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管大伯父叫度爷。
度爷名叫陈兴龙，比我的父亲稍矮些。古铜色的脸上刻着几丝皱纹，高高的鼻梁，一双微陷的眼睛，明亮且透着坚毅。那花白的头发在微风中簌簌颤动，恰似月光下摇曳的芦苇，满是岁月的痕迹。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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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爷生活极为俭朴，一件常穿的对襟粗布衫打了好几处深秋银杏叶大小的补丁，居家时穿，田间劳作时也穿。只有去小姑家、娘舅家或是女儿家，才会换上一件粗布质地却整洁干净、没有补丁的衣服。一年到头，除农忙时能吃上干饭，平时都是喝番薯干稀饭，偶尔吃顿糯米圆或是猪肉萝卜饭，便如同过节一般。度爷家凡有好吃的，总会盛上一大碗送到我家。大娘每年会在春耕、夏收夏种和秋收冬种时，为度爷准备进补的食物，或是猪脚煨“晚饭花”根块，据说能驱风湿，或是猪肚袋糯米饭，一年里难得吃上一回鸡鸭。在物质极度匮乏中，度爷吃得津津有味，连桂圆核、荔枝核和鸡鸭的嫩骨头都细细咬碎吃下。他这种自然而乐观的生活态度，彰显着内心的纯粹。
度爷对子女的爱深沉而内敛。堂哥在海南岛服兵役十年，探亲回家，一家人激动得泪花涌动；离开时，大娘总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度爷不忍目睹这分别场景，总会躲到屋里发呆。堂姐出嫁时，度爷摇着小船去温岭横峰街上买嫁妆，我也跟着去了。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柜子、箱子和桶子从街上的店里搬到船里，就花费了大半天时间，他搬大物件，我拿小件。那些桶子有水桶、长桶、粪桶、脚桶、面桶、揉粉桶、接生桶等，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红彤彤装满了一船。等回到家的埠头，我发现大橱上“愉快”的“愉”字被写成了“偷”字，度爷听我这么一说，立刻掉转船头，摇回街上，让店里补上那一“点”，这一来一回，便耗费了一整天。
然而，度爷常年被胃病困扰，经常胸口疼痛，只能靠吃带碱性的小苏打等药粉来中和胃酸。在育秧现场、修整农具时，或是收获稻谷的途中，胃疼一旦发作，他就只能抱着肚子，吃下药粉，稍作缓解后，又立刻投入到忙碌的劳作中。这病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折磨着他，不断加重，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度爷走的时候，村里的人去送行，一路素烛白帏、清香萦绕。他的五个儿子每到过桥，都齐齐跪倒在桥的那头，接父亲过桥。我也在人群中，七跪八拜，泪水洒满了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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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春天，我在家参加劳动，目睹作为生产队队长的度爷在春耕中的负责、勤劳和艰辛，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清明将至，春耕大幕拉开。度爷便会悄悄钻进队屋，逐一检查水车、犁耙等农具是否完好，该修的马上张罗着修。他还会派遣一二人去二三十里外的山区租牛，谈好租价，等耕田耙田开始，就命人把牛牵到队里。农资准备也不马虎，他带着二三人摇着小船去供销社，把所需的化肥，如过磷酸钙、钙镁磷肥等，一一备齐。在度爷的精心调度下，队里年年的备耕工作都进行地有条不紊。
作为农活的老把式，度爷几乎包揽了队里水稻育种的任务。他把稻种搬到队屋，小心翼翼地倒进圆稻桶，再缓缓灌入清水，让稻种浸泡三天三夜，喝饱水分。第四天捞出沥干晾晒，第五、六天用温水淋，不久，稻种便爆出白白嫩嫩的谷芽，像一个个新生的小生命，好奇地张望着这个世界。度爷看着这些谷芽，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段时间，他如同守护自己孩子一般，日夜守着这些稻种，社员们也轮流值夜，因为这是大家一年的希望。
一次，我和度爷一起值夜看管稻种催芽，五更时分，雷鸣电闪。我被雷声轰醒，听到很响的娃娃哭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缓一会儿急，撕心裂肺。一道闪电如电焊时迸发出的强光，紧接着一声巨响，雷霆万钧，从头顶上炸将下来，炸得地动山摇。我十分害怕，顿觉不好了，肯定炸着哪里了！那时度爷却十分从容，告诉我：“早春闻雷米似泥啊！”次日得知不远处的一户人家屋顶被雷劈了，事后想起，仍心有余悸。
关田和插秧时节，春雨绵绵。每逢雨天，晨曦中，他总是第一个抓起蓑衣披在肩上，社员们也纷纷跟着，如同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鱼贯下田，如同雁群掠过青灰色的天空。插秧时的雨天，他总是率先下田作示范，社员们身披蓑衣有序摆开阵势，一排排蓑衣俯立之间，青青稻田迅速被绿色覆盖，“白鹭飞来无处停”。
度爷当队长，不偏心、不藏私、社员都服他。他这一生，犹如一首质朴的田园诗，虽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生活的本真与厚重。他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陈连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