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统筹“创造性破坏”与“创造性积累”两种创新模式，以差异化绩效考核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并将“投资于人”作为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的重要举措，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体现普惠性
■ 黄群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面向“十五五”，我们必须统筹好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产业升级与就业保障、效率提升与人的发展，以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让科技进步的红利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福祉。
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普惠性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基础之上，由现代化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成的经济体系。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有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使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只局限于技术进步，而要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产业体系发展应当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分配，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促进社会公平、稳定与和谐，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深度契合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我们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提供了行动指南。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
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完备的大国而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绝不能只算技术账、经济账，还必须算好社会账、民生账。普惠性，正是这个“社会账”“民生账”在产业体系层面的集中体现。它要求在技术跃迁与制度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在效率优先基础上强化公平托底，在全球价值链攀升进程中筑牢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最终使发展成果更广泛、更直接、更实在地惠及全体人民。
从世界产业革命的历史经验看，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普惠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在推动生产力飞跃的同时，也带来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若缺乏对社会承受能力的充分考量，就可能造成就业替代、收入分化、区域失衡等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积累阶段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产业智能化水平持续跃升。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深刻改变着生产函数和组织形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大动能。然而，任何技术都具有两面性。人工智能在推动效率变革的同时，也对产业体系的普惠性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体现在就业、收入分配和区域发展三个维度。
在就业领域，人工智能呈现“替代—创造”动态并存的复杂图景：一方面，其对基础质检、数据录入、标准化客服、流水线操作等高度结构化、规则明确的常规性岗位展现出强劲替代能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催生大量新兴职业，但这些岗位普遍要求高阶数字素养与跨学科能力。
在收入分配领域，掌握核心算法、海量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的头部平台型企业持续扩大市场份额与利润占比，而传统制造、批发零售、中小服务企业则面临成本上升、议价能力弱化与价值链地位下滑的多重挤压。
在区域发展领域，“数字鸿沟”已由早期的基础设施接入差异，深化为数据资源占有、算法应用能力、智能人才储备与产业转化效能的系统性落差。一线城市及长三角、珠三角等数字高地集聚了大量人工智能核心企业与顶尖研发机构，而中西部部分县域及广大乡村地区仍面临算力设施薄弱、数据采集难、本地化模型缺失等现实瓶颈，导致智能化红利难以有效下沉。
从三个方面增强普惠性
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要通过主动的制度设计，在创新路径、治理方式和资源配置上作出系统性安排，使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这既涉及对技术创新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涉及对制度设计和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还涉及对“投资于人”这一战略理念的全面落实。
从创新经济学看，关键要处理好两种创新模式的关系。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存在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创造性破坏”，即以颠覆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这种创新形态由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推动，具有爆发力强的特点。另一种是“创造性积累”，即通过渐进式创新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该创新形态由大型企业主导，过程相对温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体系完备、劳动力规模庞大的大国，两种创新模式缺一不可。因此，需要积极构建两种模式有机协同的创新生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正是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要在新动能足够强大之前，不轻易破除旧动能，给劳动者和市场主体留出适应和转型空间。具体而言，大型企业可通过“创造性积累”保持稳健发展，同时设立风险投资平台赋能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则以“创造性破坏”开辟新赛道，并通过与大企业合作获得产业化能力。这种“大象起舞”与“瞪羚跃迁”相互支撑的格局，能够在保持产业体系先进性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让广大劳动者有更多时间实现技能转型。
在治理层面，需要将普惠性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各级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时，把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当前，部分地区在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经济总量的扩张和重大项目的落地给予了较高权重，而就业质量、劳动收入份额、技能培训覆盖率等体现普惠性发展的指标尚未成为同等重要的考核维度。这种考核导向的偏差，是造成“重物轻人”倾向的重要制度原因。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基础差异显著，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搞“一刀切”。对于浙江等沿海发达省份，应该更加强调普惠性，可将普惠性指标作为个性化考核重点；对于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要强调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对于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则应突出就业保障和困难群体帮扶。
在资源配置层面，“投资于人”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投资于人”的基本内涵在于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资源配置。从供给侧看，通过高质量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培养适应智能化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从需求侧看，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为产业体系创造可持续的国内市场需求，形成“人才—产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当前，需要加快构建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特别是对受智能化冲击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实施精准化的转岗培训。同时，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本报记者 吴晔 周宇晗 王妍妍 整理 通讯员 詹鹏 由第五届“共享与发展·浙大论坛”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