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你说《喧哗与骚动》是福克纳花心血最多的小说，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一部作品。读这部书是有难度的。你写有一篇长长的《译序》，一个一个地为我们分析人物，在艺术表现方面，你介绍说，福克纳使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法”。印象最深的是多角度的叙述方法，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又用“全能角度”，以黑人女佣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福克纳常对人说，他把这个故事写了五遍，而这五个部分，像五片颜色、大小不同的玻璃，杂沓地放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由单色与复色拼成的绚烂的图案。
我是在2020年国庆假期读这本书的。今天，我又把这本书翻出来，里面画满了杠杠，写满了字。
最初知道李文俊先生的名字，是因为他的一篇追思袁可嘉先生的文章，那是2009年，可嘉先生逝世一周年。文章开头说：“诗人袁可嘉其实并没有真的死灭，他的作品与磊落的一生都活在人们的心中，而他自己呢，仅仅是在凭窗眺望海景。”
这篇怀念文章的题目是《不沉的绿叶》。文章说：“这一回，作为肉身的袁可嘉，这片一次次在多次运动中被打翻又泛起的绿叶，这九叶诗派中的一叶，终于沉落到海底，去与美丽的明珠、珊瑚和满载宝藏的沉船，为伍作伴了。”李文俊对可嘉先生怀着深挚的情感，他说：“我总觉得他的一生有点像是漂浮在海面上的一片绿叶。潮起潮落，浪奔浪涌，一次次地将他打翻，甚至几乎要把他撕碎。但他总是一次次地翻过身来，为太阳和月亮反照出自己的那一片光芒，哪怕是有些暗淡、不无诡异的光芒。”
李文俊与袁可嘉相识于二十世纪50年代。1952年，李文俊在北京西单大磨盘院一个训练班学习，中宣部“毛选英译室”就在院门正对面，从北大英语系调去的袁可嘉先生当时就在那里工作。后来，李文俊进了《译文》编辑部，袁先生也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李文俊请袁先生翻译美国黑人女诗人米列的诗歌，发表在《译文》上，还有布莱克与彭斯的诗歌，以及以老舍名义发表的纪念马克·吐温的文章。再后来，《译文》改名《世界文学》，划归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学研究所，而袁可嘉也终于如他所愿，进入文学所做他的外国文学研究，他们成了一个单位的同事。
从李文俊先生的行文看，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与袁可嘉气味相投。他一直为可嘉先生抱不平。袁可嘉1946年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北大当助教，直到33年后的1979年才升为副研究员，到了晚年才当上博士生导师，李文俊为此愤愤不平。他在怀念文章中还特意写到了“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俩与另一位女同事一起去南方讲学，看得出，对方更看重的是那位女同事，尽管她辈分上几乎只能算是袁可嘉的学生，但当时她是能决定哪个单位可以设立博士点的某个委员会的委员。在她演讲时，会场从教室转移到了大礼堂，被动员来听的学生也是人头攒动。文章接着写道：“我想袁先生对这样过于昭彰的行事方式不会没有想法。但对这种小事他丝毫也不计较。他相信自己的实力，眼里有更高的目标，不屑于去争取待遇，也不愿削尖脑袋去走门路。”可嘉先生在《自传》里记了此事，而对“转移会场”的事只字未提。
李文俊感念袁可嘉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与福克纳结缘是得益于袁可嘉的提携。在怀念可嘉先生的文章中，更是详细地写了自己在与可嘉先生的交往中深受裨益。有意思的是，这种裨益，是从袁可嘉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几篇批判西方现代派的文章中得到的。在那特殊的年代，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只能采取批判的方式，但是，即使是写“批判文章”，袁可嘉也没有像别的一些人那样，把批判对象痛骂一顿了事，他还是摆出了对方的一些事实，引述了彼方的论点，使得包括李文俊在内的读者获得了不少知识。
袁可嘉的“批判文章”让李文俊较详尽地理解了福克纳代表作《喧哗与骚动》的内容与写法，使他后来在翻译此书时能够“心中有数”。机缘终于来了！1979年，袁可嘉领衔编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约请李文俊翻译《喧哗与骚动》的第二章。李文俊说，他真的感到与作者能做到心心相印，译来并未费太多的工夫，“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可嘉的批判文章了”。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版后影响很大，福克纳也成为热门，不少刊物与出版社都向李文俊约稿，李文俊逐步译成了《喧哗与骚动》全书，以及《熊》《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等，还写了《福克纳评传》。按照李文俊自己的说法，俨然成了中国的“the Faulkner man”。李文俊真诚地写道：“可以说，我之所以能‘浪得虚名’，泰半要归功于可嘉兄的提携哩。”
李文俊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尽力而为的事情。以傅雷、汝龙、草婴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前贤以法国巴尔扎克、俄罗斯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译介为主，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使命后，我们这一代接上去，完成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现代派作品译介，再多任务只能交由译界下一代去完成了。”
李文俊先生编过一本“诺贝尔奖”版的《我弥留之际》，并在书前写了一篇长文《一个自己的天地》。莫言曾说，他就是通过此文悟知，既然福克纳能通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那么他也大可经由老家高密东北乡，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文俊先生，您做了你们一代人“尽力而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