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王彬
去年12月10日，长春市民吕先生驾车遭路虎一分钟内8次别停后因避让不及而追尾，维修费近10万元。路虎车主恶意别车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为证，且处理此事的交警现场认定“已非普通事故，涉嫌危险驾驶”。根据刑法规定，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多名律师表示，本案中路虎车主的行为已达“情节恶劣”的程度。
可就是这样一起并非复杂的交通案件，之后遭遇公安部门“不予立案”“终止调查”“拒绝移送”等一系列对待。3月19日，长春警方发布通报称，已将此事立为刑事案件，路虎车主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这一波三折的过程耐人寻味。既然长春市公安局撤销了不予立案决定，并对路虎车主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问题来了，相关派出所和朝阳区分局此前为何不依法依规处理此案？路虎车主背后是否有公职人员撑腰？当地警方后续的纠偏是迫于社会和舆论压力，还是正常的自我纠偏、机制纠偏？公众期待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也要求相关调查不仅聚焦案件本身，更要深究经办人员与部门是否存在违法乱纪——这是民意最真切的关切与呼唤。
该案堪称现实版“连续剧”，不仅情节曲折，其细节同样令人不安。此事引发社会关注后，吕先生个人信息疑似泄露，他和妻子的手机遭到多个陌生号码“疯狂轰炸”，其单位领导、岳父的老领导均出面施压，要求他与对方和解。明明是受害者，却成众矢之的。吕先生究竟做错了什么？法治社会岂能让无辜受害之人担惊受怕、如履薄冰？希望法治能为普通人的合法维权撑腰与护航。
此案损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权益，更是公众对法治的信任。纠偏值得肯定，但纠偏背后暴露出的问题，更值得深刻反思。如果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防止“不作为”“乱作为”，如果法律不能及时有效捍卫公民正当权益，那么每一次“反转”都是对权利的刺痛。今天吕先生遭遇的事，明天也可能落到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