样的志向，都十分重视扩办地方学校，以文教之兴盛滋养淳朴的乡土风尚，“固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风俗，虽然，必久而后至于善。”
谢景初在余姚“治学校以教养县人子弟”，余姚学宫由“邑令谢景初建之”，林肇在慈溪徙建县学于县署旁。两人的兴学举措使慈溪地域学风蔚然、文教昌盛，我们可以从两宋时期余姚县和慈溪县学子在科举中的表现可见一斑。北宋科举基本沿袭隋唐，实行州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度，设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常科中的进士科最受重视，“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进士分为三等，即进士及第、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每次录取两三百人，南宋时期由皇帝宣布进士名次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余姚县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皇佑元年（1049年）一人为进士，至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人成为进士，南宋时期有一百十三人成为进士，并出现状元。慈溪县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林肇徙建县学前三人为进士，庆历七年（1047年）至北宋结束有二十人成为进士，南宋时期有一百三十二人成为进士，并出现状元。
慈溪地域濒临大海，区域内河网纵横，兴修水利对于慈溪地域农业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安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王安石历来重视兴修水利，在任鄞县知县期间把“治水”列为治鄞的“重中之重”，起堤堰，决陂塘，浚筑湖堤，使鄞县老百姓虽旱涝而无忧。他对余姚知县谢景初率民修筑大古塘大加赞赏，撰写《海堤记》云：“其仁民之心，效见于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犹自以为未也，又思有以告后之人，令嗣续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长虑，却顾图民之灾，如此其至，其不可以无传。而后之君子考其传，得其所以为，其亦不可以无思。”
北宋中后期慈溪县的水利修建，主要有两次。
其一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慈溪县令游烈和县尉成立率领民工疏浚花屿湖：“邑有花屿湖，闭泄不时，一至岁旱则濒湖之田不免焦病农，民为之重困。复有贪饕者往会郡邑之士，交章叠状，射湖为田，民约以死拒，立为之高堤，防谨约束，以时省视，溉沃民产靡有缺。复具条其事，勒石记之，以为久长之利。”（光绪《慈溪县志》）
其二为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徽州人汪汲任慈溪知县，他发现县境内德门乡河由于种种原因阻塞了数十年，河岸两边的田地因得不到及时浇灌而成为废田，百姓生活困苦。汪汲遂筹措资金，亲率民工清淤疏导，“溉废田数千顷”。百姓感念其功德，“歌且祀之”，供奉汪汲塑像于生祠（光绪《慈溪县志》）。
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王安石、谢景初有着某种联系，正如著名学者岑华潮在《王安石治鄞方略及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北宋中后期慈溪县的水利修建，“不能说与邻县鄞县、余姚大兴水利没有关系。”
王安石与慈溪地域文人的交往先有杜醇，后有舒亶。
王安石知鄞县时曾两次致书慈溪名儒杜醇，请他到鄞县县学执教。元朝延祐《四明志》对这件事作了详细的记录：庆历年间，鄞县始建县学，知县王安石致书杜醇任教县学：“天之有斯道，固将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余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安石与有闻焉。”杜醇引用孟子和柳宗元之言推辞了。王安石再次致书曰：“孟子谓好为人师者，谓无诸中而为有之者，岂先生谓哉！彼宗元恶知道！韩退之毋为师，其孰能为师？天下士将恶乎师哉？”于是，杜醇接受了王安石的邀请就教于鄞县县学。后来慈溪知县林肇徙建县学，也请杜醇为师，“亦固辞”。王安石替林肇写了一篇《师说》以勉之，杜醇遂任教鄞县和慈溪两县县学。故而《四明志》赞叹道：“二邑文风之盛，自先生始。”
延祐《四明志》的说法得到了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和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的认同，近年来许多学者却对此提出了异议。譬如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刘成国认为：第二篇《入县学书》与替林肇写的《师说》是同一篇文章，“盖因所论乃儒家师道，发挥韩愈《师说》之旨。”（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刘岩在《王安石延请杜醇再探析》一文中认为，杜醇任教的更可能是慈溪县学，第一篇《入县学书》可能为林肇所写，而第二篇《入县学书》可能就是王安石亡佚的《师说》。笔者以为各家均有学理和史料的支持，在没有找到明确的史料佐证之前，可谓莫衷一是。拙文实录各家观点，以备方家进一步考据研究。
慈溪地域名士舒亶和王安石的交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舒亶（1041年—1103年），字信道，号懒堂，慈溪（今余姚市大隐镇舒夹岙村）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试礼部第一。舒亶首任临海县尉，“民使酒詈逐后母，至（舒）亶前，命执之，不服，即自起斩之，投劾去。”此时已经离开鄞县在京任职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大为惊讶。《萍洲可谈》记载：“（舒亶）壮貌甚伟，博学有口辩，王荆公（王安石）一见大喜，荐对称旨，骤擢，未几至御史中丞。”显然，王安石与舒亶首次见面后就有意提拔，使之成为自己变革政治的得力助手。舒亶复起后担任审官西院主簿，不久受朝廷派遣出使西夏，协商划定北宋和西夏的边境疆界，回朝后被宋神宗提升为奉礼郎，直接参与王安石主持的变革运动。舒亶以雷厉风行的行政作风，坚决回击旧党对熙宁新法的进攻，成为王安石变法新党的骨干成员。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辞去宰相，隐居江宁，此后的变法由宋神宗亲自主导，反对变法的苏轼成为包括舒亶在内的新党抨击的主要目标，终于酿成“乌台诗案”。元丰六年（1083年），舒亶因为小错被宋神宗诏命革职查办，逐出京城。《宋史》记载：“（舒亶）虽坐微罪废斥，然远近称快。”回到家乡后的舒亶徜徉山水间赋诗度日，全祖望曾感叹：“凡吾乡之胜地，率以中丞（舒亶）诗著，而湖上尤为总持。此予之拳拳不已也。”譬如《游五磊寺》云：“五磊峰高笔插天，长松合抱几千年。尘氛洒落非人世，风露清明近月边。枕上数声敲夜磬，山前百亩起春田。我来欲步苍苔色，不著篮舆两两肩。”
1992年版《慈溪县志》记载了舒亶最后的结局：“（宋徽宗）崇宁初，知南康军。由直龙图阁进待制。卒，赠翰林直学士。”
舒亶有怒斩顽徒的胆魄，有文采飞扬的才华，但也有在“乌台诗案”中构陷苏轼的劣迹，成为慈溪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名人。时至今日，文化学者们依然各持一词，评说纷纭。譬如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认为：舒亶是“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还揭发了曾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是一个人格有亏的小人。而戴松岳却在《情不容邪说舒亶》一文中却认为：舒亶以浙东文人特有的不随权贵、不徇私情的执拗将他认定的事做好，在人格上是正人君子。
总而言之，慈溪地域自归入北宋版图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崇儒好学之风逐渐兴盛，文化教育得以跻身中央王朝域内各县之前茅，为南宋时期程朱理学和陆氏心学在慈溪地域的广泛传播，以及慈溪地域文化在华夏帝国时代的又一次转型，创造了必要的文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