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的清晨，天空竟然放晴了。
前几日一直阴着，像谁的心事沉沉地压着。到了出殡这日，却豁然开朗，阳光薄薄地铺洒下来，温温的、软软的。
乡人们便说，这老太太是有福气的，挑了个好日子走。
我想，这大约也是最好的安排了——在元宵节前夕，在儿孙都回了老家的时节，在她老人家辛苦拉扯大的孩子们都守在床边的时刻，静静地，像一盏熬干了油的灯，渐渐地熄灭了。
1
乡下人不说“死”，那字太硬、太冷，硌得人心口疼。
他们会说“老了”，会说“走了”，会说“不吃饭了”。多么温和的说法，仿佛只是出趟远门，只是不再一起同桌吃饭罢了。
我的老娘，我的义母，是在正月十四的傍晚“走”的。
老人家“走”得安详。90岁“走”在乡间叫做“喜丧”。可喜在哪里呢？不过是活着的人，寻找那一些宽慰自己的话罢了。
接到微信时，我正在城里忙着手头的事。手机那头，三妹的微信突然冒出一句：“老娘走了。”
我便怔在那里，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实是有预感的。两天前，我赶到老娘家去看她。那时她已从医院回来，躺在自己老屋一楼临时搭的床铺上。
乡下的规矩，老人若是觉得时日无多，总要搬到底楼来，接地气，也方便儿孙进出照看。
那张床，就支在堂屋的一个角落，简简单单的，就像她这一辈子简单的人。
屋子里静静的，只有二哥和二姐坐在床边。
老娘躺在那里，清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地耸着，眼窝深深地陷下去，脸颊上几乎没有一点肉了，一层薄薄的、略显蜡黄的皮肤，紧紧贴着骨头。
她闭着眼，呼吸很浅，很弱，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来。
我俯下身去，轻轻地唤她。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喉间偶尔发出一点含糊的声响，如同很远很远的地方，风吹过枯叶的声音。
我握住她的手，那手枯瘦如柴，凉凉的、软软的，没有一点力气。
这是那双曾经在灶台前忙碌的手，在灯下缝补的手，把我这个义子揽在怀里摩挲的手吗？泪水便止不住地涌上来，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没有哭出声，只是静静地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脸。脑子里却像走马灯似的，转着这些年晃过的事。
2
老娘这一辈子，真的是不容易。年轻时从土地里刨食，拉扯大两儿四女，六个孩子。
缺吃少穿的年代，每一粒米都要计算着，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
老爹60多岁就“走”了，撇下她一个人。往后的二三十年，她就一个人守着那间老屋，守着那些过惯了的日子。
孩子们都有出息了，去了上海，去了杭州，一个个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可是后辈有出息了，也就离得远远的了。
大儿子虽在边上，也有自己的家要顾，自己的事要忙。
老娘便一个人，烧饭、洗衣、料家，种一点门口附近的菜园地。
耳朵渐渐地背了，后来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上来，眼睛也不太好了，腿脚也不灵便了。
我这个做义子的，说起来真是惭愧。只是偶尔，一年里特意跑去看她一两次。
每次去，她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浑浊的眼睛里会放出光来，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说个不停。
临走时，她总要送我到门口，站在那棵桉树下，一直望着、望着。直到我走出很远，拐过弯去，回头还能看见一个小小的、佝偻的身影，定定地立在那里。
那目光，是黏黏的，带着许多的不舍，许多的期盼。
我不敢多看，总是狠心地快步走开，心里却沉甸甸的，好多天都放不下。
3
去年上半年，听说她又住进了养老院，我带上一篮“东魁”杨梅赶过去看她。
那一回，真是让我心碎。她坐在轮椅上，对着窗外的天空发呆。
我叫她，她听不见；我走到她面前，她怔怔地看着我，眼神空洞洞的，像看着一个陌生人。
我鼻子一酸，眼泪便夺眶而出。我俯下身，凑近她的耳朵，大声说：“老娘！是我啊！你的干儿子啊！”
她还是没有反应。我又问：“老娘，你还认得我吗？”她慢慢地摇了摇头，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不认得……不认得……”
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
我不甘心，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她耳边说起过去的事。说了很久很久，她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一点活泛的东西。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嘴角慢慢地、慢慢地，扯出一个笑来。
那笑很淡，却一下子点亮了她枯槁的脸。她认出来了！她终于认出我来了！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永生难忘的动作。她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摸索着拉开床边小抽屉的把手，在里面翻了半天，拿出一个泛旧的指甲钳来。
她把指甲钳递向我，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我凑近了听，是“剪……剪……”，她要我帮她剪指甲。
我接过那个指甲钳，小小的，不锈钢的，柄上印着淡淡的花纹，已经磨得很光滑了，是用了许多年的。
我蹲下身子，轻轻地托起她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手背上满是皱纹和褐色的斑点，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又厚又硬，灰灰的，没有一点光泽。
我握着它，却仿佛握着世上最珍贵的东西。
我低下头，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给她剪指甲。
眼泪一直流，泪水滴在她手上，也滴在我手上，我也不敢擦，生怕一不小心剪疼了她。
剪完一个，我再换一个，就像完成一件顶要紧的什么仪式。那是我最后一次为她做事……
4
今年的正月十二，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躺在老屋的木板床上。
我知道，这一次，是真的要分别了。
她是在第三天傍晚走的。听守在床边的二姐说，走之前，她忽然睁开眼，把几个孩子都看了一遍，那眼神清明得很，不像病了许久的人。
看完了，又缓缓闭上眼，呼吸便渐渐地弱了、弱了，终于没有了。
她是在等，等待孩子们都到齐了，才肯放心地走。
正月十六，送她上山。
天气真好，有微弱的阳光暖暖地照着送葬的队伍，照着山路两旁新绽的草芽。不时有乌云飘过，但没有下雨的样子。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起人们常说的这句话。
是的，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儿孙绕膝；在她离开的日子，天公作美；在她走过的一生里，虽然辛苦，却终得寿终正寝，没有久病床前的折磨。这大约，真的是她老人家一生最好的安排了罢。
可我的心里，还是觉得空落落的。那个站在老桉树下目送我的身影，那个从抽屉里哆哆嗦嗦拿出指甲钳的老人，那个被我握着手、露出孩子般笑容的老娘，是真的“走了”，是真的“不吃饭了”。
她留给我的，除了满心的追忆，便是那个小小的、旧旧的指甲钳。我把它带了回来，放在书桌的抽屉里。当夜深人静，我想以后还会不时地拿出来看看，仿佛又看见她颤巍巍递过来的手，又仿佛看见她脸上，那最后的，久违的笑容。□黄定来/文 吴畅/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