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泽国小学门口的鸡蛋饼摊，摆在靠近主干道的一户人家门口。那户人家是做理发营生的，围墙刷了白灰，门口有一小块水泥地，阿婆的煤炉和饼铛就支在那里。每天早上6点来钟，煤炉先点起来，白烟从炉膛里冒出来，顺着风往主干道上飘。
一
阿婆的摊子没有任何招牌。一张老旧的木桌，桌腿用铁丝绑着，上面放饼铛和瓶瓶罐罐。旁边摆一只小木凳，凳面磨得发亮。阿婆头发花白了，编一条油亮亮的辫子垂在背上。她摊饼的动作几十年没变过，右手拿锅铲，左手磕鸡蛋，辫梢跟着一晃一晃的。煤炉里的火是暗红的，炭块上面压着一层薄灰，可饼铛往上一架，火就活了，油一浇下去“滋啦”一声响，白烟蹿上来，带着煤火和葱花混在一起的焦香。那个香味贴着地面往街上弥漫，隔着半条马路都能闻见。
阿婆的鸡蛋饼跟别人家最大的不同，是她那罐酱料。一只搪瓷小罐，里面是深褐色的汁水，稠稠的，表面浮着细碎的香料末子。饼快好的时候阿婆揭开罐盖，拿一把小刷子蘸了酱往蛋饼上刷，刷两下，折起来，那股酱香就裹进了饼里。咸里带一点点甜，再有一丝辣，很香。那只搪瓷罐她走哪带哪，收摊了用保鲜膜把罐口封紧，搁在竹篮最底下。
阿婆接过我递去的蛋，在围裙上擦了擦，磕在饼铛沿上。蛋壳裂开的声响很脆，蛋清落进热油里“哗”地一下就摊开了。她抬头看我一眼，什么都不用问。两个蛋、双面煎，榨菜多点，油条剪碎，香肠一根，酱要多。这套口诀她记得比我还清楚。饼煎好了对折，阿婆从旁边一摞旧报纸上撕下一截，叠成巴掌大的方块垫在纸袋底下再塞饼。她说报纸既吸油又隔热，小孩手嫩，烫着了不好。纸袋递过来的时候果真不那么烫手了，报纸的油墨味混着蛋香和酱香，也不难闻。
我记得很清楚，两个蛋双面煎、油条剪碎、香肠一根、酱要多，这一套下来一共4元。我攥着奶奶的鸭蛋去的时候，阿婆只收我3元，说蛋是你自己带的，收个面皮和油条钱。我从兜里摸出硬币递过去，她接过来往围裙前面的兜里一塞，看也不看。有时候兜里硬币太多鼓鼓囊囊的，她收摊的时候掏出来摊在桌上慢慢数，硬币摞成一摞一摞的。
二
等饼的间隙，阿婆往小木凳上一坐，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有时候实在累了就托着下巴打盹。煤炉的火还在烧着，饼铛上的油冒着细泡，她头一点一点的，辫子从肩膀滑到胸前。有客人来了喊一声“阿婆”，她猛地醒过来，揉揉眼睛站起来，又是一副精神的样子往饼铛上倒油。
有一回，奶奶走到鸡蛋饼摊前。她不买饼，就站在围墙边上，两手插在围裙兜里看。看阿婆揉面糊，看阿婆磕蛋，看阿婆刷酱。看完了回家，坐在灶前剥毛豆，嘴里念叨：“炭火烤的，到底不一样。她那酱也不知道怎么调的，闻着就香。”
那天晚饭吃着吃着又提起阿婆，“她那煤炉，烟那么大，火那么旺，饼烙出来一层一层的。”
“阿婆摊了20年了。”我说。
奶奶夹了一筷子青菜，“20年，不容易。”
早上在学校门口卖完鸡蛋饼，阿婆把煤炉和饼铛搬上一辆旧三轮车，换地方再卖。她没有喇叭也没招牌，三轮车骑出去，沿街的人看到她远远就招手，喊一声“阿婆”，车就靠边停下。
阿婆的名气全是靠吃出来的，一个人觉得好吃带第二个人来，第二个人又带第三个，传着传着半个泽国都知道了。三轮车停下来的时候，经常还没支好饼铛就已经围了几个人等着。有人替她撑遮阳伞，有人递煤块，有人帮她扶着车把。阿婆一边笑着说“不急不急”，一边手脚麻利地点炉子。她停在哪里，哪里就是她的摊。饼铛一架起来，那股煤火混着酱香的白烟就升上去了。
三
后来，我读高中开始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每周五傍晚坐中巴回来，路过校门口还能看见阿婆的摊子。煤炉的红光在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里格外显眼，远远一团暖橘色，白烟升上去散在路灯底下。
高一那年冬天，有个周末回来，校门口的摊子空了。理发店老板娘门口的水泥地上只剩那只小木凳，凳面上落了灰，旁边搭着那条蓝布围裙。我问小卖部的阿姨，阿姨说阿婆前些天去隔壁诊所挂盐水，诊所的医生说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劝她别再操劳。儿女知道后吓坏了，坚决不让她再碰煤炉，她住在幸福路那边的巷子里，具体哪一户阿姨也说不清。
我在幸福路附近走过两回。那条路巷子多，拐来拐去的，门牌号看也看不清。我在巷口站了站，没有进去。我不知道见了阿婆要说什么，问她辫子还编不编了，还是问她那罐酱料的配方最后有没有传给别人。
暑假，我路过校门口时看见理发店，看到边上开了家卖鸡蛋饼店。摊主是两个人，面熟，想了半天才记起来是以前在旁边卖瘦肉丸的一对夫妻。瘦肉丸的生意越来越差，看阿婆的鸡蛋饼摊每天排队，就动了心思。
我走过去买了一个。男的从冰箱里拿出一张饼皮，撕开塑料膜铺在电饼铛上，蛋清软塌塌地趴着，没有“哗”地摊开的那股劲。油条也是现成的，剪碎了撒上去。刷酱的时候刷了两下，酱汁稀稀地流下来。电饼铛盖一合，等了两分钟，“滴”一声绿灯亮了，饼好了，装进塑料袋递过来。咬了一口，蛋是熟的，饼是软的，酱是甜的，各是各的味道。我看了眼旁边贴的价目表是13元，便从兜里掏出手机扫了码。
女摊主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她自己也笑了，说比阿婆的差远了。阿婆那个煤炉的火从底下慢慢烘上来，蛋清一下去就定了型，饼皮是酥的。电饼铛上下一起加热，东西熟了，但那股子烟火气没了。女摊主指了指自己那碗，“还有她那酱，我试了不知道多少回，就是调不出那个味。”
那对夫妻的鸡蛋饼摊坚持了不到半年。有天回来，理发店老板娘家那边的水泥地空了，店铺也关门了。小卖部阿姨说夫妻俩回老家了。
那块水泥地上再没人支过摊子。煤炉底座压出来的黑印子还在，雨水冲了几遍也没冲干净。
现在，周末早晨下楼买早饭，街边一排早餐店玻璃门锃亮，价目表贴在墙上。电饼铛做的饼吃到嘴里，总少了煤火混着酱香的那股气，少了阿婆低头撕报纸叠纸垫的功夫，少了辫梢一晃一晃的节奏。
最后一次看见阿婆，是高一那年冬天的傍晚。中巴车晚点了，我到校门口的时候天色将暗未暗，阿婆正在收摊。煤炉里的火压下去了，炭块暗红着。她把饼铛擦了，围裙叠好放进竹篮，然后拎起那只小木凳摞在煤炉边上。辫子从背上甩到胸前拢了拢碎发。我坐在中巴车里隔着车窗看她，车启动了慢慢往前开。她挎着竹篮往林家门口的巷子里走，手里拎着那只小木凳，辫梢在暮色中一晃一晃的。车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
□戴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