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谢丹颖 通讯员 薛雅文
江桂斌又准备去西藏了，今年的行程定在7月中旬。
与记者印象中的进藏不同，他没做什么特殊准备。用于测量污染物的各种设备、采样瓶和几件冲锋衣，几乎是他所有的行李。轻装上阵，是为了方便登上高山——团队最高曾抵达6200米的前进营地。在西藏从事污染物研究的17年来，他对这片雪域高原和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位于地球之巅，青藏高原有一条隐形的线——海拔在此之上，人迹罕至。在很多人的观念里，那里是一片净土，离污染很远。
纳木措的湖水映着雪山，风里没有PM2.5的味道，但江桂斌说：“许多农村散养的家禽和蔬菜拿去测，全氟化合物的含量比超市卖的可能还要高。”如今世间各污染物，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随风顺水，便蔓延至世界各个角落。
“什么对健康影响最大，我们就研究什么。”随着采访深入，记者不断惊讶于他广博的学识体系：从微观分子结构延伸至宏观环境治理，再落脚于人群毒害风险防控。他精通化学、擅研仪器，不是化工从业者，却深谙产业机理、发展的难处。面对全球70%疾病与40%死亡源于环境因素的现实，他始终层层剥茧，执着探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最佳平衡点。
为污染下诊断
珠峰北坡绒布冰川末端，海拔约5300米。空气稀薄得像被抽走了大半，每一次呼吸都像在跟肺讨价还价。
江桂斌身着深色冲锋衣，半蹲在乳白色的溪流边，托着酸洗过的采样瓶浸入水中，提起、分装、标记，操作平稳，一如在实验室。“高原是污染物的天然沉降区，”他说，“这里的水样是全球POPs（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长距离迁移的直接记录。”
今年6月，团队发文：首次从冰川融水中检出新型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并推翻以往观点——驱动PFAS释放的主导因素并非阳光照射，而是水文过程。聊到这里，江桂斌突然话锋一转，沉声道：“连珠峰这样远离城市的地方都能检测出污染物，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这不止关乎一地一国。“不仅是我们的事，更是世界的大事。”谈及教科书上的环境事件，江桂斌总能精确到年份、数字和化学表征：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20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同样的发展挑战。我们不仅要管污染总量，还得管其形态——工厂排出的无机汞本来毒性平平，经底泥微生物甲基化便成了高毒的有机汞……”
随着产业迭代，新的威胁接踵而至。江桂斌清楚记得，本世纪初，浙南某地聚集了大量作坊式电子废弃物拆解户,露天焚烧取铜等贵金属、酸洗提金释放的PCBs（多氯联苯）、二噁英、PBDEs（溴代阻燃剂）等POPs，兼具高毒、持久、生物蓄积、长距离迁移的特性。
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治理首批12类POPs，“国内作坊释放的毒物，全在黑名单上。”于是，作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我国新污染物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江桂斌一头扎了进去。
如果把污染物研究比作登山，POPs便是公认的险峰，其中又以二噁英为攀顶路上的“卡脖子”垭口。作为典型的工业副产物，二噁英毒性非常高。更棘手的是，其危害多来自低剂量长期暴露，极难通过常规动物实验推演。
这种“难”，江桂斌做了个对比：普通化学实验是“A加B生成C”，假设清晰、验证简单。但二噁英的生成路径复杂，可能源于垃圾焚烧、钢铁冶炼、汽车尾气等场景，浓度又在万亿分之一级别——好比在一个标准泳池搜寻一滴墨水里特定的几个分子。其家族还有210种异构体，反应多次、不断演变，毒性相差数百倍。“啃下二噁英，相当于摸透了POPs分析的半部方法论。”
更难的是，当时超高灵敏检测设备长期被欧美垄断：一台高分辨气相—高分辨质谱仪标价甚高，样本只能送出国测，周期长，核心数据还受制于人。
没有方法？自己蹚。没有采样装置？自己造。被质疑？跑遍工厂、高山、低地……10大类62个子类排放源，这些数据是中国首份二噁英排放清单最可靠的来源。
2005年，团队首次提出“成组毒理学”概念；2013年，成功研制全球首台高通量多功能成组毒理学分析仪，实现在同一台设备上对二噁英、PCBs、PBDEs等POPs和新污染物的同步分析与毒性评价。“那时我们在全球属于领跑地位，这套方法到现在都不过时。”
轻描淡写背后，是难以想象的攻坚。团队成员王颖告诉记者，她带上科考船的那台用于水体超痕量汞形态分离设备，“做了6年还是个未成品。”
从高考恢复后成为山东大学化学系第一届学生以来，回望来时路，江桂斌坦言：“没什么先见之明，也没什么精密规划，只是觉得国家需要，就做了。”在他看来，对科学边界的探索，更像责任，而非选择。
寻找平衡的学问
就像大气污染治理不能只关注一个烟囱的事。做一个整体的治理方案，意味着要从整个链路去考虑。于是江桂斌的方案，往往兼顾了技术、成本和现实——
7年前，他牵头在浙江淳安建立起“千岛湖水研究基地”。团队不仅回溯源头查清污染物，也没有建议搞“一刀切”式治理，守住千岛湖Ⅰ-Ⅱ类优质水体底线的同时，保留了当地“以鱼控藻、以渔保水”的传统做法：控制面源污染，让老百姓一边靠水发展，一边守护水源。
“提出一个观点或政策建议时，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江桂斌深知，污染治理从来不是一道纯化学题，而是涉及技术、成本、国情的系统工程。他特别不愿看到“一项好措施，结果产生了坏影响”。
比如，源头管控确实行之有效——本世纪初，团队曾在全国几十个点位采样比对，发现在对比的11个国家中，中国人血液中的PFOS（全氟化合物）含量最高。2009年限制该类物质后，人群血液中的含量呈现下降趋势。但科学就是这样：解决旧问题，往往会带来新问题。老的全氟化合物被禁，厂家转而使用新的小分子替代品，它们又是否安全？
这份辩证思考，贯穿江桂斌的整个研究脉络。“很多都是平衡的学问。”他随手拿起身边的瓶装水举例，污染物双酚A几乎存在于所有水体中，如果标准定成“不准含有双酚A”，“那就可能喝不上水了。”在保护健康与保障发展间找到支点，需要“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清单，长三角有长三角的重点，西藏有西藏的重点”。
这也倒逼团队把视线前移。他提出“依据PBT（持久性、生物蓄积性、毒性）原则主动发现新型有机污染物”，在环渤海、长三角等区域，团队已发现100多种国际首次报道的新污染物，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以特定的毒性靶点为切入口，结合分子流行病学主动溯源。
为此，团队构建非靶向筛查、成组毒理学分析、跨介质迁移模拟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其中，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台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打破了传统“单一污染物—单一毒性”的研究范式，将污染防控的关口直接前移至化学品的设计、生产与使用的源头。
“我们发现的每一点，都将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基础。”江桂斌深知，或许他们这一代人，此生不会看到全部的结果，也无法看见一个绝对无毒的世界。但他相信，地球、大气、森林、海洋都是自身规律的，今天的行动，终将会让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身体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在无人区落地
6月23日，国科大杭高院毕业典礼上，江桂斌身着红黑导师服，心情愉悦。登台拨穗时，他忍不住掏出手机，对着台下的学生连拍数张。
“他们是未来。”聊到团队，他最先想到的也是年轻人，随即对应项目、准确叫出名字：“杨琳和王颖，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专门研究汞的姑娘，刚从东印度洋科考回来。”
团队不断登顶、入海，去往南北两极，从未知中探寻新方向。江桂斌总跟学生说：“不跟踪、不唯量，去发现。”这份期许，体现在他培养的学生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使命感，以及一系列做事的根本性原则：敢于在无人区站定，并在创新的喜悦中保持清醒。
这份对后辈的牵挂，延续到了国科大杭高院环境学院实验室里——过道堆着两三个半人高的纸箱，靠墙立着几个一人高的黑色采水瓶。“在帮我们的学生打包远洋科考的器材。”王颖和杨琳笑着解释。
不同于了解“本地海洋生态”，此次登上中国新型地球物理综合考察船“实验”6号，是为了追踪海洋里汞的踪迹，查明其种类、浓度、来源、分布及变化趋势，完善全球汞地球化学循环理论体系。“江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汞，但放到海上，这个领域才刚起步，设备、方法都得重新设计。”
“老师怎么做事，大家看在眼里。他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我们。”学生时代，王颖跑过各地废弃汞矿，也和导师阴永光——江桂斌的学生——租小渔船去近海采样：“他帮我打水，我在旁边测，然后我俩一起晕船。”她至今记得，当初汇报科研进展时，江桂斌很忙，不时回个消息、接个电话，但最后却一针见血指出：“要去海上考察，真实环境中的一价汞到底怎么样？”
“落地”，是江桂斌团队高频出现的词。可做环境研究，很多时候像是在黑夜里摸索——不知道方向对不对，不知道多久能出结果，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采访中，常听王颖和杨琳互相调侃，无论是杨琳拎着10升大玻璃瓶来回跑,还是王颖在仪器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都有着团队大导师江桂斌的影子。自嘲“劳动密集型工作”的背后，是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万一”的执着：5900海里、78个监测站位，她们连海员钓的鱿鱼都采了样本。
但问及成功是否靠运气，两人都摇头，给出否定的答案：勤勉是基础，关键在于“提问题”。
“江老师就很擅长提问题，而且是一种基于长期经验积累和严密分析形成的科学直觉。”据王颖介绍，当年教科书上的汞循环只有“零价汞?二价汞?甲基汞”三条线。江桂斌敏锐意识到：中间得给“一价汞”留位子，否则redox转化（得失电子的氧化还原反应）的诸多细节无法解释。实验室一测，果然如此。刚入学的王颖便接下了这个课题，一做就是好多年。
这种“从问题中来”的清醒，也让江桂斌在国际会议上直接提出异议，多次呼吁“收紧新污染物的定义”。面对每天新增的4万种新化学品，全球总量已达2.7亿种的现状，他不认同美国学者的宽泛定义“任何对健康有可疑危害的都是新污染物”：“真按这个来，我们要治理3000-5000种，根本不可能。”随即提出聚焦典型“坏分子”的中国方案。
就连大热的微塑料研究，他也保持着科学家的冷静：“微塑料归根结底是固体颗粒，迁移能力有限，更多是表面吸附，源头减塑就能解决。”强调相比2.3万篇论文的热闹，“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石棉、液晶、锂电化学品等更紧迫、更难管的新型污染物。”
采访结束，江桂斌匆匆赶赴机场。步履间透着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但透过这位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者的双眼，你又能看见一种从容与达观。他所从事的工作，注定是一场长跑，需要坚韧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