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不是和稀泥，心里要有一杆秤。”作为曾经的法官，在调解员陶美娟看来，一份调解协议的重量，不亚于法官的法槌——它敲定的不仅是利益分配，更是一个家庭的团圆、一段关系的重生。
退休后投身调解事业
2011年5月，椒江区法院干部陶美娟从刑庭退休。刚退休的她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及对法律的热爱，同年6月进入椒江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负责事故调解、材料制作、交通法规知识科普等工作，这一干就是14年，累计调解成功3200多个案子。
“椒江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是2011年4月底成立的，6月开始正式工作。”陶美娟说，交通事故调解比法院的附带民事调解要细很多，“法院调解更为宏观，以刑事为主、民事为辅。而交通事故调解一分一厘都要算清楚，包括医药费、伙食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和营养费等等。还有一部分涉及保险公司理赔，每一笔钱都要很精准。”
“在调解的时候，受伤方拿出赔偿材料，我需要详尽地将每个赔偿项目列出来，根据双方责任开展调解工作，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双方签字之后赔偿款马上到位，再将材料上传到调解平台，最后制作案卷。这些工作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来完成。”陶美娟说，交通纠纷“扯皮”比较多，特别是有人员死亡的案子，调解更是难上加难。
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和”
2019年，张某在驾驶电动车时，因操作不当侧翻在机动车道。后方一辆满载货物的重型卡车因车距不足，未能及时制动，当场撞上张某致其死亡。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交警认定张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货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但是张某的家属对于认定结果不服。他们觉得人死为大，怎么能认定死者主责？他们为了赔偿吵得不可开交，不但骂货车司机、骂交警，还将媒体叫到了交警队。”最后，陶美娟多方协调，由保险公司和卡车驾驶员以40%的赔偿额赔偿了死者的经济损失。并及时将赔偿款到位。终于将该案平稳解决，化解了社会矛盾。
陶美娟深知，交通事故对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和困扰，每一个案件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一段生活的波折。她调解的初心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2024年，一个30多岁的司机撞死了一个70多岁的阿婆。事故发生时，司机的车险超期没有续保。面对着巨大的赔偿金额，驾驶员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又东拼西凑了一些，依然没有凑足赔偿金。
“我们调解的时候，驾驶员拿出来的钱甚至有10元、20元的，他哭丧着脸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陶美娟说，驾驶员是外地人，被撞死的是台州人，死者家属担心外地人跑路了拿不到钱，逼得很紧。
知道双方的难处，陶美娟从中协调，陆续处理了好几个月，最后驾驶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补足了赔偿金，死者家属也表示了谅解。
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新实践
陶美娟始终坚持弘扬“枫桥经验”，在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件中，秉持公正高效原则，认真审查材料，核实事故详情，耐心倾听当事人的诉求，精准寻找矛盾焦点。同时，她通过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耐心细致地向双方当事人释法析理，讲明利弊，让当事人充分了解法律规定和责任后果，并提出调解方案，引导他们换位思考，促成双方理性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使纠纷圆满解决，防止矛盾纠纷进一步扩大。
有一次，一起较为复杂的交通事故纠纷摆在了陶美娟面前。一辆机动车与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导致电动车驾驶人受伤严重。双方在责任认定和赔偿金额上存在巨大分歧，情绪都非常激动。机动车驾驶人认为电动车驾驶人闯红灯，应承担主要责任；而电动车驾驶人及其家属则认为机动车驾驶人车速过快，没有及时避让，应负全责，并要求高额赔偿。
陶美娟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先安抚双方的情绪，让他们冷静下来。接着，她仔细查阅了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结合现场勘查记录、监控视频等证据，对事故责任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她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计算了赔偿项目和标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等，并与保险公司多次协调，最后圆满解决了这个案子。双方心服口服。
“我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讲道理的。交通事故是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既然发生了，赔再多钱都赔不了伤者的健康。我在调解时经常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肇事方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受伤一方受到的身体伤害是金钱难以弥补的。还有很多年龄大的人一旦受伤，下半生可能都会受到折磨。我耐心地将道理讲给他们听，大部分人都能接受。”陶美娟说。
在交通事故调解的岗位上，陶美娟以专业、耐心和温情默默耕耘，为当事人化解矛盾、抚平创伤，成为大家心中值得信赖的“温情使者”。
记者 王琛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