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大约十一二岁，底下是四个弟弟——两个亲弟，两个堂弟。一个挨一个，像台阶似的。奶奶派我们五个做代表，去温岭捕屿（2018年，行政村撤并调整中与车关村、新远景村合并为金沙村）的三姑婆家“吃月节”。
捕屿在我们村的另一边，路不近，但我们早早就盼着了。那时候温岭石塘的“月节”多，各村轮流请客，像是排好了日子。端午节一过，我们就开始数：还有多少天到农历五月廿三？
一
新衣服是早就备下的。那时候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吃酒赴宴，才舍得添置。
我那一身是“的确良”的白衬衫，配一条天蓝色的百褶裙。的确良这料子，白得晃眼，穿在身上滑溜溜的。裙子是路桥的表姐给我的，那个蓝色就像天空一样明亮。那时候小女孩的百褶裙，比现在的奢侈品还稀罕。
我穿上它，感觉自己像是换了个人。弟弟们也都穿着崭新的衣衫，一个个被妈妈和婶婶收拾得干干净净。临出门，每人还给塞了一块小手帕，叠得方方正正，嘱咐说擦汗擦手都要用它。
出门时，大人的叮嘱能说上一箩筐。走路要靠山的里边走，看见车来要停下来让车先过，路上不许玩耍，不许打架；到了姑婆家，要叫人，要道谢，坐要有坐相，吃要有吃相，不许挑菜，不许吧唧嘴。我是姐姐，从小就知道要照看弟弟，这些话一一记在心里。弟弟们的心早就飞到三姑婆家去了。
从我们家到三姑婆家，先走一段公路的沙土路，偶尔开过一辆拖拉机，轰隆隆地扬起一路黄尘。我们就贴着山边走，我走在最前面，四个弟弟一个牵着一个的衣角，像一串蚂蚱。海风吹过来，咸津津的，带着晒海带的腥气。路边山上的蝉，一声一声地唱，像是在给我们伴奏。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山海风光，只觉得天格外蓝、云格外白，我们这一身新衣裳，走在这路上，真是再体面不过了。
二
到了三姑婆所在的村口，表伯母已经等着了。她领着我们顺着台阶山路往上走，路两旁是菜园子，丝瓜开着黄花，南瓜的藤蔓爬得到处都是。弟弟们见了这些，眼睛顿时亮了，但还记着出门时的嘱咐，规规矩矩地跟着走。只是脚步越来越快，等到了三姑婆家门前那片平整的道地上，一眨眼，全跑没影了。
三姑婆家是新建的两层石头屋。石塘一带的房子都用石头砌成，一块一块垒上去，结实得很，台风也吹不倒。三姑婆这个村，那时新盖的石头屋，用的是青蓝色的钓滨石，看着特别清新。屋子中间竖着一架木楼梯，把楼上楼下各分成前后两间。楼下前间放着一张大大的圆桌，后间是厨房，热闹都在那里。
我那时有些腼腆，不爱往人堆里扎，便坐在楼梯上，静静地看大人们为中午的宴席忙碌。那是一幅活生生的图画——洗菜的蹲在水盆边，“哗啦哗啦”地洗着芹菜、绿豆芽；切菜的站在案板前，“笃笃笃”地切着肉丝、蛋丝、豆腐干；烧火的坐在灶膛口，往里添着柴火，柴在灶里“噼里啪啦”响，火光映得脸红红的；掌厨的是表伯母，围着围裙，在大铁锅前翻炒，随着“滋啦”一声，油烟升腾起来，香气也飘散开来，是炒肉丝和炒鸡蛋混在一起的味儿，馋人得很。我听见切肉的人问：“这肉怎么切，吃起来才不嵌牙缝？”表伯母答：“要顺着纹路斜着切，不能横着切。横切肉丝容易嵌牙，顺着切就滑溜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原来切肉还有这般的窍门。
三
三姑婆也在人群里。她穿着自己缝的斜襟灰布衫，宽脚裤，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一丝不乱。她缠过足，穿着绣花鞋，走起路来却一点不慢。一会儿递个盆，一会儿接个碗，利利索索的。她肤色偏黑，单眼皮，眼睛很亮，笑起来嘴角往上翘，脸上还有一对深深的酒窝，看着就让人亲近。那模样，后来我见过张爱玲的照片，竟有几分像。
她是一个善良但有锋芒的人，有一回在她家，她骂起那些欺负人的人，眼睛里的火气藏也藏不住。可转头看见我，又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你这个囡，真懂事，将来一定有出息。”她夸人也是真的夸，夸她家的儿孙，夸我家的长辈，夸我们姐弟，当面夸、背后也夸，夸得人心窝里暖洋洋的。那不是什么高情商，是真心觉得你好。
那天她很忙，抬头看见我坐在楼梯上，便走过来，摸摸我的头：“囡，上去歇歇，等会儿吃饭叫你。”又嘱咐表伯母看好我们。她的手粗糙，却很温暖。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往楼上走。楼上很安静，前后两间卧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推开一扇门，走进去，只见一张老式木床，挂着白色的网纱蚊帐，帐门撩起来，用铜钩钩住。海风从窗户吹进来，蚊帐便轻轻地飘动，像白色的雾。窗户开着，望出去，是蓝得透明的天，一朵一朵的白云，慢悠悠地飘过去。耳边是蝉鸣，一声接一声，织成一片，像给这安静的中午配上了音乐。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听着。那感觉，像一个气泡，轻轻把我包裹起来。楼下是厨房里的热闹，这里只有风、云、蝉鸣，和飘动的蚊帐。那时我不懂什么叫美好，只是觉得，如果可以一直这样站下去，也很好。
四
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传来喊声，是表伯母叫吃饭了。我下楼，弟弟们已经回来了，一个个跑得满头汗，正拿小手帕擦脸。大圆桌摆满了菜——炒米面、绿豆芽、蛋丝、肉丝、豆腐干、鱼虾、鳗鱼等。食饼筒的皮子是当天烙的，薄薄的、软软的，摊在盘子里冒着热气。大人们自己动手，摊开皮子，拣自己爱吃的菜，一样一样码好，卷起来，一头折进去，再卷，就成了胖乎乎的食饼筒。弟弟们“学样”，却总是卷不好，菜漏得到处都是，惹得大人们笑。我也卷了一个小小的，吃了几口，便又跑开玩去了。
饭后，大人们收拾碗筷，我们姐弟几个和表兄弟姐妹在道地上疯跑。直到太阳偏西，才依依不舍地告辞。三姑婆把我们送到门口，包了几筒食饼筒，让我们带回家。
回去的路上，弟弟们走不动了，我便一个一个地拽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五个影子，连成一串。海风吹来，我的“的确良”裙子还在沙沙地响。
三姑婆早不在了。年轻一代大多去了城区。石塘“吃月节”的习俗还在，五月廿三，三姑婆他们村还是要做食饼，还是要宴请亲戚朋友。只是去的人，再也不是那几个穿着“的确良”衣服的小孩了。最小的弟弟如今都50岁了，我也老了。可有时候，我们几个姐弟坐在一起，说起那年五月廿三，说起三姑婆，说起那飘动的蚊帐，大家还会笑起来。笑着笑着，就安静了。
那个中午还在。石头屋里的人间烟火，楼上飘动的蚊帐，窗外慢悠悠的白云，还有蝉鸣——它们一直都在。闭上眼睛，就能回去。□林玉红/文
吴畅/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