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苗 陆遥
见到郑培凯时，这位76岁的文化史家，身着白色唐装，坐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教室里，与30余位同学围坐成一圈，边吃盒饭边交流。
郑培凯说话的音量不高，但中气很足，吐字清晰饱满，直送到每个人耳边。
他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是笔名“程步奎”的诗人、书法艺术家，也是金庸的“看戏第一知己”、李安电影的“文化把关人”，此刻的他更是一位和蔼的文化摆渡人，为年轻后辈们的青春困顿答疑解惑。
从青岛到台北，从纽黑文到香港，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渡口，撑一支长篙，载着文化的薪火，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跨界治学的“文化底气”
每一位和郑培凯深聊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学识渊博、真挚情感，以及无处不在的幽默感。“我家里没有书房，书斋成了书籍的堆填区，功能就完全消失，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写作。”郑培凯用自嘲形容家中的几万册藏书。
藏书多，与他的跨越学术分界的治学史不无关系，郑培凯在明代戏曲、茶文化、陶瓷下西洋、电影的人文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翻译等不同领域著作等身。“我的学术研究，表面上有着‘跳跃性’，内里有其相关的逻辑。”在郑培凯看来，这条逻辑便是要解决内心的知识困惑，要回答心底难以遏抑的求知欲望，想要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知道我活着到底有什么存在意义”。
大学时主修外语，博士阶段求学美国，教师生涯扎根香港，郑培凯为何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这与他的成长之路不无关系。
1948年，郑培凯出生于山东，幼年的他随着父母屡次搬迁，远渡台湾。动荡的时局并未切断家学的脉络，他的父亲写得一手好隶书，珍藏明拓本；母亲是戏迷，常带他出入戏园。褚遂良的书法与京剧的锣鼓点，成为他最早的文化启蒙。
进入高中，郑培凯发掘对文学的喜爱，特别是对西方文学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让他报考了台湾大学外语系。就是在台大，总到外系旁听课程的他，遇上了中文系名师叶嘉莹开设的《诗选》与《杜甫诗》。
“诗词的女儿”叶嘉莹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她的课程让郑培凯流连忘返，让他犹如步入古典诗词的桃花源。
在郑培凯看来，叶嘉莹先生对他最大的影响，不只是在学术的开导，更在为人处世上——从古典诗词中汲取人生智慧，融会贯通，如此面临生命困境时，可以泰然应对。
1970年，郑培凯到美国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之后在耶鲁大学深造，成为著名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景迁的第一位博士生。师生情谊绵长——即便毕业多年后，每年春夏之交郑培凯都会去纽黑文看望史景迁，“之所以选择这个季节，因为他家那个大园子里的花木实在开得漂亮，姹紫嫣红，跟昆曲里描写的‘游园’很像。”师生之约，一直持续到史景迁去世。
这样的经历塑造了郑培凯独特的视野，让他能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又能以中国的底蕴对话世界。
寓教于艺，致力于年轻一辈的传承
在学术交流中，郑培凯总会留出时间与年轻人交流，“文化教育是人格成长的基础。很多年轻人就是等着某一刻，当你点醒了他，他就对中华文化有了感触。”正如当年叶嘉莹先生对他的影响。
为了做好文化教育这件事，郑培凯在香港城市大学创建了中国文化中心。那是在1998年，刚辞去美国教职回到香港的郑培凯，成为该校中国文化中心首创主任。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文化使命。
中国文化中心的课程是全校必修课，学分占所有课业的7%到8%，然而，当时他的诸多同事，特别是理工科老师表示了反对，“他们说浪费学生的时间，学文化都是虚的。”郑培凯模仿起一位朋友的质疑，“你看我在科学界这么有成就，我就没学过文化。”当时郑培凯给了他一个台阶：“你没学过，就让学生学点吧。”心里则满是吐槽：“你如果学点文化，成就会更高。”
这是郑培凯初到香港推行文化教育时遇到的阻力。面对困难，他的话语柔软，但做事硬气，他尽力邀请到不同领域的学者、艺术家来学校为学生讲课。“越是入门，越需要大师。”这是郑培凯的坚持，也是中国文化中心的讲座常常爆满的原因，“这样的讲座与实践，要求实际从事特殊研究工作的专家，像话家常一样，把他们融会贯通的知识，讲解给同学们听，让大家产生兴趣，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是，大学者愿意放下身段，给初学者一个入门的机会。其次，同学要有开阔的胸怀，对自己不熟悉的知识领域有认知的兴趣。两相结合，则文化艺术讲座就能为青年学子打开一扇一扇新知的窗口，看到知识的天穹是多么辽阔，文化修养的乐趣则能如光风霁月，给人带来无限的欢愉。”
当然，作为多领域的大师，郑培凯也把赴各地讲学的时机，作为引导年轻人走进中华优秀文化殿堂的机会。
在香港，他鼓励年轻人找到自己真正乐于探索的领域；在台湾，他与学生们探讨书法与古诗词的审美；在深圳，他与大学生们聊“艺术教育”的一脉相承；在杭州，他与浙大学生聊起苏东坡的坚守。
每次沟通与交流，都是一堂入情入理的传统文化课，郑培凯既是学识渊博的导师，也是可以交心的长辈；他既指出前方的道路，也包容路上的徘徊。他不在云端，而在众生里。
作为浙江大学客座教授，郑培凯每年都会来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10月31日下午刚从香港抵达杭州，郑培凯就来到浙大紫金港校区，为了能多点时间与大家沟通，他谢绝了朋友的晚宴邀请，将盒饭带进教室。
沙龙的氛围轻松自在，心思落到哪儿，话题便轻盈地跃向哪儿：热映电影、看戏喜好、文化审美、自我成长……郑培凯从容接住所有问题，娓娓道来。
沙龙上，话题渐渐聚焦于同学们共同的焦虑：内卷与躺平的撕扯、个人热爱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在当下社会应如何自处……“不管哪个年代的年轻人，似乎都有一种共同的焦虑。”郑培凯用苏轼的故事为同学们开导，“比如苏轼，不止是写词，他自嘲的本领，也是天下第一。”
在郑培凯看来，苏轼的人生经历起伏，却总都宽心度过。“苏轼的人生是豁达的，他这个豁达不是单纯的、呆呆的、天生的，而是他从生命经历当中，从学习和读书当中，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吸取到很优秀的因素，造就了他的人格。”
“苏东坡写过《东坡八首》组诗，写他在黄州的生活，其中序里提到，他被贬到黄州两年了，生活实在凄惨，积蓄都用完了。因朋友马正卿帮忙，才在城东门外面有几十亩废地躬耕自足。第一年收获的麦子很好，他很高兴，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浸润了血泪的。”
郑培凯对于苏轼的解读，疏解了同学们的情绪，也埋下了从历史文化中照应现实的种子，“文化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专业的顶尖艺术家，而在培养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与艺术品味。”在郑培凯看来，文化教育要与青少年成长的文化环境相符合，“从文化传承的具体艺术典范中吸取滋养，才能事半功倍。”
情难自持，为传统戏曲推广打开一扇门
每次到杭州，郑培凯的文化活动都排得满满当当。在沙龙之后的第二天，郑培凯在《经典的诠释与翻译》讲座上侃侃而谈；第三天，他来到浙江日报“紫藤花讲坛”，和浙江京昆艺术中心的演员们进行了一次圆桌漫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围绕昆曲艺术的魅力和《牡丹亭》的情绪表达，相谈甚欢。
推广传统戏曲这件事，郑培凯在香港已经做了几十年。专业的文化讲坛、老艺术家的纪念活动、戏曲研讨会……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这并不容易，香港市民对歌剧、实验剧的接受程度很高，留给传统戏曲需要慢慢品味的空间不算多。
在香港推广昆曲20多年，郑培凯深感社会中有一种“现代化无知的傲慢”，认为昆曲是过时的戏剧演出，又慢又无聊，故事也不接地气。昆曲太老了，教学生干嘛？
这是他在香港高校推广文化教育时面临的类似困境，“我们会赞扬西方有歌剧和芭蕾的艺术传统，认为他们善于保护传统，那么，我们怎么可以漠视昆曲的传承呢？”于是，郑培凯邀请昆曲名家与剧团频繁来港授课、演出，希望通过昆曲向学生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表演艺术有其高雅的一面，并不逊于英国文化和莎士比亚戏剧。
秉承这样的理念，他和香港昆曲研究家古兆申及香港的朋友，邀约了白先勇讨论如何向年轻人推广昆曲，开始策划如何让年轻一代欣赏《牡丹亭》的雅致。
后来的故事，相信许多人都有印象——白先勇联动学术界和表演艺术界精心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红极一时，带动年轻人重新关注昆曲。
为什么是昆曲？这源于1992年郑培凯观看的一次演出。“那场演出来自上海昆剧团和浙江昆剧团，让我感受非常深。在我心目中，我觉得传统中国表演艺术是非常优雅、非常美丽的一种呈现方式，可那是在我模模糊糊的想象当中。”他坦言，观众对传统存在一定的文化隔膜，就连他自己也是，早年写现代派的诗、读现代西洋文学、喜爱现代戏剧。可是真正接触到传统中国戏剧最优秀的表达方式时，他情难自持，“它真的那么美，真的那么优雅，那么能够表达这些人物角色的性格，让我非常感动，我看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
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的演员杨崑曾在2006年受郑培凯邀请，前往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杨崑回忆说：“那时的郑老师，已经将昆曲的种子种在学生们心中，当天大家对我们的讲学反响热烈，我忍不住越讲越投入，超出了原定的时间。”
在郑培凯看来，昆曲是表演艺术，又不只是表演艺术，其中浸润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精粹，融合文学、音乐、舞台表演的审美追求。
他这样看昆曲的地位——“许多人现在研究昆曲，称昆曲为‘百戏之母’，其实并不恰当。昆曲之前有北杂剧、南戏文等剧本与舞台传承，从宋朝开始就普遍存在。昆曲不是中国戏曲的‘母亲’，应该称为‘百戏之模’才对，是表演艺术的巅峰与模范。”
除了昆曲，文学、电影、茶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郑培凯也十分喜爱，并乐于钻研。谈及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郑培凯充满自信：“文化传承需要时间，一代一代继承保护和创新发展。如今，变化是非常显著的，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