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听说书长大的。
一个称为“河头”的村庄，是我的出生之地，我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一条清澈的小河弯弯曲曲地流过村庄，村（时称大队）部就建在河闸的边上。我就读的村校与村部是连在一起的一座院落，院落外是一块空地。在小时候的我看来，这一片空地非常辽阔，是村里重要活动的场所，汽灯高高地挂在台角的竹柱子上，把乡村的夜空刺得贼亮贼亮。
1
河头虽是个小村，但历代村民颇有些尚武的传统。春节期间，劳碌一年的村民会在场子上摆开练武的架式，刀枪剑棍拳，各显神通。也有跳桌子的，就是把两张八仙桌摆在一起，那些神勇的小伙子站在30米开外，发一声喝，像运动场上跑50米的运动员一样，在临近桌子时一个腾跃，跃至桌子中间的时候，双手用力在桌面上一撑，全身又继续凌空，越过两张桌面，稳稳地落在地上，围观的群众就热烈地鼓掌、喝彩。也有跳不过去的，就凭双手在桌上一撑之际，坐在了桌子上。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体操这种运动项目，也从未看过体操中跳马项目的表演。后来终于在电视上看到跳马的时候，我大失所望，觉得比赛场上一个小小的“马”怎么能比得上我们村两张并在一起的八仙桌？我们村能跳过两张八仙桌的人不少，他们肯定会对体操比赛用的“马”嗤之以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对这些跳马运动员嗤之以鼻。
当然，还有更精彩的。村民（时称社员）们把家里的八仙桌都搬过来，按金字塔的结构一层层地叠上去，然后一个甩狮子球的人先跳上第一层桌面，居高临下地用球逗弄两个小伙子舞的狮子，狮子在做出各种有趣的追逐动作后也终于一跃而上。然后他们在八仙桌上做着各种动作，这些动作夸张而又逼真，充满喜剧的意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又惊险神奇。在一引一逐之间，他们一层一层地往上跳，直至跳到最高层，最高层只有一张桌子，然后又一层一层往下跳。
2
我小时候的乡村四季分明。我所说的四季不是指天候，而是指农时，农时的忙和闲。那时的冬天称为农闲。农闲在正月十五闹过元宵以后还未结束，直到去年南去的燕子快要重新飞回的时候，村民们才拾掇起在披屋里闲置了一冬的牛轭、犁铧、铁锨、锄头等农具，准备麦收和春耕。
这时河边的空场还是寂寥的，只是在后来不知哪一年，有两个篮球架子在空场上竖了起来，但我至今想不起村民们有谁会打篮球，有谁曾在这里打过篮球，不知球架为谁所竖，因何而竖？倒是有那么几年，从县城里来了几个青年，女的在我们乡下孩子看来特别漂亮，皮肤白嫩，个个惊为仙女；那些男青年，也似乎特别帅气——我们那时还不会用“帅”这个词，用的是“洋气”。他们会打篮球。奔跑在球架子之间的就是这些城里来的青年。
空场上最热闹的是收过早稻以后的日子，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忙碌在空场上的都是女人。男人们日头未出就下田了，在日还未上三竿的时候他们已经割完了一大片田。脚踏打稻机的激越的声响与早起的鸟儿的欢鸣一同奏响了乡间特有的丰收欢快的晨曲。当腿上全是泥巴的农民挑着一担担刚脱粒下来的谷粒、黄中犹青的沉甸甸的稻谷来到空场的时候，妇女们早已摊好了晒簟，平时空阔的场地这时全摊着晒簟。挑谷的村民自去河中享受水的清凉，妇女们则把一担担谷倒在晒簟上，然后用谷笆耙开。在热力无限的太阳的炙烤下，谷粒的水分很快蒸发。到了午后，妇女们再次来到场上，用谷笆一遍遍地耙，好让谷粒尽早被晒干。
夕阳西下，场子上再次沸腾起来。从田里收工回来的村民也来到了场上，帮助妇女把风车从屋子里搬出，把晒干的稻谷用畚斗倒进风车斗里。妇女摇着风车叶子，而男人在谷粒满一谷箩后，换上空谷箩。待场上收光扬尽所有的稻谷，暮色已苍茫，天空里有不少黑影翻飞在暮色里，它们不是白天的燕子和麻雀，而是蝙蝠。
在村民的口中，这一块空地称为晒谷场。
3
吃过晚饭，月亮已高高升上了东山。这是一天中孩子最快乐的时光。
白天，孩子们跟着父母一起割稻、打稻、插秧、耙谷。晚上父母去洗衣洗碗，照料圈里的猪或牛，孩子们就约上伙伴在野地里玩开了。那时我们已看过不少抗战电影，经常玩的游戏是打鬼子。但谁也不愿意扮演鬼子，我们都想扮演八路军或民兵。稻草垛和竹林就是我们的掩体或游击场，我们经常喊着“打鬼子呀打鬼子”，把泥块当作手榴弹扔向对方阵地。
但在有书听的夜晚，我们这些“小八路军”和“小鬼子”不再战斗，而是草草地扒完饭，放下碗就往晒谷场上跑。讲书人还没有到，晒谷场上坐了许多人。所谓的讲书台其实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凳，没有灯。那时我们村还没有通电，连汽灯也没有挂，汽灯只在群众集会的时候用。
我们把天上的月亮当灯。风从田野里吹过来，经过河面染得了一些水汽，风最后拂过坐在晒谷场里的大人小孩，月亮是清清亮亮的，风是清清凉凉的，一扫白天的燠热。
讲书人来了。
讲书人是一个精瘦的汉子。他也是我们村的一个村民，不过不在一个生产队。他住在村东头，我们在村西头，没有在同一块田里劳动过。他不像一般的农民，身上不拖泥带水，不打赤膊，不随便穿一件破汗衫，他像个拳师一样精神干练。即使是炎夏的夜晚，只要讲书，他就会穿着整洁的灰布长袖对襟衫，一身英气中又添一份儒雅。与别的讲书艺人一样，他的道具很简单，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而已。
这位讲书的村民来自耕读之家，他喜欢读书。我们听他讲过许多故事。有《岳传》，有《三侠五义》。听他讲书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文化享受，也是我们村民的文化饕餮，如果没有流动到村里的电影，没有他的讲书，村民们在喂过牛和猪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毕竟在田头劳累了一天，早早地就熄了灯睡觉。
后来，我读大学时购得一本《东坡志林》，其中有一则记“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读东坡先生的这段记载，想起自己年少时的听书经历，特别有感触。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就是通过讲书等民间文艺形式代代相传的。而我也从此种下了对说书的热爱。虽然自己不会说书，但对说书艺人崇敬至今。
我初任黄岩电视台台长的时候，尝试新开发的几个栏目中，就有一个“电视书场”，一周一期，请说书老艺人吴雁先生来讲，当时颇为轰动，至今为人乐道。后来，我倡议开办“广场故事会”栏目，请台州德高望重的说书老艺人吴雁、蔡啸、郑平等先生来说书。那时恰逢广播电视界方言类节目鼓噪最盛，别人都以为我赶时髦、凑热闹，岂知是因为小时候民间的说书艺人对我的施惠，使我终生感激不尽呢！
张广星/文 陈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