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不仅对促进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丰富了数字时代的产业形态。作为独特的人才资源，数字游民在小城镇和乡村居留，拉动了当地的消费，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呵护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需要从制度、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等维度建立起良好生态。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谈数字游民——
数字时代，如何呵护就业新形态
■ 本报记者 周宇晗 张竞聪
当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社会的深刻转型，正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也冲击着传统的就业形态。其中，数字游民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群体。他们不受工作地点的束缚，通常从事创造性和趣味性工作，能够在全世界自由流动，追求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
数字游民为数字时代的就业拓展了想象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多渠道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如何为数字游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这一群体成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本报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
就业形态的新定义
记者：请您谈谈，数字游民具备什么样的特征？这一群体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赵忠：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数字游民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数字”，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平台来工作，比如视频博主、远程教育、远程咨询、远程编程等，目前主要集中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服务业。二是“游民”，他们居无定所、流动性很强，工作和生活的地理位置是分开的，比如身处乡村可以完成来自城市的工作指令。除此之外，数字游民往往热爱旅行，倾向于探索不同的人文环境，对世界保持旺盛的好奇心；比较自律，在工作上能自我监督；自理能力强，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
数字游民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时代对就业形态的重新定义。首先，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了数字产业发展，带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人们以数字为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深度变革引发了雇佣关系的转变。在劳动力的需求侧，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不断涌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对劳动力技能提出了新要求。在供给侧，各种数字化生产工具打破了许多就业岗位对时空的限制，使线上化、灵活化、零工化的劳动就业模式成为可能。第三，当代年轻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更加多元化，更追求精神的富足和生活的品质。部分人群厌倦了大城市的“内卷”，每天通勤要花很多时间，生活成本高、买房定居不易，因此把工作转移到线上，到喜欢的地方去生活，借助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收入与生活成本差异，丰富人生体验。
记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英国的学者已经提出了“数字游民”的概念，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根据您的观察，中国的数字游民发展趋势如何，与西方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赵忠：中西方的数字游民有共同特征，如个体流动性强、工作方式高度灵活、追求工作与休闲的动态平衡等。但也有不同之处，这主要源于中西方迥异的文化背景。西方服务业发展早，很早就有自由职业文化，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劳动群体，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和雇佣关系，但进行的是远程工作。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中，稳定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安全感和保障。
近年来在线办公、视频会议、平台直播等新技术更加普及，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理念。数字游民“边工作边旅行、边学习边交友”的美好愿景，对年轻一代有很强的吸引力。2022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智联招聘专门就数字时代的雇佣关系展开调研，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数字游民数量会显著增加。一方面，中国的市场需求大，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发展迅猛，新增就业机会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风土人情不同，可以满足数字游民对旅居的需求。在欧洲，由于许多国家国土面积小，数字游民往往需要跨国流动，这会涉及工作签证、居留证等问题。而中国的数字游民目前主要是在国内的不同地区流动，更加方便。
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记者：在您看来，数字游民的壮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
赵忠：数字游民作为一种新就业形态，首先对促进数字时代的高质量充分就业特别是青年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数字游民，需要有创意、有想法，且掌握互联网相关技能。这要求从业者持续学习行业前沿知识和最新技术，以便及时调整工作策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长远来看，这能使从业者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岗位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支持从业者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专业技能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有利于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工作时间相对自主，能够兼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保障生活质量，这也是就业“高质量”的一个方面。
第二，数字游民丰富了数字时代的产业形态。数字游民群体的壮大与技术进步是强相关的。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标准化生产不同，数字游民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多元化、定制化的，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对于强调人文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如视频、动画、游戏等，从业者体验越丰富的人文景观，越有可能提升生产力和产品质量。此外，越来越多来自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的从业者也积极加入数字游民的行业。
第三，数字游民社区的形成，还可以拉动当地消费。数字游民平均收入水平较高，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与体验追求，可以提振当地的文旅、餐饮、住宿、租赁、体育等多领域消费。
第四，数字游民是一种独特的人才资源，在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把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优良、生活成本低的县城和乡村作为“栖息地”。他们的理想、见识、资金、技术给当地产业发展和经营带来新机遇。比如，浙江省安吉县打造了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不仅使乡村闲置资源重新运转起来，还带动了乡村建设，落地了60多个新经济项目，形成“乡村+科技+文化”的复合业态。福建省屏南县策划推出“数字游民生活周”，在14天里开展120多场人文艺术、科学技术、手工技艺、乡野漫步等活动，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宣传了当地文化，推动了古村活化与文旅升温。
共建共享的新生态
记者：当前，数字游民发展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呵护数字游民群体的健康发展？
赵忠：劳动关系不明确会导致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不健全，这是数字游民，或者说所有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劳动者面临的共同难题。比如部分数字游民需要自己全额承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还不能自己缴纳。另外，“自由”与“高收入”背后，是对个人能力、资源和抗风险能力的高要求。由于工作机会不稳定、专业技能迭代快，他们普遍面临收入不稳定问题。
流动性强，也对日常生活和工作提出了挑战。比如生活方面，房东能不能接受短租？社保能不能“随人走”，跨区域报销？子女的户口和教育问题怎么解决？工作方面，数字游民高度依赖网络，旅居地能不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网络基础设施，技术设备出现问题后方不方便修理？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除此之外，数字游民还面临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危机。当一个人的居留地点频繁更换，他的社会关系将面临持续的解构与重建。数字游民容易陷入“永恒的异乡人”状态：既无法融入当地社群，又与原本的社交网络逐渐脱节。这可能导致个体的孤独与焦虑。
数字游民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良好生态的构建。这个生态，我理解是三方面的。
一是制度的生态。必须以更具前瞻性的眼光，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体系。在劳动关系界定上，探索更适用于灵活就业者的新标准，注意避免“数字过劳”等现象；在社会保障体制上，持续破解跨地域、多平台、间歇性工作者参保续保难题；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款和行政法规，切实保护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二是实体的生态。小城市、县城和乡村要想把数字游民吸引过来，必须打造宜居宜业的环境。在呵护好生态和人文底蕴的同时，加快完善交通、邮电、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对新经济、新业态更加包容，引导其与当地的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为数字游民提供创新创业的空间。许多数字游民在同一个地方停留久了，已经从“游民”转变成“常住民”。要更好地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既要正确处理他们与原住民的关系，引导原住民包容、欢迎他们一起建设家园，也要切实满足他们在安居、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
三是虚拟的生态。数字游民游走于网络和现实之间，仅靠现实组织无法实现全面有效的治理。可以建立更多线上社群和虚拟社区，为分布在不同地区的数字游民提供交流、互动、探讨的空间。一方面，打造信息发布和技能培训、文化交流的平台。另一方面，为情感的维系提供纽带，使相同生活方式的人集聚起来，缓解孤独感。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数字经济大省、文化大省，对包括数字游民在内的各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天然的吸引力。据我了解，浙江很多地方，比如湖州、丽水等，已经有了数字游民社区的出现。未来，可以进一步把数字游民社区的打造作为沟通线上线下、实现健康发展的抓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定一个目标：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在现代技术进步下，充满激情、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向上向好机遇的发展空间，而不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在这一目标下，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协同，不断优化社区的治理框架，为数字游民提供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服务，如项目引育、技能培训、公共服务等，推动个人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