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工智能+”行动将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必须深化改革，推动上层建筑与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更好相适应。浙江可以从优势领域入手抢抓机遇、打造高地，同时率先探索改革，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样本。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潘云鹤：
“人工智能+”既是赋能，又是改革
■ 本报记者 周宇晗
日前，《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印发。《意见》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涌现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使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如何理解其对于打造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意义？浙江如何在“人工智能+”行动中抢占先机？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潘云鹤。
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探索迈向价值创造
记者：您很早就意识到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包括您在内的科技工作者推动下，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在您看来，此次发布的《意见》与《规划》之间有怎样的承继关系？对于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有何意义？
潘云鹤：2017年《规划》与2025年《意见》是一脉相承的。对比两份文件，可以看出国家层面有条不紊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从0到1、从1到100的战略构想。
《规划》主要讲的是新一代人工智能为什么很重要，可能会沿着哪些方向发展，会有哪些新的技术形态，以及我国应该如何抢抓机遇、形成自身优势。特别是前瞻性地指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五项关键技术方向（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统）。令人振奋的是，8年来，中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正清晰地沿着这五大方向推进。比如，大数据智能和跨媒体智能催生了各种语言大模型、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则以自主智能系统为基础，并向着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的方向发展；大模型与具体应用的结合，又推动了智能体的出现……并且，经过市场检验，这些技术已经具备了解决一些现实场景中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试验探索迈向应用落地、价值创造。智能化新产品新场景竞相涌现，社会各界应用需求空前强劲。与此同时，仍存在对人工智能赋能作用认识不一致、供需对接不畅、应用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障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从顶层设计上加强战略引导和统筹指导，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
《意见》的出台恰逢其时，而且具有系统性。它指出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六大重点行动。在具体部署中，又将每个领域进一步细分，比如产业领域不但包含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还指出要发展智能原生行业；民生领域包含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等，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覆盖面非常广。
《意见》呈现前沿性。一般政府规划与学科前沿都有一定距离，但《意见》难能可贵地提出了许多前沿性概念。比如，大模型是近几年才高速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今年DeepSeek爆火后，人们才意识到模型的处理能力不是由多少张算卡来决定的，要有新的结构与算法。《意见》已经把“模型基础架构创新”“加快研究更加高效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方法”写进去了。再比如，“智能终端”“智能体”也是新兴的概念。《意见》敏锐感觉到这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提出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到2027年普及率要超过70%，到2030年要超过90%的目标，向相关领域发出强有力的信号。
《意见》强调创新性。从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到工程创新、产品创新，“创新”是“人工智能+”行动的关键词。这要求我们在“人工智能+”布局中，不仅要赶超，还要有自主创新突破。以模型基础架构创新为例，前两年我国的大模型，基本是按照美国的模式走，他们用多少张算卡，我们也想办法做到多少张算卡，最后变成算力的竞争。这种发展方式太简单了。美国的OpenAI试图用一个通用大模型解决所有专业问题，事实证明这是做不到的。于是又在通用大模型上做垂直大模型，但由于数据不够精密，幻觉率很高。因此，我国在模型自主创新上有很大空间。除了探索用更少的算力实现更精密的计算，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开辟一条“由专到通”的发展路径。先针对一个专业领域聚集专业数据，用专业数据训练专业大模型，实现精准生成。这样的多个专业大模型联动起来，便可以形成通用大模型。
“人工智能+”将引发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
记者：《意见》提出，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锚定这一目标，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潘云鹤：《意见》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这说明，“人工智能+”行动不只是一次“1+1”的技术赋能行动，更是一场技术驱动生产力跃迁、从而倒逼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最后将会驱动一场经济社会发展范式的改革。我认为，这一改革的规模或许能与中国改革开放后那次经济改革相媲美。在那次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崛起。而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智能经济日新月异，科技型企业和科技企业家正不断涌现。从浙江创业“新四军”，到“杭州六小龙”，这一趋势在浙江已经非常明显。但是，目前这一改革主要还是自发的。怎样使上层建筑，包括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规划适应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我们当下要迫切考虑的。
首先，在发挥人工智能的“头雁效应”时，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两弹一星”是运用举国体制推进重大科研攻关的成功典范。人工智能技术与“两弹一星”技术都属于国家战略性技术，但其应用存在本质区别。“两弹一星”用于特定领域的威慑；而人工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不但需要被广泛掌握并应用于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其更大价值还在于融入并带动其他技术协同发展。国家层面不但应进一步加大对人工智能科技的总投入，还要通过平台和示范区建设，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和各种企业的积极性，促进人工智能创新与应用场景的泛化与深化，大力培育新型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聚焦核心领域攻坚，完善产业生态，打造创新沃土。
其次，建立起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过去是企业家千方百计找学校、找机构购买科研成果。现在绝大多数AI企业家就是从高校里出来的，生产与科研一线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合适的生产关系，这种联系会产生更多的新质生产力。当前，对大模型的新架构探索往往需要数以亿计的投入，超出现有科研项目的限额，因此这种基础研究“高校做不了、企业不愿做”。需要进一步建立起新的AI科研投入机制，使科学研究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相得益彰。
再者，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不仅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使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充分向“人工智能+”领域涌流，还要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和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环境。
纵观全球，美国的很多企业家自己就是发明家，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埃隆·里夫·马斯克等。今后，随着科技对经济驱动力的增强，我国也将迎来企业家同时也是科学家的时代。在当下，从科研人员转换为产业人员，或者兼具两种身份，面临着很多限制。怎么样打破这些限制，鼓励更多既懂科学也懂产业的人在“人工智能+”等变革中发挥关键作用，需要有关部门作出更大努力。
浙江应抓住优势领域率先探索勇立潮头
记者：浙江不仅将“深化‘人工智能+’行动”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印发了《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您认为，浙江打造“高地”的底气何在？有哪些抓手？
潘云鹤：浙江是数字经济大省、民营经济大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形势大好。截至2024年底，浙江人工智能产业的年产值已超过57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位于全国第一梯队。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这意味着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浙江必须在若干个领域抢占高地，使之达到顶尖水平。我认为浙江当务之急是把“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与自身优势相结合，切实抓好这些要达到顶尖水平的重点领域。
一是构建专业大模型高地。今年以来，浙江凭借DeepSeek震动全球业界，又一度在全球TOP10大模型榜单上占据三席，产生重要影响力。下一步，可以找准优势领域求深求精，在专业大模型上率先探索。例如产业大模型，浙江产业种类丰富、基础深厚，在视觉智能、汽车制造、新材料、机器人、医药、四港联动、文化创意等领域都拥有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强烈的智能化需求；教育大模型，浙江大学已经联合华东6所院校推出了“智海大模型”，各校相互开放课程内容，形成紧密的协同育人机制；医疗大模型，浙江也正在建设医疗领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二是打造智能终端和智能产品的高地。现在，浙江机器人产业发展得不错，但市场尚待扩大。与之相比，智能终端的市场更大，在产业、消费、民生、治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更广泛。除了电脑、手机，各种机床、仪器仪表、家电、医药用品都能变成智能终端。而机器人和智能终端的控制系统是相通的，都有传感系统、通讯系统、计算系统、交互系统、执行系统等，技术上可以通用。浙江可以推动智能终端和智能产品的大开发、大创新。
三是建设平台经济2.0规范健康发展高地。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各种平台的催化剂。平台经济在1.0阶段，主要提供生活服务，比如电子商务、打车服务等；到了2.0阶段，转向技术服务，比如画画、设计、编程、写作等，推动高技术服务业迅猛发展。浙江在平台经济1.0阶段领跑，在2.0阶段要继续走在前列，打造更多为产业发展、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各方面服务的高质量平台。
四是创建“人工智能+”人才高地。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一定是人工智能人才高地。浙江要从源头入手，提升人工智能专业学生的培养水平，尤其是扩大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AI+X）的培养规模。可以考虑把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作为AI人才培养的“工作母机”，招天下英才而培育，同时团结省内其他高校，形成人才培养网络，为经济社会各领域输送“人工智能+”人才。
最后建议，浙江可以率先探索“人工智能+”生产关系改革，围绕数据确权、人机协同、社会分配、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开展试点。浙江是在改革中发展起来的，在“人工智能+”浪潮中，有能力也要有魄力通过改革，构建与人工智能等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实现效率提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为全国提供经验和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