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1917年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得到母校校长经亨颐推荐，到名家荟萃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学监处事务员。杨贤江除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外，将访师寻友、精进学业当作要务，并有幸遇到了南京高师首任国文系主任王伯沆先生。
王伯沆（1871年—1944年），名瀣，江苏南京人，幼时曾师从端木采，年稍长求学于钟山书院，不惑之年拜太谷学派传人黄葆年为师，先后执教于江南陆师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以后更名为南京大学）等院校，桃李满天下，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在国学、诗词、书法、红学研究等领域有很高造诣。他的故居坐落于南京中华门东侧边营98号，今辟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
王伯沆擅长讲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故被尊称为“王四书”。1918年1月间，杨贤江趁王伯沆向学生讲授《论语》之时，曾多次向王先生请教这部儒家经典的重点难点问题。杨贤江一次去请教《论语》中关于“学”的要点，王先生列举了四层含义，杨贤江不但在笔记本中予以记录，还联系自己平常的学习进行反省，警醒自己：阅读经典时不可贪多求快，更不可急切跳过，宜下些潜索玩味工夫；要让自己遇事有主见、摆脱彷徨无主状态，平时为学不可芜杂，否则会大受其亏；将治学与治事结合，不可使两者泾渭分明；等等。杨贤江是学习上的有心人，仅1918年，同王伯沆交往上，除旁听先生讲课外，登门拜访请教至少七次，在该年份日记本上记述王先生言论达12处。
王伯沆年长杨贤江24岁，自然是杨的前辈，在指导杨贤江时完全达到了“亲炙”程度，又平等待人，让杨贤江如沐春风。王伯沆即便让杨贤江代购龙井茶，必定如数结清款项。一次，夏丏尊先生让杨贤江转托王先生题写诗词，杨先是“屡访不遇”，后终于遇到了，就说明原委，王伯沆“慨然允诺”，谓“此种题极有可做”，并询问杨贤江近来心境如何。
1918年10月31日夜，杨贤江在校园游廊下散步，看到廊前的菊花，在昏暗的“薄光”中皆呈现出微白色。杨将人性与花色进行了类比，认为所看到的花的色彩，是依靠日光显现的，花在“薄光”中不会呈现出彩色来，花在黑暗中显得“无色”，如人性未经染习，还无所谓善与恶。杨以夜间的花色作为喻体，探究悟得人性没有善恶的结论，本来十分高兴，但过了约二十天，杨向王伯沆述说了这个心得并请先生指正，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花色之显，固由日光；花色之根，不关日光。日光虽没，花色仍存不同，以见不清析（晰）断为花色之齐一也，以此而例人性，岂非自陷矛盾乎？”杨贤江听后，顿觉醍醐灌顶。这让杨贤江经历了一次极有意义的哲学思辨活动，也明了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当不同本质的几个事物所呈现的现象（假象）颇为接近甚至相同时，绝不能据假象去武断地抹杀这些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
杨贤江下过这等学问思辨工夫，对他后来写就名著《新教育大纲》很有帮助。《新教育大纲》开篇就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并对那个时代的教育因添上“不相干的漂亮话”或“冠冕堂皇的假面具”而形成的“曲解”——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四端的谬误，一一加以“揭穿”，还原了那个时代教育的本来面目，祛除这四端“曲解”的欺蒙麻醉性，为该著作后续章节的立论奠定了坚实根基，使全书说理更充分，战斗性更强。
王伯沆非常注重敦品厚德，曾对杨贤江讲“人须经猛火烧方立得住”，杨贤江认为这是先生的“有得之言”，深受教益——这也似乎是王、杨师徒之间的约定。
王阳明曾讲“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那么王伯沆的“人须经猛火烧方立得住”则体现为：人要顶天立地，非“经猛火”陶冶不可；人能否“立得住”，也往往通过“猛火烧”予以检验。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侵华的凶焰很快烧向南京，王伯沆因中风偏瘫未能随学校西撤，仍留在南京。当日寇狂暴攻击南京城时，他卧于病榻上，拒绝往地下室转移，既对国土沦丧、同胞遭难痛心疾首，又与夫人一起不避枪炮，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日据时期，宁愿饿死，也不就伪职，还保护所藏古籍以免落入仇寇之手。1944年王伯沆病重难返，临终前嘱托妻子，自己生不愿见日寇，死后也不愿在城门口碰到他们，只须将其遗体收殓于薄棺埋入自家后院即可。纵观其一生，王伯沆达到了早年曾对杨贤江说过的“生而有功德者，其气凝，死而为神”的境界。
杨贤江经历“猛火烧”为时更早。在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接连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杨贤江坚贞不屈，不顾白色恐怖笼罩下荆棘当路、虎狼环伺的险恶环境，以“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气概，坚韧、沉着、切实地为党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包括以精密、睿智、恳挚的思路和情怀写就了两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教育著作《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最后积劳成疾，于1931年英年早逝——虽然原本健壮挺拔的身躯倒下了，但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是完全“立得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