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光
我从投身中国思想研究开始，至今已近50年。1978年，在“春天的故事”里，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自此便将全部学术研究精力投入到儒学、道家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
当我徜徉在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马一浮等人的宏大思想叙事中时，我发现中国思想脉络并非仅仅是尘封于古代典籍中的僵死文字，而是一束束穿越千年，充满道德魅力、处世哲学与治理智慧的文明之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如今回望自己的学术之路，我平生努力的方向，就是在守正创新中继承发扬中国思想宝库中的道德人文精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焕发光彩。
一
一个人的成长和他年轻时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我的国学启蒙是从父兄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的，尤其是《三字经》为我打开了一扇儒学启蒙的大门，而真正促使我成为一名儒学研究者，则来源于对王充、黄宗羲等经史名家的喜爱。
幼年时，村里有个叫吴顺理的秀才，是章太炎先生创办的“苏州国学讲习会”的弟子，他曾立志要注释王充的《论衡》，却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乃至英年早逝。他的家人看我喜欢读书，便将他留下的由曹聚仁先生作序的《论衡》一书送给了我。因此从初中开始，我便开始读《论衡》，初看时似懂非懂，只感觉书中思想深刻、知识面广博，尤其是对其写作宗旨“实事虚妄”等思想十分敬佩。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的思想史有所了解，开始去思考，中国传统思想究竟是如何影响传统社会和人民大众的？带着这个疑问，高中时期我读到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其中蕴含的仁爱、民本、法治、诚信、和谐等思想成为我一生的处世原则。
1978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开启了研究生生涯，全面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明传承，就思想史而言更是涵盖了儒墨道法等多个流派，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多维体系。刚入学时，我也曾在选择研究领域上有所迟疑，老师们认为我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让我坚定了要走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道路。受到王充“考之以心，效之以事”的效验论思想影响，我在读研究生的3年里，始终保持理性和思辨，在学习和研究中不盲从、不迷信，全面研究先秦诸子以及《淮南子》、董仲舒、王充、黄老道家等相关著作及学者的思想，注重实践验证、探究真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国学名儒邱汉生先生曾为我的硕士论文著作作序，赞誉它是“蓬勃的理论勇气和绵密的考证相结合的良好学风，一扫空疏、因循的陋习”。
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求学是系统研究儒学思想的起步，那么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工作经历，则使我有更多机会对儒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产生了质的飞跃。1988年至1989年，我应聘成为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研究课题就是儒学。其实对于儒学的研究，国外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的观点和看法，更能够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或者评判。我大量地研读了儒学经典以及国内外的儒学论著，一边做对比，一边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四书、五经等原著典籍，在与西方文化对比中发现儒学的深邃与精髓，真正了解最新最前沿的儒学观点，也认知了传统儒学的局限与不足。
二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文化热”。在思想解放、时代变革和学术发展的共同推动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重新解读和阐释的热潮。在这波热潮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落后、保守、封闭的，它阻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甚至有人推崇黑格尔、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似乎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我并不赞同这些观点，写了关于中西哲学的特点与比较的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的价值恰恰也体现在多样性上。西方哲学关注的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则更关注天人关系和心性关系等基本问题。它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基因和精神内核之中，我们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界定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立足本土的历史与社会实践，用客观和发展的眼光来判断思想的合理性。
为了回应“中国哲学主体性”这个问题，1988年起，我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儒学研究的学术论文，提出儒学是“东方型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的根本精神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精神”，并出版了《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等专著，在新加坡等地出版，并引起了儒学界讨论的热潮。在《从仁学到新仁学：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儒学》一文中，我首次将传统儒学的思想模式概括为“仁本礼用”，并提出要建设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体新用新儒学，进而提出了本人独创的“民主仁学”的当代儒学发展新方向。
新儒学新在哪？我觉得新在面向大众、面向现代、面向生活。“民为邦本”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所凝练表达的民本思想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民本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权在民思想。儒家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承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宰权，这是民本思想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转向。而这个转变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人民当家作主”的东方文化特点，也区别于西方以人权为中心的人文主义。
儒学作为“实践之学问”，想要参透理论必须要行动加实践。当我与王阳明、黄宗羲走得越近，愈发被他们的“力行”思想所感染，由“知行合一”，发展到“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也能够坚持自己的见解和立场，承担自己作为一名学者的责任与义务。只要对我们的民族有益、对国家有用的学术研究，我就要去自觉坚持，身体力行。
三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一个民族如果抛却了自己的文化，丧失了文化独立性，就会在异质文明的激烈冲撞下迷失方向，沦为其他民族的思想附庸。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头活水，才能彰显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在世界各民族文化舞台上站稳脚跟。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再到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马一浮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新儒学思想以其开放、包容、多元的特点得以生生不息。基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发展，儒家思想如何守正创新，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现代儒学研究者的责任与使命。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便开始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彼时，大多研究者还是从古代经典出发，研究王充、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从“书本”到“书本”。但作为浙江人，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份活力的背后源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源于宋室南迁后形成的追求“事功”的浙学传统。其中，“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正是浙学传统独有的精神气质，折射出浙学“民本”“事功”“重商”的学术旨趣与实践追求，内化为浙江精神、浙商传统的文化基因，成为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
浙学的研究如何不局限于文本与理论，嵌入到社会发展、日常生活中？这成为我近30年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我进入浙江省委党校，再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工作，还兼任着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导师职务。一方面，我继续加强对浙学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前往温州、绍兴、金华、宁波等浙学思想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当我站上这片创新创业的热土，感受到澎湃创新的热情，也更深刻地了解到浙东学派不仅是浙江地域文化的典型形态，更是中国实学思想的重要一脉，它的传承与发扬可以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
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儒学有着不同的主导方向，但我始终坚持儒学的发展方向应该秉持“一元主导、多元和谐、会通古今、兼容中西”的文化观。作为儒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浙学”自然也是开放且包容的。尤其是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上，我们可以将其中的义、礼、信、和、敬等道德元素嵌入进去，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适时、正义、公正、公平，让文化和经济交融互动，促使社会发展更和谐。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的“国学热”“国风热”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一股传统文化热潮席卷全国。《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中国富起来、强起来，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高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就成为必然趋势。阳明心学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阳明学是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功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人文哲学。它和陆九渊心学乃至孟子心性之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致良知”为本体的良知心学。这个“良知”是一种道德自觉，一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包容精神，也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力行实践精神。
深耕阳明心学多年，我主持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黄宗羲全集》等大型古籍整理工作，为学术界研究阳明心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材料。在我的观念里，黄宗羲是明代阳明心学的殿军、清代力行实学的开创者，是明清之际具有民主思想的伟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全集》整理之初，并没有任何官方资助，完全是白手起家，历时11年，全套12册共550万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历程坎坷，个中滋味，非笔墨所能言。除此之外，我负责组建国内首个阳明学研究中心——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积极与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外阳明学研究学者，以及北京、上海、江西、贵州、福建等地的儒学与阳明学研究团体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深知，阳明学不仅仅是儒家的道德修养，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文化哲学，只有在相互借鉴、互动中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养料。
高尔基曾说，“天才出于勤奋”。我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能够做出一点成就来，就是勤奋所致。我想，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要涵养正气和锐气，既要有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做到“虽千万人吾往矣”，也要戒除功利之心，在学术研究上永葆赤子之心，不断推陈出新，从而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章忻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